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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勇和小成，用黄沙掩埋了老孙的尸体。团供给处的队伍过来的工夫，周大勇要了一片炮弹箱子上的木板，用刺刀削了削。他从文书手里接过来毛笔，在木板上写着：
共产党员孙全厚，五十七岁，山西孝义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光荣牺牲！
周大勇把这个木牌插在老孙的墓前，望着它，望着它！
周大勇擦了擦头上的汗，背上老孙留下的行军锅，正要去赶自己的连队，团政治委员李诚上来了。李诚满脸是沙土，嘴唇干得裂开小口子，鼻孔里塞了一团棉花，上嘴唇还有干了的鼻血。他的马满身是汗，口里流着白沫。
李诚跳下马，看了看墓牌；站在坟墓旁边，脸上一条条的皱纹像刀子刻的一样。他抬起头，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前进着的战士。
突然，李诚向战士呼喊：
“同志们！一个战士倒下了，千百个战士要勇敢前进！一个共产党员倒下了，千百个共产党员要勇敢前进！大山沙漠挡不住我们；血汗死亡吓不倒我们。前进！哪里有人民，我们就到哪里去；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更需要我们。前进，勇敢前进！战胜一切困难。”
这用全部生命力量喊出的声音，掠过战士们的心头，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上空雷也似地滚动。
战士们踏着沙窝，急急地向前走去。他们那黑瘦的脸膛上，眼窝里，耳朵里，嘴唇上，都是厚厚的一层沙土；两腿沉重得像灌满了铅。但是，他们都挺起胸脯扬起头，加快脚步，一直向前走去。他们都坚毅地凝视迎面移来的沙漠，凝视远方。
沙漠的远方，一阵旋风卷起了顶住天的黄沙柱。就算它是风暴吧，就让它排山倒海地卷来吧！
周大勇赶上自己的连队。王成德把一个昏倒的战士交给卫生队，也刚赶上来了。他俩肩并肩走去。周大勇敞着衣服，衣袖子卷到肘子以上，两手撑在腰里，肩上搭着米袋子，他扬起头迈着大步，向前走去。他现在的神气，就像每次部队在战斗中快要出击时的神气一样。他瞅了王成德一眼，像要说什么，可没说出来。
太阳快把人烧焦了。渴，渴，渴，渴得要命，任何人都感觉不到自己嘴里还有舌头和牙齿。心脏在猛烈地跳动，但是血液仿佛却越来越稠，越来越流得缓慢了。人们身上手上和脖子里的血管，都发紫地暴起来了！战士们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意志力量，可是不能休息，不敢休息，因为有人坐下去就会永远起不来！部队行进着，加快速度地行进着。战士们都眼巴巴他望着前边，希望前边就是乡村、市镇、草地和流水。往日他们走过千百个市镇、乡村，穿过许多草原，涉过许多河流。那时候，他们很少注意这些时常见惯了的人烟万物。现在，当战士们远远看见一个黑点的时候，就有说不出的欢腾。可是，他们走近那黑点，一看，原来是一堆蒿草。多少次希望变成了失望！慢慢的，战士们也不看了，闷着头走吧！总会走到沙漠的尽头，走到希望的边沿。……三
再次打击了胡宗南重要的帮凶马鸿逵匪徒，收复三边分区以后，西北野战军在长城沿线作短期的休息、整训。旅司令部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布置休息、整训期间的练兵工作。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九点钟才结束。
旅长陈兴允在房子里来回踱着，像在筹思什么问题。
