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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说：“陛下取得天下靠的是这批功臣，而现在封赏的却大都是亲戚朋友，将领们怕封赏轮不到自己头上。还有，陛下平定天下剪除的都是平常怨恨的人，现在还没得到封赏的人当中，哪个敢保证平时没有一点过失，因此他们是怕陛下乘机处罚打击他们。”
刘邦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天下初定，功臣良将无论如何是需要的。于是忙问张良怎么办才好。
张良问刘邦：“这些人中有没有陛下平时最憎恨、最不喜欢的？”
刘邦说：“有。雍齿仗着和我同乡，曾经多次跟我过不去，我早就想杀掉他。可是因为他立功多，所以一直不忍心下手。”
这里所谓“功多”、所谓“不忍心”其实都是说给人听的。韩信不是功盖天下，照样被杀掉了吗。
刘邦深知，此时最要紧的是安定人心，于是这一念之间，雍齿就彻底改变了命运。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当天设酒摆宴，封雍齿为二千五百户汁方侯。
群臣得知雍齿受封的消息，都很高兴，他们说：“连雍齿都有资格封侯，这封赏还怕轮不到我们吗？”
于是，一场即将发生的骚乱，以雍齿的受封为界，在一夜之间就平息了。主意显然是张良出的，可实际操作者仍然是刘邦。利用封赏最不喜欢的人稳定臣心，收买人心，刘邦做得出色到家了。
其七就是要懂得取舍之道。皇权社会就是一大盘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盘上的卒马炮车。帝王本人连棋盘上最重要的老帅也不想做，而宁做可以任意调兵遣将的下棋人。既然是下棋，那么为大利益牺牲个把小利益是常见的事。
明成祖永乐年间，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势大。镇守贵州的都督马烨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刺激当地的少数民族造反，以便抓住口实，彻底废除土司制度，代之以中央选派的“流官”。
其中采取的最极端做法是把前任土司头目的妻子奢香脱光衣服鞭打。这一下，当地少数民族果然愤怒异常，打算起兵反叛。但被现任土司头目坚决制止了。他亲自进京上访，状告马烨。
永乐帝自然对此事洞若观火，他明白马烨完全是为了明王朝利益，又清楚此时正是提出交换条件的好时机，于是召宣受辱遭打的奢香进京。
永乐帝问奢香说：“马烨辱打你是错误的，我现在为你除掉他，你准备怎样报答我？”
奢香叩头说：“我保证世世代代不犯上作乱。”
永乐帝微微一笑，说：“不犯上作乱是你们的本分，怎么能说是报答呢？”
奢香万般无奈，答应为明王朝从贵州东北部开一条通往四川的山路，以供驿使往来。
奢香答应的这一条件无疑是永乐帝极其欢迎的。官府有路可通，铁鞭可及少数民族地区，那他们自然不敢再造反。
永乐帝也实践诺言，随即召回马烨，将其斩首。这马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明王朝的利益，但他所做的一切却又成了最后被杀的罪状。
事后永乐皇帝也说过：“我也知道马烨对朝廷忠心耿耿，但是我如果顾惜他，就没办法安定贵州这块地方了。”
话说到这份上，即使被杀的马烨在场也不会再有什么话说的。
其八就是要懂得驭下之道。人是永不满足的动物，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虽居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之位，却也不免常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对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严，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雍正皇帝刺探监督臣僚，不仅限于公务，就连私生活他也不曾放过。据载，某大臣退朝后邀了几个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玩几圈麻将牌，玩着玩着忽然发觉牌少了一张，无奈只好就此罢手。第二天上朝时，雍正问某大臣，晚上常常以何为乐，大臣以实相对。雍正笑笑，夸赞对方是个老实人。然后把昨天晚上他们玩丢的那张牌拿给他看。皇帝对手下大臣监视掌握到如此精细的程度，那手下大臣有什么不恭不敬的歪邪招数能逃得过皇上的耳目。利用臣僚互相刺探、互相监督，皇帝可以明察秋毫、坐收渔利。
其九便是要懂得以他排他。皇上操纵大臣彼此互相刺探、互相监督，说到底是为防患于未然，不利事件一旦发现苗头，对皇帝来说，就是要当机立断，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消灭的办法也有种种，以他排他、相抵相消即其一。也就是说，用一个去削弱另一个。
比如历史上大唐大历年间，宦官气焰十分嚣张，代宗利用宰相元载的力量诛杀了宦官鱼朝恩，收回了宦官霸占的权力。但此后元载的权势却因此得到扩张，有一件小事即可看出元载权势之大。
元载势力如此之大，这是代宗绝难允许的。代宗起初还单独召见他，希望能既保住这位“功臣”，又使之悔过自新。但后来见元载一意孤行，不思悔改，就决定搬掉这块绊脚石。代宗对付元载的办法，先是任用不依附元载的大臣。而元载也非等闲之辈，他则多派亲信，于内外广泛搜集刺探代宗的情报。代宗信任将军李泌，元载就诬陷李泌是鱼朝恩的余党。
代宗为不过早刺激元载，忍痛把李泌派往江西观察使魏少游处任参佐，并约定：“朕决意除载，当有信报卿，可束装来。”
大历六年，成都司录李少良上奏揭发元载“奸赃阴事”，代宗准备就此下手除掉元载。不料李少良走漏了风声，元载抢先诬告李少良，代宗从大局考虑，宣布李少良“凶除比周，离间君臣”，将李少良处死，暂时稳住了元载。
大历十二年，代宗又收到一封状告元载“图为不轨”的密奏，代宗借此命令将军吴凑趁元载来政事堂议政的机会，当场将元载逮捕，并“赐载自尽”。
