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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夷大炮最突出的优点是射程，对重型火炮而言，射程是衡量其性能的重要环节，即使现今也不例外。明朝自制铁火铳的最大射程不超过三里，而且要冒炸膛的危险；而一般三千斤的红夷大炮可以轻松打到七八里外，史籍记载最远可达十里！十里相当于现代五公里多，相当远了，曾经对这个数据产生过怀疑，但是西方的同类型火炮的性能证明了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当时西欧各国已有领海这一概念，当时的领海是以海岸火炮的射程来定的，16世纪末期的领海是三海里，约合五点五公里）。远射程的红夷大炮结合开花弹，成了明朝末期对抗后金攻城的最强武器。当时的战法为：将后金的骑兵诱入城头红夷大炮射程，然后用开花弹集火射击，效果显著。
红夷大炮是16至19世纪之间的英制前装重型滑膛炮，经中国人仿制后，种类多达百种。其技术特征是：
1）弹药较重，可达数公斤乃至10公斤不等。弹丸是由石、铁、铅等材料制成的球形实心弹，奇巧绝伦，形制及使用方法多种多样，是以直接撞击目标而起破坏作用的。如此药弹相称，保证其射程较远，杀伤力较大。
（2）炮管长度2一3米，呈前细后粗型，口径大多在100毫米以上，倍径（指火门至炮口之距离与内径的比例）之比多在20一40之间。其铸造极为复杂，采用整体模铸法，有科学的工序和法式要求，并有新型设备、仪器等辅助设施的配合。各部比例合适，炸膛的几率低，所铸之炮的质量提高。
（3）多系重型铁炮，也有铜制，自重35一500（）公斤不等。如红夷大炮在中国的发展顶峰是在清康熙朝，此时所造的905门火炮中，重量在250公斤以上者有201门，其余为250公斤以下的轻炮。
（4）红夷弹药施放程序化、“炮表”化。此外其尾部较厚，有尾珠，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柱型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调整射角，配合火药量改变射程。炮身上装有准星、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红夷炮由车运载，可以任意奔驰。
红夷大炮铸造精良，威力不凡。相对于中国的传统火器，从红夷炮铸造所遵循的“模数”、施放时的“炮表”化、辅助设施的配备、炮弹的多样化、射程的远近（射程可达2－4公里不等）、爆炸力的高强度中可看出，其威力着实惊人。但它的局限性也不小，如长于攻城，拙于野战，更别提守城了。装填发射的速率不高。且炮体笨重，无法迅速转移阵地，故在野战时，多只能在开战之先就定点轰击，当对方情势发生逆转，则往往无法机动反应。
宁远城堡里面的要塞炮是从澳门外海遭遇风暴搁浅的英国巡洋舰上打捞的18磅舰炮。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部署（北京20门和宁远10门）。这种架退式前装滑膛火炮，每发射一次，都会严重偏离原有射击战位。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需要经历复位、再装填，再次设定方向角和仰角的步骤。训练最有素的英国海军也只能2分钟一发的射速。
前装火炮是没有可能提高射速的，因为发射一次以后，必须灌水入炮膛，熄灭火星，以干布帮在棒子上伸入炮膛去擦干，再填入火药，助燃物，塞进去炮弹，然后再点放，这些动作相当缓慢和烦琐，还不包括修正炮位。这是前装火炮的通病，能两分钟一发就不错了，可惜一匹奔跑的战马在一分钟内能跑的距离相当可观，来得急开第二炮吗？所以前装火炮的特点是射速慢，但威力大，轰城墙没有问题，可对付骑兵那是笑话。
