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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在合作社建立起譬如党支部，那么，这个党支部与村党支部的关系如何处理？在一种全新的还处于探索之中的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的支部，我想，这样的问题凤山乡党委是解决不了的，就是卢江县委也难以作出决断，而必须由更高级别的党委甚至中央作出决定。”
胡永生听到这里，嘴角开始漾起了一抹笑容。在他看来，刘达军其他几个问题，都难不倒赵无极，但这个党组织问题，对于年轻的赵无极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刘达军的问题中，本来隐含着一种指责，那就是直指凤山乡党委政府不注重党的领导，有放弃党的领导权的嫌疑，如果这个“帽子”给扣实了，赵无极就很难把自己给洗白。
但是，赵无极很聪明地指出，合作社这种新形势下农村涌现出来的松散经济联合体，是一个新生事物，它还处于探索之中，是否在其中建立党的组织，必须由上级党委作出决定。这就把矛盾上交了，而这类问题，本也不是一个乡党委能够决定的。这说明，凤山乡没有在合作社中建立党组织，并不是放弃党的领导，而是谨守着自己的工作权限，没敢乱来。
其实，这并不是赵无极政治智慧有多高，而是前世的经验帮助了它。在前世，民营企业是否建立党组织，该怎样建立党组织，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摸索，最后才找到了较好的解决方式。
“至于是否将合作社升级为乡办企业或村办企业，我觉得这个也要征求合作社社员的意见，他们如果愿意成为乡办企业或村办企业，凤山乡政府自然乐见其成，举双手欢迎。但是，我们不能替群众作出主张或选择，因为，现实的情况是，合作社能给农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而乡政府如果出面将其强行提升为乡办企业，有与民争利的嫌疑。
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怎么能做出与民争利的事呢？凤山乡如果要办企业，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方式。譬如，我们新成立的凤山建筑队，就是一种新的企业模式，刚刚试运行了一个多月，已经给乡政府上交了数千元利润。各位领导，这个凤山建筑队可是没要政府一分钱投资，完全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啊！”
这段解释，其实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特别是那个“不与民争利”的套用，完全是欺负刘达军不懂得现代经济学。华夏古代的帝王，确实有“不与民争利”的主张；但是，帝王不争的是小利，是他们认为的贱业即商业的利益，至于人口税、地税等“皇粮国税”，何时又曾少过？
第178章犀利的反击2
“非常感谢刘书记的第四点意见，这个提醒非常好。对于村民是否加入合作社的问题，凤山乡政府的态度是尊重农民群众的自主选择权。现在，由于合作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想要参加合作社的群众多了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但是，群众也许只看到了合作社带来的利益，而没有注意到加入合作社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同时加入合作社要遵守相应的章程，要尽一个合作社社员的义务。因此，我们的态度是积极引导，逐步扩大，但绝不搞盲目的一哄而上，也不搞一刀切！凤山乡政府的计划是，争取用两年时间，让有一技之长的农民群众都加入到某个合作社之中，享受到合作经济带来的益处。
另外，对于那些劳动力较差，又没有技能的农民群众，凤山乡政府会出台一些扶持政策，譬如支持其搞养殖业，林果业，种植业等，尽快让群众的收入得到增加，尽快让农民群众的钱包鼓起来。”
赵无极这段回答，同样经得起推敲。也表明了凤山乡政府的考虑比较周到。但是，赵无极刚刚回答了这四个问题，新的诘难又出现了。
“刚才赵乡长在谈到凤山乡政府是否支持企业发展时，列举了一些数据。但在我看来，那些数据是前几年凤山乡财政的投入。而赵乡长在答疑中又把这四个企业说成是不会下蛋的鸡，准备一杀了之。这个比喻虽然形象，但却不够严肃。发展区乡工业，不仅仅是县委的决定，更是中央的大政。赵乡长总不能在这个大势之下直接把四个企业给砍了吧？”县委副书记、县政法委书记许蜀康突然向赵无极开炮。
许蜀康口称“赵乡长”，显然，这种称谓透露出一种隔膜与陌生。
“许书记这顶帽子可大了，我小小的赵无极可戴不动。不知许书记是否注意到一个新闻，去年8月3日。辽东市人民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辽东市防爆器械厂破产处理办法。华夏日报的新闻说，辽东市防爆器械厂连续亏损已达十年，负债额超过全部财产三分之二。这是华夏第一家正式宣告倒闭的国营企业。
许书记，连堂堂的国营企业都可以破产，为什么区乡企业这种小企业就不可以破产呢？而且。我有预感，国营企业的破产，有了第一家就一定会有第二家。卢江县的国营企业，如果再不改革管理体制，不构建新的企业制度，很多企业也将逐渐走上亏损直到破产出局！”
赵无极所说的。才是真正的“大势”，要不了几年，企业的“关停并转卖”将成为华夏经济界的主流，“下岗工人”、4050人员，将成为社会的另一种疼痛。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一代工人老大哥靠了边，却换来了华夏真正的崛起与复兴。这就是历史的残酷性。
许蜀康是市政法委副书记下来担任县委副书记的，他与刘达军两人来到卢江，说白了也是权力分配的结果。虽然梓州市原市长胡爱军作为旧派人物被调至省委政策研究室“养老”，但并不表示梓州就没有旧派人物了。
“但随便把几个企业给砍了，总是不够严肃。”许蜀康扭着赵无极不放，似乎一定要赵无极承认犯了严重错误。
