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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随着近年来的大规模南货北输，那些民间储备也渐渐要达到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一旦遭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或许还要求助于外。
而中原之地潜力还在，所差最多就是百废待兴的起步资金，如果还需要频繁的外部输血才能维持经营，本身已经失掉了收复其地的最大意义。
因此，就算没有台中的打压，沈哲子也不打算继续大力抽取江东元气。虽然未来他的基本盘会挪到中原，但江东若是亏空过甚，也不符合长远的利益。
任何的统治结构，都是层层向下铺开，统治者一个念头经过层层放大后，真到底层落实的时候，往往会面目全非。管理构架越臃肿，这种扭曲变形就会越明显。
沈哲子同样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天下人不是他的应声虫，有的事情不是他想停就停。就算他自己心里有这样一个尺度，但并非人人都能站在他的立场去看待得失。
维持很久的路线，如果突然顿足，不独会民怨沸腾，甚至就连都督府本身构架都会出现动荡。要知道在他的都督府中就有很多属官背后的家族都在以此生利，维持了多年的政策突然改道，这会让很多人都不适应，甚至因此积弊丛生，从内部崩溃。
从这方面而言，沈哲子还要感谢台中今年对贾事的大力打压，双方这种政治上的对抗给过于繁荣、已经超出生产力水平的商事踩了一道紧急刹车。见效显著的同时，也让沈哲子避免了许多道义上的指摘。
由此看来，有底线的对抗未必是坏事，若真的内外沆瀣一气，执政者的声音很容易被民潮所裹挟，不能保证一个稳健的步伐与节奏。
但很多时候，对抗往往是没有底线的，理念上的斗争再牵扯上利益上的矛盾，很容易演变成道德上的指摘乃至于人身上的伤害。
所以尽管作为淮南首府的寿春由于来往人员变少使得管理压力降低，但是防卫力量却增加许多，镇守鸿沟的毛宝所部抽调回五千兵力，用于增强寿春的守卫力量。而原本留在北地休养的胜武军也撤回了淮南，直接负责沈哲子并淮南一众重要属官的人身保护。
甚至就连山遐这个执掌淮南法令过于严苛而不得人心的酷吏，出入之间也都有两百多人随身保护。
当然山遐置于危险境地，这一次也真的是为沈哲子这个大都督背了锅。其人提出一条政令，使得整个都督府上下官员们无不对其怨目以望，那就是官员申报财产。
官员申报财产，这并不是后世人治腐治贪的独创，这种行为或许不是什么常规制度，但很多时候官员或是出于自身的道德要求、或是出于政治上的权衡，也是不乏此类举动。像是最著名的蜀相诸葛亮，便在给蜀后主刘禅的奏书中清清楚楚列明了自己的家产。
中朝以降，包括东晋其实都有几项对官员私产做出约束的诏令，虽然执行力包括收效都堪忧，但由此可见这也并不是一个禁忌话题。
江东中兴，为了稳定人心，吏治上多以宽宏为主，所谓网漏吞舟，对官员的约束可谓宽松到了极点。庾亮包括后继的褚翜，也都因施政过苛而名声不算太好。沈家包括沈哲子在内，都是这种风气的受惠者，最起码在表面上难做指摘。
此前淮南在吏治上，尤其在贪腐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规令设置，尤其是大量临时设置的职任，充斥着一种在位则仕、去位则商的现象。
这既是时代的局限性，也不乏沈哲子的有意纵容，此前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快且多的对这个时代的人力、物力施加以足够影响，筹措出足够北伐的资本。
如果他遵循于常规手段，力争上游之后大力整顿吏治，加强中枢集权、集财能力，且不说江东政局会不会乱，等到积攒出足够实力时再北伐，最起码是赶不上石勒身死、羯国政权动荡这一北伐的黄金时机。
一切的因急就缓，在于权衡，况且沈哲子本身就不是一个私德洁癖的孤高圣人，一切手段在于务实。当他将北伐作为第一要务时，摆在面前的难题就是第一要权、第二要钱，一切行为围绕这两个中心。
眼下北伐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短期内也很难再负荷更高强度的征讨，首要任务自然变成了消化与整合。而且他恰好又成为承制拜授的真正强权方伯，能够将都督府许多因于便宜的构架转作正式的制度，借着这个机会，自然要对内部进行一个大力的整顿。
原本的沈哲子，作为征虏将军、豫州刺史，甚至就连淮南都督府的属官配额都保留下来，但即便如此，府下属官真正具有品秩的还不足百人。其他大量的属官，其实是作为吏首这种临时委任而参与管理。
承制拜授之后，沈哲子才是真正的军政独揽，可以不经台令，直接委任地方官员。广及四州、甚至连徐州、青州等地也已经半握手中，当中又能产生多少拥有正式品秩的官位？
所以尽管眼下沈哲子在政局上处境微妙，但权势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淮南虽然商贾稀少，但是前来求进的时人却是激增。
对这些人而言，只要不成为都督府最高层的官员，也就不存在什么站位问题，就算权斗最终沈氏落败，台中为了稳定江北数州局面，也不可能对都督府任命的官员进行一刀切，此刻正是求取一个出身的良机！
往年他困于没有人才选择，可是现在却是供大于求，都督府自身培养系统也已经有了不弱的基础，收复地的乡宗门户，江东大量渴进南北时流，俱都蜂拥而来。
面对这种局面，沈哲子自然要问他们一句，要前程还是要利益！