从代宗和元载斗法的前前后后看，代宗先是利用元载扫荡了宦官，然后又设法除掉了元载。常言说，官场就是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不管是宦官还是元载，哪一方都不会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而胜利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代宗。代宗就是利用以他排他，达到相抵相消的目的。
最后就是分职弱权，皇帝对臣下的分职弱权，成功者莫过于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做文章。像丞相一职，位极人臣，他既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又可能对皇室构成重大威胁。
西汉初期的丞相甚至可以驳回皇帝的诏旨。到汉武帝时，中央设尚令分去了过去丞相拆读天子奏章的权力。以后，皇帝又提高太尉、御史大夫的地位，使之与丞相平起平坐，并把三者先后更名为司徒、司马和司空，变一相为三相，从而彻底改变了丞相掌管天下一切的局面。
东汉光武帝宠信尚书令侯霸，把原来由丞相掌管的政务移交给尚书台。
曹魏时期，朝廷又设中书监掌管机密政务，尚，评议尚书奏事的权力也移交给中台的权力又受到限制。
南北朝时，皇帝命过去专管皇帝家庭杂务的侍中、黄门侍郎参预平议尚书奏事，以削减中书监的权势。
到隋代，朝廷设立殿内省，包揽皇帝内务的一切工作，而门下省则成为参预政事的封驳机关。至此，丞相与尚书的权势被削弱，中央各机构都成了围绕皇帝旋转的大小秘组织大体上是服务性的，它从根本上就不具有动摇皇帝威权的能力。
从机构设置上分职削权，这是皇帝处理自己与臣下关系中最具特色、最为实用且奏效的一种办法。
杜睿虽然一直都在限制皇权，但是却也要保住皇权，不能让皇权旁落，因为皇权一旦旁落，必然会有人生出窥伺之心，到时候可就天下大乱了。
杜睿之所以不遗余力的教导李贤如何去做一个好皇帝，就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虽然都说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可是如果为了稳定，将天下的尊荣落在一家一姓的身上，也未尝不可。
杜睿希望李贤能够做好，坐稳这个皇帝，所以才手把手的教导，生怕李贤被什么人影响了，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自嬴政首创“皇帝”以来，华夏历史上出现过数以百计的皇帝。这些皇帝，有的有作为，有的贪暴，有的平庸，有的亡国。总之，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让人们记住。
杜睿最不希望李贤成为后世大明王朝的那位正德皇帝，作为皇帝，正德无疑是一个相当糟糕的皇帝，但严格地讲，他并不属于大凶大暴、为害极大的皇帝。
不是说朱厚照不可恨，但跟历史上很多后一类皇帝比，他还没有干过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太坏的事。他做的坏事，如建豹房、搞女人、在大内操兵演武、信用奸人、游猎巡幸、御驾亲征，其危害和影响尚非全局性的，性质也不是十分恶劣，不像那些大暴君，毁灭文明、穷兵黩武、虐民残民，犯下从根本上反文明、反历史的罪行。
杜睿不希望李贤成为朱厚照，是因为朱厚照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好一个皇帝，他甚至不想做一个皇帝，这才是最可怕的。
朱厚照从做太子开始，他好像就没有兴趣，假设让他在太子和街头恶少中选择，他没准会选择后者。以他的性情，其实生来就不适于呆在皇宫里，而适于在社会上甚至是下层社会厮混，偷摸抢拿，广结三教九流之辈，过一种毫无规矩的生活。
可偏偏一不留神，他降生在帝王之家，命中注定将来要做什么皇帝，这对于他，是一生悲剧的开端。弘治一死，皇帝位子传给他，角色心理冲突益发激烈。细看他在位十六年的情形，几乎没有认真履行过皇帝的职责，无论是把国家搞好还是搞糟。
“八党事变”之后，他等于取得一个“自由身”，从乾清宫搬出去实际上象征着推卸皇帝职责，尽由刘瑾等辈胡来，刘瑾倒台后，朝政则完全由内阁代理。
他的原则是，只要你们不来干涉我，让我为所欲为，其他就随便了。
他躲到豹房忙自己的，尽兴玩乐，“皇帝”两字于他纯粹只是一个名义。后来，连这名义也不想要了，执意替自己改名、授职授勋，从皇帝自“贬”为大将军、国公、总兵官，臣子以君相待，他还不允许。
事实上当皇帝不需要什么才具，多少笨蛋白痴照样当皇帝，而是指喜欢不喜欢，上瘾不上瘾。朱厚照对当皇帝，瘾头明显不大，广义地说，他对玩政治兴趣不高。如若不然，他完全可以在尽兴玩乐的同时，把权力控制得更牢。实际上他却撒手不管，让别人享受大权。之所以整个明代，除朱棣之外，藩王叛乱的事情只发生在正德年间，而且连续发生两次，都与朱厚照疏于权力控制大有关系。对权力如此，对皇帝的义务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
朱厚照或许没干过太多祸国殃民的恶事，但是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危害一时，还流毒后世。
李贤在细细的听了杜睿的这一番如何做皇帝的阐述之后，想了半晌才抬起头，道：“姑父！朕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杜睿闻言，欣慰的点了点头，道：“如此甚好！圣上只要明白要做皇帝，怎么做皇帝，如何做一个好皇帝，臣也就放心了！”
李贤是个聪慧过人的少年，他能够猜到杜睿的心思，见杜睿如此说，立刻笑道：“朕虽然知道该怎么做了，只是如今朕还年少，经验不足，姑父可不能偷懒！”
杜睿也笑道：“圣上说笑了，臣受先帝托孤之重，旦夕不敢松懈！”
李贤点点头，道：“那如今这最要紧的一件事，姑父觉得该如何应对！”
杜睿知道，李贤说的是皮纳尔求援的事，也不解答，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