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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其一是财政部利用中央的宏观调控，在最短的时间里储备一笔用以战争的经费。
这方面采取了很多办法，比如统一规划国内股票市场，控制股票市场上的流动资金，暗中掌握一笔现金；又比如发行“建国国债”，对外称用以国家未来建设，只向国内销售；同时财政部与外jiāo部也在积极联系美国，进行第二次国家借贷。
其二是北方第一集团军的建成之后完善所有系统，并且由国防部参谋长作战会议与陆军部一起，对北方第一集团进行战前的实质评估。同时关于北方第一集团军的人事任命也会在月内落实。经过两天的磋商，吴绍霆决定调蔡锷为北方第一军团总司令，直辖新三十七师，吴佩孚为总参谋长，直辖新三十八师。
不仅如此，吴绍霆决定撤销战区战略编制，直接设置永久xìng的区域统帅部。战区战略编制从之前南北战争到最近的青岛站在，都是属于临时xìng的最高战略指挥中心，其作用是为了统筹一个地区众多部队的行政指挥情况。而新设置的区域统帅部，则是以集团军为主要战略单位，并以集团军所辖区域为主要行政指挥区域，不仅加强了指挥系统的效率，减少了战区司令部与集团军司令部的层次。
当然，战区与统帅部各有各自的优势劣势，相对统帅部来说，临时编制的战区cào作更灵活，更适合在多部队区域执行。而统帅部仅仅只掌握集团军和辖区地方军政的指挥，一旦遇到多部队同时作战，则需要申请更高规格的指挥权。
其三是从外jiāo和地方政务上，继续扩大中日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东北三省地区，派出更多的谍报人员一边搜集日本的最新进展，一边散播对日本不利的舆论消息。（首发）在这个方面张盛霆北方事务公司与北京大本营着重出力，前者在商业上利用官商背景大肆排挤日本企业，后者则提供政治保护，同时也与东三省的地方士绅拉拢关系，注资张盛霆北方事务公司，扩大中国企业的资本全力对抗日本。
中央政fǔ在未来四个月时间里的侧重点虽然是放在“亚洲战略”上，但是国内民政的建设也不是毫无建树。在南京中央政fǔ工作会议结束之后，中央政fǔ内与“亚洲战略”并无直接联系的部mén马上按照吴绍霆做出的指示，开始投入各自的工作当中。
财政部成立了国家税务局总局，分派官员赶赴地方省府整顿国税，同时也监督省府的地税系统建设。吴绍霆在中央政fǔ工作会议上关于国税、地税的一番jī烈言论，很快就通过各党派官员传递了出去，仅仅三、四天的功夫就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地方政fǔ知道吴绍霆既然能说这番话，也就能按照话中的内容来付诸行动，各省不由自主感到压力倍增。
不过吴绍霆在南方执政期间，已经于南方诸省打下了一定税政基础，尤其是在执政fǔ时期更是加强了这种税政体系。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尤为其甚，浙江、云南、贵州、四川四省也有一定政治基础，至于湖南、江西、湖北三省虽然政治势力不属于吴绍霆的范畴，但因为有嫡系大军驻扎在此，推行起来也不会太困难。
真正感到担忧的还是北方诸省的地方政fǔ，这些地方政fǔ就指望着扣押税款来维持政fǔ运营，而且十多年来一直如此，突然要把地方的税务分一大半给中央，换做谁都不会心甘情愿。不仅如此，地方政fǔ依靠这些税收才能与中央政fǔ对抗，如果失去了这比资金，地方政fǔ的权力会大打折扣，中央政fǔ反而会越来越强，此消彼长之下迟早会损害地方官绅的利益。可是吴绍霆把话都放出来，毕竟中央政fǔ现在手握雄兵，而且还赢的了全国民心，真是惹máo了吴绍霆只怕遭殃的会更快。
北方诸省的态度各有不同，有人惊慌失措，有人无比愤怒，有人郁闷不已。但是经过中央政fǔ内部的北洋公党去北方各省做了工作，劝说北方各省不要轻举妄动，更何况这次仅仅是整顿税政，又没有说要撼动地方政fǔ的权威，只要好好配合一定不会有亏待。北方诸省的众人听到如此，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除了遵从之外别无他法，总不能现在揭竿而起跟中央政fǔ对着干吧？再者只要有北洋公党在中央把持几分席位，必然会为北方争取利益。
税政的问题得以解决，但真正要发挥税政系统的作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民间老百姓对这项政务仍保持着许多猜疑，唯一让百姓们欣慰的那就是新的税政不会增加税负。
教育部部长朱执信在中央政fǔ工作会议郑重许诺之后，第二天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执行任务。他先在广东、福建、江苏三省几个大城市里推行三年义务教育试点，要求这些城市的所有小学堂对适龄儿童进行免费入学，直至完成三个学期课程之后再开始收费。
当然，为了保证这些学堂能够正常运作，他派遣专员到广东、福建两省联系地方教育部，协调地方与中央一同拨款赞助小学堂。至于江苏省的教育工作则由他亲自督办，要求江苏省所有教育部mén、机构在三个月之内完成所有统计和前期准备工作，必须在六月中旬正式推出三年义务教育试点。
为了给教育提供足够的资金，尤其是在“亚洲战略”是姓期间，朱执信从财政部要到的经费少之又少，他不得不推出教育基金以及教育部募捐项目。前者分为地方教育基金与中央教育基金，不过xìng质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份由省教育部管理，另外一份则由中央教育部直辖。教育基金属于商业基金，采取自愿购买的形式，以为学生储备高中、大学的学费为目的。
而教育部募捐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每年定时向全社会公开募捐，而定时的这一天则被称为“教育节”；另外一部分是接受海内外热忱支持中国教育事业的人募捐，甚至对捐款到达一定数额的人给予受益学校某栋大楼命名的特权，这样一来则能吸引一些希望名流千古或者沽名钓誉的富户豪商。