如果没有山遐这样一个招人恨的存在，这时候沈哲子只能亲自操刀而上，这种事情交给杜赫去处理都不太合适，极容易形成盘结的派系。
所以从江东归镇后，沈哲子便即刻召见山遐，将自己的设想稍作吐露。
山遐本身就是一个刻薄孤厉性格，早就看不惯沈哲子那种宽容到纵容的作风，可谓是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一俟接受到沈哲子的暗示，返回官署即刻伏案疾书，很快一篇令人咬牙切齿的《告群僚书》便新鲜出炉。
第1062章 清慎勤简
山遐这一篇《告群僚书》，文法精简，条理清晰，可见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许多规令揣摩日久。其核心观点，主要就在于四个字：清、慎、勤、简。
所谓的清，核心自然是清廉，其中就包括令上下官员们深感痛恶的财产申报。在这方面，山遐较之沈哲子还要激进得多，不独对各个品秩官员的财产有着极为明确的要求，而且还建议针对两百石以上官员各设监吏监察，循吏每季巡察，官员百钱以上收支据册报备，直系三代血亲每年报备。
单单看到这一点，沈哲子便不得不感慨真不能小看人的智商，这样一份规定不独能够监视不动产的消涨，连资金流都不放过，甚至还包括对裙带关系的打压，已经是相当系统的反腐规令。
可问题是，怎么执行？按照山遐的这些政令，未来所需要的监察人员将是官员的数倍之多，就算有这么多人力可用，这些人难道不用吃喝俸禄？就算因此节省出来的财政开支，能不能够达到收支平衡？
甚至根本不用考虑那些监吏本身会否出现腐败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知道在后世哪怕有着大数据的支持，如此庞杂的信息处理都很难做到高效运转，更不要说当下纯靠人力的技术。
山遐大概也意识到他这一构想过于理论化，有些不切实际，看到大都督脸色不慎好看，旋即便提出备选的举报制度，上下检举，民间检举，血亲检举等等。
听到山遐的讲述，沈哲子脸色又变得更加难看。的确举报是一个能够大幅度削减行政开支的手段，但如果滥用，又会造成一个负面效果，那就是信任丧失、人伦淡薄乃至于冤假错案频生。
试想谁愿意活在一个周围都是监视目光的环境中？小到门户之内，若是亲人见疑，都是破家的征兆。这种高压政策，一旦操之过急、执之过甚，必然会造成整个社会伦理基础的坍塌，尺度必须要进行严格的把控。
所以在几经权衡之后，沈哲子对山遐所提出的几条政策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削弱，他作为一个执掌全局者，势必不能追求一个单一的效果，还必须要考虑到整体的平稳性。
首先是在官员财产方面，不作过于明确的限制，如果按照山遐的要求严格执行，他们沈家别想有一人出仕。官员本身财产不作限制，春秋两季各作一报，但是对于隐匿的行为，则进行严厉的打击，并且在这方面开放民间举报途径，查实必究。
而民间举报，也有着相当明确的限制，那就是非官员同籍乡人举报则不受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能限制住官员乡望积累，尤其遏止住职任乡籍的官员经营乡土势力。
当然沈哲子也不觉得他所制定的制度就无懈可击，毕竟能做官的人在智力上肯定是有底限的，用几条死板的条令约束住千千万万聪明人，想想也不现实。关键还在一点，他年轻，有调整的机会。
慎则就是谨慎，在这方面，山遐倒是发挥出宽以待己、严以律人的风格，他本身便是执法苛猛，但却看不惯别的官员滥用职权。刑名之学，刑之外还在于名，名正物定，循名实而定是非，对于官员的职事范围，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如此才能审辨其人功过是非。
这方面，又牵涉到一个整体官制的改革，沈哲子眼下倒是还做不到，但也希望能够提前将概念传递出去以作铺垫。所以关于山遐所提出的这一条，倒是并没有更改太多，只是批示待论。
勤就是勤政了，这也是官员的一项基本素质。好逸恶劳人之天性，光领工资不办事在任何时代都说不过去。
尤其江东宽松吏治更给这种怠工提供了优良的土壤，别的不说，单单沈哲子的老爹沈充徒负三公之名，始终游离台城之外，就事实以论，这实在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行为。话说回来，沈充若真变得勤勉，台辅们也受不了，但又不能不挂给一个虚职以示羁縻。
不过淮南在这方面倒是不错，本身就事务繁多，早前山遐主要的任务便是抓考勤，甚至就连沈哲子几次怠工都被堵在都督府里一顿训告，弄得他下不来台，为了表示自己的开明又不得不忍耐下来，转回头再腹诽这家伙实在不识相。
在这一项，山遐主要是提出了更多的考勤手段并增加了责罚。他虽然也想将官员的执行力也纳入监察范围内，但如此一来，监察的方面权力就太大了，所以对于官员政务方面称职与否，沈哲子还是保留下来留给杜赫这个长史并功曹从事裁断。
简就是简洁，避免冗事拖延不决，一件简单的事情各方踢皮球的久久不决，这也让人受不了。尤其是在都督府这样一个仍然还在快速发展的组织中，这造成的后果简直比贪腐、滥权还要严重得多。
在这方面，山遐倒是提出了一个构想，那就是主官责任制。一旦出现此类的情况，首先问责主官而不追究具体的僚佐，如果事涉多个机构，则直接追责所有事涉官署最上层的统领主官。
看到这一条，沈哲子便忍不住笑起来，这一条目虽然看起来是问责主官，但反过头来却是督促主官执权而不分授，从另一方面加强主官的权威。
如此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