红夷大炮在实战中表现优异，引起了明朝的重视，除了进口以外还大量仿制，但是明朝末期国力不济，无法铸造和进口更多造价昂贵的红夷大炮。但是红夷大炮以逐渐成了明朝军中重型火器的中坚力量，将原来的重型大口径火铳淘汰。
1639一1642年，明清双方展开松锦大战，双方均使用了红夷大炮，明军在关内加紧造炮，清军把红夷炮用于大规模的野战和攻坚。清军仅松山一役，就调运了炮弹万颗，红夷炮37门，炸药万斤，到阵前备用。松锦战前，清军由于火炮量有限，质量低劣，攻城时，每每不下，因而攻坚战往往被视为畏途。松锦一降，清军再攻坚城，往往炸毁城墙近百米，这在以前明清战争史上是绝无先例的。明军对清军火炮的长足进展十分惊讶。如1639年明将樊成功口报：“达贼将松山25；26两日狠攻，城中拾得打进炮子601余个，俱重十余斤，目下南墙所装红夷炮37门。
松锦战后，明军关外火炮大多落人清军之手，只有驻守宁远的吴三桂部，尚存有十多门红夷大炮，而此时屯兵锦州的清军已拥有近百门红夷大炮。清人曾扬言：“将炮一百位摆作一派，凭它哪个城池，怎么当得起三四日狠攻？当时尚为明朝服务的著名西洋传教士兼军火专家汤若望惊呼道：“彼（指清军）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孰意我之奇技，悉为彼有。”“目前火器所贵西洋大铣，则敌不但有，而今且广有之矣。这段话反映了汤若望的震惊，也说明了一个难以逆转的严酷的真情实况。
公元1642年，皇太极命汉八旗诸头领率所部炮匠到锦州铸神威大将军炮，1643年又派人赴锦州督造红夷炮，像这样一批批地遣官造炮，说明当时的锦州已成为清军火器的制造基地。今人黄一农认为：当时所铸成的35门铁心铜体的“神威大将军”火炮，其品质已达世界最高水平。此炮以铜铸之，前细后粗，长2。83米，隆起四道，重1950公斤，用药2。5公斤、铁子5公斤，安装在四轮炮车上，具有身管长、弹药量大的优点，是攻摧坚城的利器。清军于1644年人关后，农民军虽还能利用原有的不成规模的火炮和新制火炮与精于骑射、擅长野战和炮战的清军抗衡，但他们再也无法阻挡以先进的红夷炮群装备为主的清军。清顺治年间，出于镇压农民军和消灭南明抵抗政权的需要，火器生产的势头有增无减。清廷在北京设立炮厂、火药厂，由兵仗局统一管理，由此导致了清代第二次火器生产的**。
不能不说红夷大炮对中国火器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此后二百余年，清朝进行了大量的仿制，盛极一时，可说红夷大炮的式样已经成为军队火炮的制式，从而压制了其他先进火器的研制和装备。从整体上说，清朝对红夷大炮没有进行过任何技术革新，只是一味加大重量，以求增加射程，火炮的制造工艺远远落后于西方。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虎门要塞的大炮重八千斤，射程却不及英舰舰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江阴要塞竟然装备了万斤铁炮“耀威大将军”。这些炮看似威武，实际上射程还不如明朝进口的那些红夷大炮，加之开花弹的失传造成与英军对抗时吃亏不小。十九世纪中叶是西方武器大换代的时期，火炮技术大大改进：工业革命使得武器制造业使用了动力机床对钢制火炮进行精加工，线膛炮和后装炮也开始装备军队；火炮射击的理论与战术在拿破仑的实践中新的发展；同时因化学的进步，苦味酸炸药、无烟火药和雷汞开始运用于军事，炮弹的威力成倍增长。反观清朝的火炮，仍然使用泥范铸炮，导致炮身大量沙眼，炸膛频频，内膛的加工也十分粗糙，准心照门不复存在，开花弹也失传，缺少科学知识兵勇的操炮技术比不上明朝！两百年前让明朝的先进武器红夷大炮在两百年后已经风光不在，老态龙钟，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了。