“许书记，我们共产党人是讲实事求是的。当一个企业确实不能再为社会创造财富了，或者说它创造的东西总是低于它消耗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保留着它呢，难道是为了面子好看。企业数量多好听，做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可不是共产党人的风格哟。”
对这种老古板式的极左人物，赵无极几乎差点骂娘了。
“好了，赵无极同志。许书记也是关心凤山的发展，再加上办一个企业确实不容易，突然之间企业就要没了，任谁也会心疼的。”胡永生及时出来制止赵无极的“胡言乱语”。
胡永生虽然制止了赵无极，但赵无极这段关于共产党人风格的描述，以及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语言，迅速地在官场上流传起来。李苹在当天打给他父亲李少强的电话中，也把赵无极的这段话转述给了李少强，而李少强则转述给了省委书记柳伯益，在半个月后，这句话竟然传到了南巡首长的耳中。
“这个娃娃，了不起啊！”南巡首长在听取了手下秘书关于凤山乡情况的汇报后，有些欣慰地说道。南巡首长很忙，他要关注的大事很多，需要关注的人同样很多，像赵无极这样的小角色，自然不会在其视野之内。但是，赵无极是个特殊人物，一篇《凤山乡工业发展可行性报告》，有如一股清新的风，让南巡首长耳目一新，这后来便有了华办下发的文件，而赵无极，则很自然地成了首长办公室关注的人物之一。
赵无极成为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兼职研究员，赵无极在新兴科技纳米科技上的建树，赵无极发表在公开报刊杂志上的文章，都通过特定的渠道汇入到首长办公室里，供首长参考。
凤山乡中心小学的座谈会现场，争辩还没有结束。
“赵无极同志，我们在凤山豆干合作社了解到，都是合作社的社员，都在生产豆干，但有的社员收入却比别人高得多，甚至高一倍，我听说，你在其中创造了一个词汇，叫管理收入。也即参加合作社管理事务的人能够多拿一笔钱。当然，我们是按劳分配原则，多付出了劳动多挣一些钱也是应该的，但是，这个差距是不是太大了呢，如果这种差距过大，会不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呢？”分管卢江县属以下工业企业的副县长赵历法突然发问道。
赵历法，与赵无极属于本家，但据赵德正同志说，赵历法属于资历型干部，此前，这位年已55岁的副县长是梓州市工业局的一个科长，借用前次卢江官场洗牌之机分到了一杯羹。从科级到县级，赵历法完成了华丽的变身，似乎也激发了他的一些潜力。譬如刚才这一问，就有一定水平，因为他看到了“贫富悬殊”的可能，而在后世，“贫富悬殊”已经成了制约华夏的瓶颈之一。
但是，赵历法对于当前的分配制度以及政治走向，显然是一知半解，他有一种直觉，但他并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后世的贫富悬殊之所以会成为社会问题，其实并不完全是表面现象那么简单，而是“贫富差距”背后的原因让民众忍无可忍。这些原因包括地区间差异、结构性差异、部门性差异，以及权色交易、权钱交易、官二代、富二代等，其根源还在于制度设计的缺陷。
“赵县长可能忽略了一个政策信号，去年3月28日，南巡首长在会见弥桃国总理朗尹时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
“凤山乡的实践，正是落实贯彻首长这一讲话精神的实际行动。凤山要发展，不可能搞平均主义，不可能再吃大锅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到底就是要打破大锅饭，鼓励农民群众自我创业，自主发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此把凤山的经济搞上去。”
“刚才赵县长说到的管理收入，确实，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其原因就是，管理，也是生产力的要素之一，管理，是一种更高级的劳动力，是能比普通劳动力创造更大物质财富的劳动力；凤山村的小部分群众，愿意参与管理，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拥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在豆干合作社的作用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多挣一部分钱是很正常的。”
“赵县长可能不知，虽然管理收入的概念是我提出来的，但是，管理者到底从豆干合作社中能拿到多少管理收入，却是由豆干合作社全体社员表决通过的，即管理者多出来的这部分收入，既是管理的意愿的体现，更是全体劳动者意愿的体现。”
说到这儿，赵无极已经极为强势地把凤山豆干合作社的问题解答清楚了，但是，赵无极一不做二不休，他决定阐述一下他最近思考的经济理念——
“各位领导，虽然我国把按劳分配作为基本的分配制度，但并不表示就只有这一种分配制度了。除此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管理、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都可能参与分配，成为按劳分配的有益补充。
此外，我们对按劳分配中的‘劳’，也要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讲得好，人类的劳动有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分，假如简单劳动一个小时创造的价值为1，那么复杂劳动一个小时创造的价值也许是2、3甚至是10以上，按劳分配讲的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那么，复杂劳动同样的时间里创造了更多的价值，是不是应该多得呢？而管理与技术，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