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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粲摆手摇头，说：“卿等尚以裴该为晋之纯臣么？我早便说过，彼归晋主而留台关中，是欲自王也。”
司隶校尉乔智明道：“其唯如此，方才可虑。倘若裴该拥晋主于长安，急受我攻，祖逖未必往救，而必请迁晋主，避之于洛。而今晋主还洛尚不足一岁，岂有还归长安之理啊？则若洛阳悬危，裴该必不肯袖手旁观。晋已下诏，使讨司马保，则司马邺败，裴该不能在关中复立司马保，司马家余人，声望也皆不足，彼又岂肯失此大义旗帜，而成为天下之共敌呢？”
刘粲垂首不语。
刘骥续道：“臣弟以为，与其攻洛阳，不如试取关中。如攻洛阳，须请赵公发兵兖州，作为策应，但闻冀州大蝗，赵公未必便肯发兵，则是我独当南军，胜算渺茫。若攻关中，则可使雍王南下，以击其侧……”
刘粲问道：“若祖逖往援，又如何？”
刘骥答道：“可命赵公佯渡河，以牵制祖逖。今晋主在洛阳，祖逖又岂肯虚其都而率主力西救啊？若攻洛阳，则如臣弟此前所言，裴该断无不救之理了。”
太师刘景也说：“今国家精锐，皆在平阳，河东、河内则坞堡纵横，多晋人世家，只是暂且羁縻而已。则若攻洛阳，必由河东、河内，路途遥远，倘若彼等晋豪骤起异心，恐怕会断我运道。而若攻关中，自平阳西向二百里即可渡河，途程既近且安……”
大司徒刘励趁机插嘴，说：“今岁料是平年，然臣预先计点，秋后所得未必丰盈，恐怕难支大军久征于外。是以臣赞同太师所言，与其远向河南，不如近向关中。”
乔智明道：“晋主前有诏，讨伐司马保，则今岁秋后，裴该或将西征秦州……”刘粲微微颔首，乔智明得此鼓励，就放心大胆地一口气说下去：“若彼不征秦州，则司马保将再断陇道，我若西渡，即凉州张氏也不能往救，敌势必蹙；若其往征秦州，我正好趁机攻取冯翊，冯翊下，一马平川，可抵长安。”
刘粲沉吟道：“我本意攻洛阳，是欲召石勒率师来合，然而大将军所言甚是，冀州大蝗，石勒或不肯来……”说着话，似有意似无意地从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然若攻长安，难道刘曜以丧败之师，便敢奉命夹击么？”
乔智明笑道：“臣有一言，或有冒犯，殿下勿罪。”
刘粲道你放心大胆地说吧，我不怪罪。
乔智明便道：“殿下此前因势所迫，封其雍王，则关中土地，本为雍王所有。今若殿下率师西渡，所得冯翊乃至长安，难道会拱手让与雍王不成么？他若肯来相合，尚有可说，若不肯来，正好罢雍王之封。如此情势，雍王也必然明白，是不肯按兵作壁上观的。”
太保朱纪也建议：“臣意可诏楼烦公（刘虎）南下，与雍王相合，先击冯翊，而我趁势渡河西进……”
刘粲在经过仔细考虑过后，最终还是接受了刘骥等人的建议，于是才刚入秋就开始核算收获，分派物资，调动兵马，打算渡河西进了。就此才有了彭夫护的侵扰安定，和刘虎的南下冯翊。
然而双方的配合极其糟糕，一直要等彭夫护和刘虎全都撤了，刘粲才姗姗来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正如裴该所说：“百足之虫，不死也僵。”
第五十二章 虚兵
平阳胡汉政权的基本架构，基本上照抄晋制，并在其外又建单于台，以统驭氐、羌等所谓“六夷”——屠各本族乃至匈奴，不算为夷，是归大司徒而非大单于管辖的。如此两套制度，虽然貌似圆融，且主从有序，但实际运作起来，仍然诸多磕绊。