红衣大炮本为西洋火器，明朝所用红衣大炮多为进口，虽然也有仿制但质量远逊于原品，既然明朝工匠自己都造不出好的红衣大炮又如何能帮后金造出更好的神武大炮，而后金在经济、科学、文化、工艺等方面全面落后于明朝，更不可能自己造出更好的大炮，因此后金所造大炮必然借助外力，而后金周围有能力制造超过红衣大炮的国家只有俄国，再看康熙年间皇帝亲征以一万清军对抗600俄军，得胜后不但释放了所有俄军俘虏并发还武器，而且在后来签订的条约中还做出了很大让步，将大片土地划给俄国人，实在不像凊军所为。两件事加在一起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年后金以北满的土地换取了俄国人在火器方面的支援，而当清朝在中原的统治稳固后，便将俄国人赶出了北满，只给了额尔古纳河以西的一块土地，这有点像战国时期秦国的苏秦用600里土地欺骗楚王的翻版。
正文 关于杨肇基
更新时间：2009…9…18 10：27：58 本章字数：289
杨肇基（？－1630年）字太初，明朝沂州（今山东临沂）人。
杨肇基自幼有材力且勇武过人，成年后由武举袭指挥，历任征东平西防倭三镇总兵，提任沂州卫正指挥，经屡次提升，任大同总兵。天启二年，徐鸿儒组织的白莲教反山东，连陷巨野、郓城、汶上、费县、滕县，众至数万，朝庭着令杨肇基率大军迎敌，杨肇基须发皆白，仍是精神抖擞，率大军剿灭了反贼，立下大功。崇祯初年，因功加官锦衣卫千户，授五花封诰，左都督、大将军、正一品，军中病故后追赠为太傅太师，谥号“武襄”，葬娘娘庙东。
评书见：《樵史演义》、《玉萧英雄榜》、《跃马北望》、《太极英雄》等
正文 关于徐鸿儒起义
更新时间：2009…9…18 10：27：58 本章字数：2249
明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许多田地被皇亲国戚巧取豪夺，变成了他们的皇庄。神宗朱翊钧的皇庄占地224万余亩，宗藩外戚庄田也急剧增多。有些地区土地兼并已达饱和状态，皇族还要拼命抢占。如河南土地已被诸王瓜分殆尽，神宗还要在河南封藩福王朱常洵，先赐田4万顷，后改为2万顷。河南凑不足数，就以山东、湖广土地补给。其他缙绅豪民、富商大贾也大肆兼并农田。宦官头目魏忠贤兼并土地就多达100万亩以上。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政府借口辽东战事紧急，先后三次向人民加派“辽饷”，逼使许多农民破产。再加上山东地区又发生了特大灾疫，许多农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这时来自东北满州贵族的威胁日益严重，西南少数部族也掀起了反抗明朝统治的斗争。明朝统治危机四伏。为了巩固统治，明王朝残暴地镇压人民的反抗，人民稍有不满立即惨遭杀害，甚至被剥皮割舌。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使人民忍无可忍，只有奋起斗争。
万历年间（1563—1620），滦州人王森自称“闻香教主”，在京东滦州石佛庄一带，建立了一个秘密宗教——白莲教，又称“联香教”，最后教徒发展不下二百万，遍布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四川等省，组织相当严密，有大小传头及会首等。信徒缴纳“积香钱”，称“朝贡”。置竹签飞筹，传报机要大事，“顷刻可传千里”。后因王森的一个徒弟李国用，另立会门，制造分裂，把王森的事暴露了，结果王森不幸被捕，死在狱中。王森死后，白莲教分为两支，一支由他的儿子王好贤和徒弟徐鸿儒领导，在山东的鲁南、鲁西南一带活动。天启二年（1622年）徐鸿儒利用明朝对后金作战连连失利，内地军事力量空虚之机，联合王好贤、于宏志等，约定于当年中秋节在河北景州、蓟州和山东郓城三方同时起义。由于两支配合不好，约定共同起义的计划失败，徐鸿儒临时决定提前单独起事。
徐鸿儒，本名徐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