无论是教育基金还是教育募捐，所得资金统一jiāo给教育部专mén机构保管，用来进行盈利xìng质投资，当然前提还要保证资金运作的风险。如果这两项教育资金来源控制的很好，那么教育部手中就能掌握一笔充裕的资金，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大有帮助。
朱执信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除了计划三年义务教育试点和教育资金之外，还huā了大功夫规范全国的教育部mén。经过常年内战，不少地方政fǔ还是军政fǔ的xìng质，而军政fǔ当中几乎很少有教育部mén，就算有也只不过是摆设罢了。
中央教育部的命令能否得到贯彻和落实，能否执行的更有效率，必然要有地方教育部的配合，毕竟中央政fǔ不可能把全中国上校的教育事业一揽子都囊括了。在经过三次会议之后，朱执信决定成立教育部督办小组，派遣专员到每个省审查教育部工作，对还没有教育机构的省府协助组建中央直属的教育工作站，一步一步完善全国的教育系统。
为了配合三年义务教育试点，民政部也加快了户籍制度的落实，所有享受三年义务教育的家庭都必须有当地的户籍，否则暂时不予办理免费入学。而在正式推行的户籍制度当中，民政部决定将户籍分为三级，其一是城市户籍，其二是县镇户籍，其三是农村户籍。这项户籍制度的出台，正式为中国奠定了“城市”化的概念，虽然分为三个不同户籍，实际上正是为了将中国旧有的“县”向“城市”过渡，而在这个过渡的过程当中，利用不同户籍更好的进行民政上的调控和监督。
第891章，法租界
上海的天气逐渐转暖，在国民大会闭幕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上海城的街头巷尾总是显得非常拥挤，随处碰到的都是三五成群的各国时政记者和外国游客，前者是抱着采集最新一手政治新闻的心态而忙碌，后者则是趁着中国传统佳节之际来探索这个东方古老国家。
在卢湾法租界南边的迈尔西爱路路口，一辆黄包车摇摇晃晃拉着客人靠边停下，从黄包车从容不迫的走下来一名中年人。中年人西装革履，头上戴着一定崭新的圆檐帽，手里提着一个泛旧的但保养很好的真皮公文包。下车之后，他大方的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一元的银元交到黄包车夫手里。
“不用找了。”他颇有绅士风度的说道。
“谢谢老爷，多谢老爷，老爷真是大富大贵之人呀！！”面对这天外飞来的一笔不小的收入，黄包车夫简直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忙不迭的说了一番好话，还躬着身子送这位大老爷走上人行道。
中年人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襟，把有些紧的领带合适的松动了一下，然后左顾右盼的打量一下这条街道的地形。虽然说上海法租界是法国人在中国四个租界里最繁华、最大的一个，不过即便是在这样繁华的租界里，仍然有像迈尔西爱这样欠缺打理的地方。这条路不算脏乱，却显得很拥挤，街道两旁几乎全是三层以上高的旧楼房，看着楼房外墙面上斑驳的墙皮，不用仔细询问也知道差不多有二十多个年头了。
在分清楚方向之后，他迈步从狭小的人行道向前走去，同时仔细看着每一个经过的门楼，心里默数着门楼上的门牌号码。虽然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甚至刚才那个黄包车车夫也算是老上海的熟人，他完全可以打听清楚自己要找的地方具体的位置，不过干他这一行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尽可能的避免跟毫不相关的人接触。
大约在人行道上行走了五分钟，最后穿过马路来到对面的街道，总算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这是一幢大约五层高的酒店式楼房，大门很宽阔，不过与楼房一样显得很陈旧，门口的台阶上面还站着一个年轻的门童，台阶侧下方有一个立柱式的招牌，上面是掉漆生锈的几个铜字“图卢兹商务会馆”。
中年人迈步走向会馆大门，站在门口的门童仔细打量了其一眼，似乎想要辨认是不是前来推销某种商品的推销员，不过在看到对方衣衫整齐，尤其是那个价值不菲的真皮公文包之后，马上笑容可掬的问了一声好，然后转身拉开大门请对方进去。
会馆大堂冷冷清清，而且光线很昏暗。中年人走到楼梯口的楼层介绍牌前看了一会儿，目光停在了第五层的“5011室”，上面用中文、法文和朝鲜文三种语言标注着一句话“大韩国留学生与侨民委员会办事处”。
“居然如此明目张胆啊？”中年人哭笑不得的叹了一口气说道。
他对朝鲜人在上海设下的所谓大韩国临时政府并没有太多了解，只知道这个“临时政府”几乎没有受到外界的重视，仅仅被当作某种流亡者的社会团体罢了。他唯一掌握的消息就是知道大韩国临时政府隐藏在这个留学生和侨民委员会办事处内部。既然自己能轻而易举的获得这个消息，对于朝鲜实际统治者日本人来说，也应该很清楚这个组织的背景，没想到这个组织还能如此光明正大的挂牌经营。
其实这与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有很直接的影响，法国人与日本人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利益交接，因此法国不必在乎日本人的看法。法国租界之所以允许这些朝鲜人经营所谓的“临时政府”，某种意义上是为了获得更广泛的国际声望，以及在本国国内建立一种友善的姿态。日本人虽然参与了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但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获得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权，因此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