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向革命战士要求旺盛的精力。陈旅长在作战的时候，几天几夜不睡觉；端上一支蜡烛，站在地图下，从上灯时光站到鸡叫，从鸡叫站到更深夜静。现在，部队虽然在休息、整训，从表面上看来军队生活是平静得多了，但是摆在陈旅长这些干部面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行军作战中遇到的问题复杂得多了。
他浑身充沛着力量，眼睛光芒四射，络腮胡子半个月没有剃又长得黑茬茬的了。人说胡子是衰老的记号，可是他的胡子更增加了他的英雄气概。
有些个中年人，虽然经过很多磨炼，可是他年青时候的性情或嗜好，总以某种形式显露在他的举动上，哪怕这些显露常是很难察觉的。陈兴允现在的举动，显露出他一九三○年还是一个工农红军的连长时，定是正直、勇敢、愉快而又刚烈的人。
旅政治委员杨克文躺在地下铺的马褡子上，头边放着洋磁碗做的灯盏，灯焰一跳一跳地晃着。他借着灯光，看毛主席写的书：《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房子中的墙角，放着一张破方桌。桌边有两个参谋和一个政治部宣传科的干事，在抄写什么材料。陈旅长有时候走在他们跟前，伸头看他们手里舞动的笔尖。
杨克文坐起来，机敏地看了旅长一眼，把书本卷起在膝盖上敲着，自言自语地说：“许多人参加了同样一个会议，听了同样一个报告，看了同样的一本书，可是各人有各人独特的心得！”
陈旅长没听清旅政治委员的话，他扭转身正要问，杨政委又说：“毛主席这本著作，我几年来看了至少有几十遍，可是现在读起来像是第一次才读，觉得书里每一句话都特别亲切、宝贵。怎么搞的？有些道理毛主席早就说过咯，自己也多次听过咯，可是自己在实际工作中花费了很多力气以后才能比较深刻地领会一点。老陈，人，有时候可真笨得出奇啊！”
他急急地把书翻过几页，说：“好久以来，我脑子里有些片断的体会，闪呀闪的，可是把它收拢不起来。看，老陈，看！我读了这一段，突然脑子里像是起了一种变化：一切片断的体会都联贯起来了，明确了。看！这一段：关于集中使用兵力的问题，尤其是这一句话，我看了，一下子就兜出来很多问题，像是自己的脑子里突然豁亮咯。”
陈旅长意味深长地说：“这说明任何一点道理要真正变成自己的，确实是很不容易。不要说你没有体验过的事情，就是你拿全部心血体验过的事情，也要反复多少次，那你才真正算在斗争生活中，学习了一点东西。也许经验主义还在我脑子里作怪，我总觉得人是按照自己的经历走路的。”
杨政委把膝盖猛地拍了一下，说：“一句话，你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和实际工作结合一点，你就进步一点；结合得多，你就进步得快；但是每一点结合都是不容易的。老陈——”陈旅长用手势打断杨政委的话，说：“瞧，小伙子们打瞌睡咯！”
杨政委说：“年纪越轻瞌睡越多。我背机关枪的时候，部队一宿营，躺下立刻就睡得呼呼叫。”
陈旅长走过去，轻手轻脚地把自己的棉衣给一个年青的参谋披上。
那个参谋醒来了。他又疲乏又不好意思地说：“旅长！我不瞌睡，你倒应该睡一阵。”
陈旅长大声笑了。他把烟卷的一头在桌子上磕了磕，说：
“乱弹琴，睡得咕咕的，还说不瞌睡！”
他坐在那些青年人旁边，看着他们孩子式的脸膛，谈说贺龙将军的工作精神（他有很长时期跟随贺龙将军战斗），谈说战士们的英雄气概跟克服困难的事迹。
一个干事说：“旅长！人要常常想到战士们的英雄行为，就觉得自己有使不尽的力气！”
陈旅长说：“对呀，对呀！身体需要营养，思想也需要营养。身体不营养就要垮，思想不营养就要枯竭。不同的是：一顿不吃饭肚子就闹意见；十日半月不营养思想，人还不一定能感觉到。可是当一个人感觉到思想枯竭了的时候，同志，那他的生命就完结了——死咯，彻底地死咯！而且世界上没有比这种死亡更可怕。”