首先屠各、匈奴，虽然多数汉化，终究也有不少仍然游牧，且与旧晋人世豪之间矛盾重重，想用同一套班子总体管理起来，难度相当之大，起码无论刘聪还是刘粲，都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耐心——倘若刘渊尚在，或许情况会略好一些。
其次氐、羌等六夷，如今其势大削，余者与平阳政权尤其是刘粲，亦多不相得了。
胡汉政权的民族架构，是以屠各为核心、匈奴五部为股肱，外抚晋、夷。也就是说，刘渊之所以能够壮大，首先是以屠各而御匈奴，继而与氐、羌等六夷，以及部分晋人世豪达成和解，结成同盟，如此才可僭号称尊、雄距一方。刘渊在时，初命刘聪为大单于，统驭六夷，刘聪继位后，改任刘乂，又改刘粲——这三任大单于当中，其实以前皇太弟刘乂最得氐、羌的拥戴。
缘由也很简单，因为刘乂父屠各而母氐人，而且其母族在六夷尤其是司隶、并州的各部氐人之中，权势和威望向来称尊。
刘渊第一任皇后乃是呼延氏，呼延为匈奴贵姓，此乃屠各与匈奴之间的政治联姻——其太子刘和，便是呼延后所生之子。呼延后去世后，刘渊晋封侧妃单氏为后，单氏先有一子，就是刘乂。
单后之父名叫单征，本是上郡氐酋，势力颇大——不弱于如今的虚除权渠——他在永嘉二年正式背晋而东渡臣从于刘渊，也是在这同一年，呼延后崩，单氏继立为后——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别有蹊跷，外人便不得而知了。
等到刘渊薨逝，刘和继位，欲图诛杀诸弟，刘聪起而相搏，就是靠着他当时大单于的头衔，得六夷之助，才能顺利击杀刘和的。但在政变成功后，刘聪却假模假式地推让帝位，欲尊其弟刘乂，缘由何在？一则刘乂虽幼，却是单氏所生的嫡子，而刘聪本张夫人所生庶子，尊卑有别；二则刘乂作为单征的外孙，虽然还未成年，却在六夷中威望很高，因此刘聪才不敢遽然跃居其上。
刘乂当时尚未成年，因此固让不受，刘聪遂得以践祚，尊单氏为皇太后，封刘乂为皇太弟，并任为大单于、大司徒。然而其后不久，刘聪便将大单于之位又转授其子刘粲，甚至于更进刘粲为相国，将汉、夷之政一以委之——刘乂、刘粲之失和，便自此始。
——还有一种说法，刘聪实烝单后，刘乂多次劝说单后自重，导致单后郁郁而终，刘聪和刘乂的兄弟感情才就此走向终结。
在原本历史上，刘粲多次通过靳准、王沈等奸人，恳请刘聪废刘乂而立自己为皇太子，遭到刘聪的拒绝。于是靳准等人设阴谋、下圈套，诬陷刘乂谋反，先杀其亲近大臣和东宫官属数十名，再废刘乂为北部王，最终将之谋害，并杀依附刘乂的平阳士众五千余人——其中泰半都是氐、羌酋长，由是“氏羌叛者十余万落”，几乎占到了六夷的一半儿……
而在这条时间线上，刘乂倒是先因情势所迫，与刘曜合谋，打算“清君侧”，杀靳准、王沈，结果被刘粲挫败，提前顺理成章地丢掉了皇太弟的宝座，遭到幽禁。刘粲等国内政局略微稳定一些以后，也便本着斩草除根之意，跟原本历史上一样，除去了刘乂，并杀其诸妻妾、子女。历史按其惯性发展，氐、羌多叛。
原本历史上，刘粲命靳准讨平了作乱的六夷，但在这条时间线上，因为北方太原郡已为石虎所得，故此叛羌、叛氐多数北逃，去依附了石虎。刘粲诏命石虎交人，石虎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我都吃下去了，你还硬要我吐出来，世间哪有如此美事啊？
就此平阳政权可以实际控制的夷部几乎少了一半儿，剩下的也大多阳奉阴为，暗中阻挠刘粲施政。由此刘粲想要聚集兵马、物资，发动对关中的进袭，命令是下了，实际运作起来却阻力重重，导致迁延日久，这才没能赶上彭夫护、刘虎的进侵步伐……
