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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期的欧洲和日本比起来，明朝的税率实在太低了。要知道在欧洲，仅仅是教会的什一税就要收取十分之一……至于日本，德川幕府的重税高达逢二抽一，简直没有可比性！
遗憾的是，朱元璋制定的税收制度太复杂了，而管理制度越是复杂，官吏们便越容易从中捣鬼。举个简单的例子，农民有义务向驿站提供草料，从理论上讲，农民将草料运送到驿站就可以了。但实际情况与理论却有很大差距，如果农民不行贿，具体管理此事的小吏可以以各种理由拒收，比如推说草料质量不合格（有时候甚至不要理由）——但是如果农民向这个小吏行贿，草料质量便合格了。如此一来，农民便额外地增加了负担。
由于明朝的税收制度极为复杂，所以官吏们巧立名目中饱私囊的手段数不胜数。这样一来，尽管明朝政府向百姓收取的税赋极少，仅仅只能勉强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一旦遇上大的危机，比如说大的战事或是巨大自然灾害，那么国家财政就会立即陷入崩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地方的百姓却仍旧生活得极为困苦。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某地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主要责任并非中央政府。应当负主要责任的，要么是贪官污吏——一旦官吏们产生盘剥百姓的念头，手段实在太多了，中央政府简直防不胜防；要么是土豪劣绅——国家赋税虽然平均只不过十分之一，但实物地租（实物地租既有正租，又有附租）、劳役地租、货币地租全部加起来，地租率普通在50％左右。
地租率太高的问题朱棣暂时不打算解决，因为永乐年间地主与佃农之间的阶级矛盾还算不上社会问题——洪武年间经过大力开荒，再加上朱元璋四次政治上的检肃，导致全国散布着无数的小自耕农。全国拥有700亩土地的地主不过14341户而已，相应的，佃农自然也不多。
朱棣打算将实物税收和徭役折算成货币税收。这样做好处很多。
首先，可以减少官吏在中间环节盘剥的机会——无论是实物还是白银，官吏都会从中收取或多或少的损耗，至少损耗具体收多少，基本上全凭官吏的良心——地球人都知道，官吏的良心是一种比性工作者的真情更为罕见的东西。
其次，只要坚持税收货币化，可以增加大明宝钞的信誉度。
再次，以货币缴纳赋税能够促使国家向“数字化管理”方向发展。毕竟，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必须依靠“数字化管理”——如果以实物缴纳赋税，由于计量单位的不同、单位价值的不同，除非每个县都能普及计算机并且实施联网，否则绝不可能进行“数字化管理”。
当然，想要税收货币化，首先得理顺货币发行的问题。
明朝是个非常矛盾的朝代。一方面，政府似乎对人民管理非常严格：比如说前所未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无所不管、无孔不入的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然而另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又似乎特别宽松：严禁官员下乡扰民，若无特许而私自下乡，最重会被处以死刑；在以前的朝代，汉朝也好，唐朝也好，宋朝也好，无论私人铸钱多么猖獗，朝廷多么**混乱，但总体的控制权还是在政府手中，但到了明朝中叶以后，铜币的铸造流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几乎完全由私人垄断控制，政府基本上无能为力——很难想象，一个所谓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社会中，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行业都应该被政府管束的死死的，却连货币发行这样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力都无法牢牢掌握。
朱棣也没打算操心私铸铜币的问题，其原因与不必解决地租率的道理相似——洪武和永乐两朝是明朝皇权最强的两个时代，即便存在私铸铜钱的现象，也只是凤毛麟角而已，同样算不上社会问题。
明朝中叶后中央之所以对货币发行失去控制，朱棣私下猜测，应该是由于非法采矿过于严重而引起的。在朱棣原来的那个世界里，非法采矿同样是禁而不止，令中央政府非常棘手的问题。在明朝中叶那种贪污**风气更甚的年代，没办法消灭非法盗矿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如果说针对煤、铁、铅的盗矿还可以容忍的话，那么非法盗采银、铜这两种矿物资源则是对中央财政致命的打击。
明代万历中期一年的银课数量只有30万两，连宋代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这并非说明明代真实的白银年产量只有宋代三分之一都不到——毕竟明代疆域更大，自然也增多了白银的开采地，比如重要的白银产地云南在宋代的时候就不属于中国疆域——银课比宋朝低只能说明明代官方控制统计之下的白银生产比宋代有着剧烈的萎缩，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私人白银生产都不在政府的管理统计之中，偷税漏税几乎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程度。