一个参谋把桌子上的纸张收拾了一下，说：“说来说去，反正我看到战士们的英雄行为，就觉得惭愧！”
“惭愧？”陈旅长举起头，回忆思索着。“我很少有这种感情。战士们的英雄行为总是强有力地鼓舞我前进。是鼓舞而不是惭愧。你不同意？咱们可以辩论呀！”
那个参谋说：“我们不能和你比。你为党做了很多事情，可是我们——”陈旅长打断他的话，说：“你这不是成心说颠倒话么？同志！战士们，我们的战士，才是为党做了很多事情的人，才是为党的事业冲锋陷阵、赴汤蹈火的人。”
夜深了。一阵阵的风从沙漠中吹来，沙子打得窗户纸沙沙响。远处传来骆驼的铃铛声。隔壁房子里，老乡的孩子从梦中哭醒来，母亲悠然爱抚地乖哄孩子。孩子的哭声慢慢地消失了。
陈旅长看着那些参谋们抄写起的东西，一句一句地修改，掂量每一个字的轻重。有时候，他为一句话、一个字，捉摸几十分钟。有时候，他抬起头责备地说：“搞什么嘛！你完全写错了。文化教养差，还不开动脑筋学习。思想懒汉，是最没有出息的！”说着，他就在床头上翻出一包书：有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有一本《孙子兵法》，两本写战争的小说，还有五六本描写爱情故事的外国文学译本。
陈旅长讲着各种书的内容。他讲得兴奋了，就放声大笑。
他笑得那样纯真、愉快，简直像一个毫无挂牵的青年似的。
叮——当——叮——当——夜深人静，远处传来的骆驼铃铛声，听得更真切了。这种持续不断的声音，在广阔的沙漠上空波荡，听来是深远的静穆的。这种声音，让人想起坚韧的生命力量和沉重的劳动；也勾起了人的回忆。
杨克文把书放在一边，平躺着，用手垫着头。他静静地听着骆驼的铃铛声。过了好一阵，他说：“今天下午我和周大勇谈了谈。奇怪！我看见他，就想起自己刚参加部队时候的情形。”
陈旅长说：“周大勇总是尽量避免跟我碰头。有闲空子，我要好好整治他！”
“你对他太严厉咯！”
“那是喜爱他呀！”
叮——当——叮——当——骆驼铃铛声渐渐的远了。夜深了，这声音虽然很远，但是听来还非常清晰。
陈旅长侧起耳朵听了好一阵，说：“老杨，骆驼在咱们南方真是稀罕东西。我小时候，那些卖艺的人拉上骆驼在我们乡下转。我跟一群小孩子去看骆驼，好玩得很。有一次，我跑了四五十里路去看骆驼，家里人找不见我急得要死，你说好笑不好笑！”
陈旅长仿佛因为骆驼的铃铛声，勾起了他久远的回忆而觉得奇怪。他慢慢地磕着烟灰，说：“一下子就想到这样遥远的过去！”他背靠着墙，眯缝着眼注视手指间夹的烟卷，烟卷冒起一股很细的白烟柱。他像是又沉入到回忆中去了。
他的生活是复杂的，也是简单的。说复杂，是因为他像千千万万的革命战士一样，经历了艰难困苦与曲折的斗争；说简单，是因为他也像每一个普通的中国劳动人民一样，一出世，饥饿、痛苦、不幸就像身影一样不离他。
三十七年前他出生在湖南浏阳县一个雇农的家里。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给人家做工，担起成年人劳动的担子。
像俗语说的一样：“受的牛马苦，吃的猪狗饭。”穷苦的生活折磨人，穷苦的生活又能琢磨出倔强的性情。
就仗着这种性情，他一九二七年逃出了家门，参加了“秋收暴动”，当了一名红军战士，上了井冈山。从此，他和他的战友，以革命为职业，以部队为家庭，以同志为兄弟，以武器为伙伴。从此，他和他的战友，转战在大江以南的红色根据地；征战了二万五千里；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目前又投入到这空前艰难的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