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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莫沙夫集体农庄所执行的体制则要略微落后一些，它是承认私人对土地的使用权的，目前以色列国的莫沙夫所执行的土地制度是莫沙夫向国家租赁土地，49年一期。到期自动延续。而莫沙夫将面积和土质相似的土地划分出来，租给每个成员，成员自愿加入。但须缴纳股金。另外，莫沙夫农场的生产也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但是成员之间必须互相帮助，服从集体利益。每个家庭生产的农产品也由莫沙夫集体农场统一销售。并且莫沙夫还负责向农民提供现代农业技术和生产设备。而莫沙夫农场的管理机构同样也是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成员之间也一律平等。
反观苏联的集体农庄，从形式上看，也是非常先进的，介于以色列的基布兹和莫沙夫之间。实际上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和苏联的集体农庄从某种角度来说还是亲戚哩，都是俄国社会主义者建立的以色列的基布兹就起源于从俄国移居到巴勒斯坦的信奉社会主义的犹太人。多半和列宁、托洛茨基还是老相识，所以才会弄出这两种极为相似的集体农庄。但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却是极为失败的！而其中的原因，在对比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后，不难发现。问题就是苏联的集体农庄缺乏民主！
首先，苏联的集体农庄是利用政府的强力。强迫农民加入，而且也不是进出自由。其次，苏联集体农庄的管理层虽然名义上也是农庄庄员选举出来的，但实际上操作上却是上级委任，而且也只对上级负责，根本不管庄员们的死活。第三，以色列的莫沙夫和基布兹在对外的经营上所实行的还是市场经济，并非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所以就没有受到国家利用统购统销所进行的剥削我们都知道，在苏联农产品的定价是极不合理，根本不足以补偿生产成本的，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轻工业品来交换农产品，实际上就是国家用没有用的纸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果实！
我认为，苏联模式的农业集体化根本就不是GC主义，也不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主义，是将农民当成农奴进行剥削！所以苏联也不是一个真正的GC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封建甚至是奴隶国家，它的垮台不代表GC主义的失败，恰恰代表了GC主义理论的胜利！
所以，我们中国GCD现在不但不应该停止追寻实现GC主义的道路，反而应该完全脱离苏联模式的错误思维，走出一条真正的GC主义之路。而真正的GC主义之路，首先应该是民主的！就如以色列的莫沙夫和基布兹，那里没有GCD的领导，也没有托洛茨基这样所谓的伟大领袖，但是谁敢说莫沙夫和基布兹离开GC主义比苏联的集体农庄远呢？”
说到这里，毛泽东面带微笑，看着坐在会议桌中间的常瑞青问道：“总理，你说以色列的莫沙夫和基布兹在大中华联邦有没有可能实现呢？这种模式的农业集体化是不是中国农业在未来的出路之一呢？”
会议室里面的中G政治局委员还有一些党籍参、立委员都把目光投向了常大总理。常瑞青也露出一丝笑容点了点头，莫沙夫和基布兹这两个以色列人弄出来的奇葩，常瑞青当然是知道一些的，特别是莫沙夫直到21世纪还是以色列最流行的农业社区模式，给以色列的农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和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且还在沙漠里面搞出了现代化节水农业，可以说是极为成功的农业集体化道路。
“总统说得很对，但是……”常瑞青话锋一转：“以色列的莫沙夫和基布兹所取得的成功，并不一定等于这两种模式就适用于中国。毕竟以色列的农民大多来自教育和经济比较发达的欧洲，而犹太民族的……民族的素质也是非常高的，不是我国农民可以比拟的。”
毛泽东眉头一皱，就想要开口反驳。常瑞青却抢在他前面接着往下说：“当然，这不代表我不支持在中国实行莫沙夫制度……已经接近GC主义的基布兹制度实在是过于先进了，不过以合作化农业为主的莫沙夫制度应该还是可以在中国实行的。”他扭头看看陈独秀：“仲甫先生，您是农业部长兼渔农总会会长，你说说看，有没有可能把渔农总会发展成‘哈马施比尔。哈梅尔卡兹’（一个中央批发机构）啊？”
“总理，我们的渔农总会就是一个‘哈马施比尔。哈梅尔卡兹’嘛。”陈独秀一边吸着香烟一边说道：“只是我们渔农总会所面对的不是莫沙夫和基布兹，而是普通小农，实际上一直以来我们也想推行类似于莫沙夫的股份制农场，但是效果不显，主要问题还是东部地区土地短缺，西部地区又交通不便，种出来的粮食很难卖出去，先进的农业机械更进不去，所以也就没有发展莫沙夫的条件。”
事实上以色列的莫沙夫农场取得成功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集中，平均每个莫沙夫农场拥有500公顷土地和450名成员，人均土地占有达到16到17亩。按照这个标准，不包括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土地，整个大中华联邦最多只需要不到1。5亿农民就足够了。
听到这些话毛泽东呵呵一笑道：“现在我们得到了中亚、西伯利亚那么许多土地，同时又要推进城市化让大多数农民进城，这样土地就不是问题了。总理，你说呢？”