又根据记载，“铜的开采，后期转盛。民间铜器的制造，当是出自民矿。……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了。据嘉靖间记载，铸币‘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以至有时‘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到万历时，有人说：‘天下铜在民间为供具什器者，不知几千万亿。其产于各处名山者，豪姓大贾负贩以擅厚利，又不知几千万亿。’‘今云南、陕西、四川、广东各省有铜矿，为奸商专擅’。”
银铜两矿从开采的根子上就脱离了政府的控制，那么，在钞法大坏的前提下，中央政府想要完全控制货币的发行自然是千难万难了。
永乐年间盗矿的问题自然不算严重，不过，朱棣倒是准备提前做一点预防措施——但对朱棣来说，盗矿只是个次要问题，慢慢解决也不迟。因为，朱棣已经下定决心要让大明宝钞成为货真价实的法定货币，那样一来，白银便只是一种价值较高的矿物而非货币，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将金银等贵金属作为货币，中国太吃亏，因为中国并非产金或产银大国。殖民地时期西属美洲生产了大约10万至13万吨的白银，其中向美洲以外地区输出了大约80％以上，这些白银的近一半流入了中国。同期，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也多达1亿7000万两。
西方和日本向东方输入白银，得到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等物资。若白银只是作为普通商品输入中国，那么这种交易还可以算是对双方都有利的等价交换。但问题是当时的白银并非是作为工业原料，而是作为货币输入中国！略知货币原理的人都知道，若贵金属被赋予货币的定义后，那么这类贵金属所表达的价值便会远远超过它的自然价值。如此一来，明朝的贸易顺差表面看是中国占便宜，实际上则是吃了闷亏。
当时的国人以及后世的某些学者并不认为这种贸易吃亏，为什么呢？原因在于当时明朝缺乏足够的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缺乏适量的货币，因此当时明朝通过对外贸易获得了足够多的白银后，可以进一步刺激经济的发展，这样的结果，被后世某些学者作为这种贸易并不吃亏的论据。可惜他们的思维陷入了一个误区：市场经济良好运作需要适当、适量和被信赖的货币不假，但并非一定要用白银！只要能够让市面流通适量的大明宝钞并且被信赖，那么大明宝钞便足以保证市场经济良好运作了。
为了让后人不吃那么大的闷亏，朱棣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让大明宝钞得到民间的认同，成为大明的法定货币！
以金或银做为储备金发行货币的金本位和银本位本质上只是以金银作为货币的延伸。中国的金银无论是现有量还是矿产储量都太少，采取金本位或银本位发行货币同样会吃亏。唯有采取信用本位才是最佳选择。
但是，这个信用怎么才能建立起来呢？
可惜朱棣大学时并非金融专业，对货币理论的了解顶多只是一点皮毛而已，因此想破了脑袋也只是隐隐约约有个大致的概念而已。
朱棣摇摇头，瞟见一旁偷偷摸摸观察自己的夏元吉，不禁一笑。
“以前太祖皇帝考虑到当时百业凋零、民间贫困，因此规定农户以实物形式缴纳赋税。然而经过太祖皇帝近四十年废寝忘食的治理，民间已经比过去富裕了许多。所以朕决定，农户纳税时缴纳一定比例的大明宝钞。”
“任何改革骤变都会引起社会震荡，因此朕决定从明年起，也就是从永乐元年起，农民以九分实物一分货币的比例缴纳赋税；永乐二年八分实物两分货币；永乐三年七分实物三分货币……直到永乐十年之后，全部以货币缴纳赋税。”
夏元吉略一思索，谏道：“皇上，若令民众以大明宝钞缴纳赋税，确实可以令大明宝钞保值。但以货币缴税，于民不利啊。农民要交纳货币赋税，首先必须把收获的粮食卖掉，于是到了每年征收赋税的时候，市场上卖出的粮食会骤然增多，导致粮价不断下跌，农民只有卖出比正常价格时候更多的粮食才能获得交纳赋税所需要的货币。这岂不是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朱棣瞥了夏元吉一眼。另一个时空的1421年秋，永乐皇帝决定第三次亲征漠北的鞑靼。当时刚刚完成迁都，国库很难支持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群臣们都不敢让永乐皇帝扫兴，唯有兵部尚书方宾和时任户部尚书的夏元吉勇于进谏，希望能够打消永乐皇帝北征的念头。这个事件的结局并不出人意料：永乐皇帝按计划亲征漠北，而夏元吉则搬家了——新家在监狱中。当然，和方宾比起来夏元吉还算幸运的。因为惹得永乐皇帝大怒的缘故，方宾回家后因为恐惧而上吊自杀了——更惨的是，永乐其实无意杀方宾，听到方宾自杀的消息后反倒被激怒了，结果下旨戮尸。
夏元吉有才干，又爱民，正是德才兼备的好官。所以朱棣丝毫不因为他的进谏而生气。
朱棣凝视着夏元吉，认真地说道：“以实物缴税和以货币缴税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以实物缴税，地方上会以运输中的损耗向农民额外加征。你知不知道，把粮草从主要产地江南运送到北方，运输成本往往数倍于粮食本身！另外，你也不必担心税收期间粮价大跌，因为政府可以通过收购粮食控制粮价，防止谷贱伤农。”
夏元吉洪武年间进户部，到现在仍然在户部工作，对运输损耗的加征弊端自然是一清二楚。因此，听完朱棣的解说后，夏元吉惭愧地低下头。“臣愚昧。”
朱棣笑着说道：“你又不是圣人，偶尔一件事没想清楚也算不得什么，自贬愚昧也太过自谦了。郁尚书说过你的才器在户部无人能及，难道是他看走了眼？”
所谓的“臣愚昧”只是很常规的奏对格局罢了，却没想到朱棣会这样说。夏元吉一时之间也不知该怎么回答，只是感觉朱棣此时心情似乎不错，因此干脆什么也不说，只是陪笑。
果然，朱棣并不要求夏元吉回答问题，而是自顾自地接着说道：“朕很看好你，因此准备给你加一副重担。如今江南浙西水患严重，常言道‘天下财赋半在江南，天下之水半归吴会浙西及苏淞诸郡’，你有没有信心为朕根治好国家重要粮仓的江浙水患？”
夏元吉一撩袍角跪了下去，极力压抑着自己的兴奋之情，大声应道：“臣有信心！”
“那好，朕就将治理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