裴该对于敌国内部的这种政治态势，是深有认知的——一则来自于裴诜等特务的探查，一则也来自于后世的见识。在原本历史上，胡汉之衰，最终导致刘粲为靳准所弑，其根由便可上溯到这场夷部大叛乱，而历史虽然已经很大程度被改变了，只要你刘粲在登基之前敢杀刘乂，想来结局也必然大同小异吧。
再加上河东的晋人世豪又以薛氏为首，早就与裴该暗通款曲了——刘粲打算秋后动兵的消息，最早就是薛涛遣人密报的。晋人豪门多数并没有得到出兵从征的旨令，但平阳想要发动大规模对外侵攻，是肯定会要他们出伕、献粮的，那么只须拖延这么几天，关中晋军就方便预作防范啦。
故此裴该才会说，平阳这条百足之虫，其运作机制其实已经彻底僵化了，不足为虑。
根据哨探来报，屠各和匈奴五部的兵马，正在陆续向采桑津方向集结，这倒并不出乎裴该、陶侃的预料之外。
冯翊郡与平阳政权相邻，黄河之上，有多处传统渡口，比方说蒲坂、郃阳和夏阳，河西岸皆为平原，方便涉渡。但这三处因为是传统的农业区，所以都有大城镇守，并在驱逐刘曜后，陶侃也围绕着渡口设置了多处堡垒，防御态势对晋军绝对有利。
由夏阳渡向北一百八十里地，别有采桑津，彼处河道狭窄，导致水流湍急，两岸皆山，其实并不适合大军涉渡。然而那里就已经出了冯翊郡界了，更在晋军的实际掌控范围之外，刘粲大可以花费较长时间来安安稳稳地渡过大军。而若晋军北出，欲图遏阻，甚至于击之半渡，则距离核心区域将会非常遥远，加之道路险狭，本身的运道也难保通畅。
故而裴该和陶侃原本就料算着，刘粲有可能会从采桑津西渡，且召刘曜来合，并力南侵。只是没想到刘曜先派刘虎来过了，估计刘虎这一趟，把高奴的存粮也吃得七七八八，则刘曜是否还敢来，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啦。
倘若刘曜敢率新败而士气低落、粮秣也无继的高奴之兵，真跑去跟刘粲会合，说不定刘粲当场就把这支兵马给吞并了，刘曜也很可能沦为阶下囚徒。
然而胡军若从采桑津西渡，因为地形所限，是不可能沿着黄河西岸直接南下的，必须先迂回到梁山以西，经上洛水河谷南下——基本上就是刘虎最后战败的那条道儿，也是陶侃谋划前进筑堡的东路。这一趟大迂回不少于五百里地，才可能接近粟邑，除非可以一鼓而下粟邑，否则考虑粮运问题，大军最多停留十日，就被迫要铩羽而归。
由此推断，刘粲不可能从比采桑津更远的渡口过河，也不可能绕得比粟邑更远，去打北地乃至于安定。甚至于，他就不可能派出超过五千的兵马走采桑津、粟邑这条道儿！
除非能够得到高奴的刘曜，源源不断供应粮草，但那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刘曜九成拿不出来，而即便粮秣充足，也有八成不肯给。
所以胡军走采桑津的可能性是有，但是不高，更大可能性还是要落在南方三处渡口。裴该由此便问陶侃：“这会不会是声东击西之计哪？”
对于防范胡军西渡，陶侃早就拿出多道方略，禀报过裴该了，但因应情势的变化，不得不当面再详细分析一回。于是他手按地图，对裴该说：
“倘若刘粲大军自采桑津渡，乃可北召刘曜、刘虎，并取其存粮，谋图速克粟邑。一旦粟邑下，胡军即可入平，夺我乡野间新谷，可以长久维持。且由粟邑东出，可多道攻我夏阳、郃阳，乃至蒲坂之渡，只要打通渡口，再自河东输粮，不为难也。
“然而刘虎新败，刘曜也无力再战……”刘曜是派刘述率一千兵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