常瑞青也笑笑：“土地当然不是问题，不过真的要将莫沙夫引入中国，我们还要解决另外两个问题，第一、我国东部地区的土地都是私有的，这一点无法改变也不能改变，否则这个动荡可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第二、我们这个中国式莫沙夫应该怎么进行管理？以色列国的莫沙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而是包括了社区自治功能的经济政治合一的组织，这一点同苏联的集体农庄相似，但是以色列的莫沙夫实行的又是民主制度，而这样的制度在我国是否可行呢？”
“不、不，”毛泽东摆摆手：“这两个问题其实都不算什么难题，以色列莫沙夫的土地虽然是国有的，但是使用权归个人，也不用向国家支付什么租税，实际上同私有无二。所以我们的土地私有制并不是实行莫沙夫制度的障碍，当然在具体操作上还是有一些麻烦的，比如要怎么样将土地比较平均的集中到少数农民手中，不能使土地过度集中，那样就不是莫沙夫而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农场了。我的设想是由农业部、渔农总会牵头，并且向愿意组成莫沙夫的农民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帮助他们购买到相应的土地，大约是人均20亩地。至于另一个问题也好办，我们的莫沙夫也是要搞民主的，苏联、印度、日本三国GCD为什么会失败？我们中国GCD为什么会胜利？究其根本就是我们始终坚定不移地实行民主反对独裁！这才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根本！”
第九百一十章 集体化原来是可以搞好的
民主这个东西，当然是不好的！不过毛泽东同志对此也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比如在另一个时空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G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就没有认识到民主制度所存在的种种致命的缺陷，因而热烈的支持宣传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专政，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而现在不过是1936年，比之历史上的抗日战争还要更早，毛泽东和中G绝大部分领袖自然也没有认清所谓民主自由的真面目。而且苏联、印度、日本三个GCD领导的苏维埃国家的失败，还有中国这个GCD执政的民主国家的成功，也给他们这样的认识，苏印日三国GCD是因为专政而亡，中G则是因为民主而成功。
所以毛泽东对于在中国式莫沙夫实行民主管理的建议一提出，就赢得了与会大部分同志的赞成，倒是常瑞青还有一些犹豫。
他沉默了一下，微微摇头道：“总统，我们这里的情况，同以色列还是不一样的。现在以色列农民的来源主要是原先波兰和苏联领土上面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不仅素质较高而且还没有什么贫富差距，几乎都两手空空到中东去的，没有什么地主、富农。另外他们之间也没有太复杂的宗族关系，不存在什么老族长、大家长之类的封建族权的代表。而我们这里还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实行莫沙夫式的政权经济合一的社区农业综合体，会不会造成中国式的莫沙夫被地主和族长所掌握。最后沦为剥削农民的工具呢？”
毛泽东笑着摆了摆手：“总理啊，你可是太小看我们中国的农民喽，”他点着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我们的农民不但勤劳而且还足够聪明。特别是新一代农民都读书识字，是了解自己的权利的。过去之所以会有土豪劣绅把持农村，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政权为官绅酷吏所掌握，真正能够横行乡里的豪绅，背后都是有官府做靠山的。而且历朝历代官府都是不下乡的，实际上统治乡民的是保长里正之流，大多是由品行不良的乡绅充任。在所谓的太平盛世就利用征收税赋摊派的机会盘剥乡民，世道一乱则豢养团丁民勇称霸一方。这些人之所以可以为恶为祸，所倚仗的并不是所谓的族权和土地。而是同官府的勾结或者是手中的枪杆子。
而在现下的大中华联邦，我们的政权是建到乡镇一级，而且还区分事务官和政务官，乡长镇长都是政务官。需要所在地区的人民投票选举产生。县政府是无权任免的。所以现在乡镇一级的小官不能依靠县官儿上台，必须要靠选票的选票，所以他们可都是为民做主的，这一点各省各县的财政厅长局长们是再清楚不过了。”
常瑞青点点头，他端起桌子上面的茶盏抿了一口。他对目前的农村问题虽然不甚了解，但是却也知道田赋和永息征收困难的情况。自从1925年中国开始实行民主宪政，各级政务官员和议员都要靠票箱子吃饭，由此开始是否能完成田赋永息的征收指标。再也不是那些基层乡镇长的乌纱帽能不能戴下去的标准了因为他们都是农村选民投票选出来，就算是一分钱田赋都征不到。上级政府也没有权力撸掉他们的官儿。可要是在催逼田赋永息太严得罪了选民，那这辈子的政治前途就算到头了。
所以从1925年至今，各地的田赋还有永息就再也没有征足过，而且就算能征上来一点，也仅够维持乡镇一级政权和乡村小学的运营，县省两级的财政全靠营业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和商业活动有关的小税种维持，除了几个大都会，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日子全都过得有点紧巴巴。至于现下的联邦税主要是统税（增值税）、关税、资源税、利息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烟、酒和奢侈品）等几个同工商业挂钩的大税支持，所以手头还不算太紧。
不过田赋永息征收日益困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在基层政务官中普遍存在的“欺上媚下”现象。当然了在田赋难以足额征收的“媚下”行为中得益最大的，还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