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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该天打雷劈了！”百姓甲说道。
而一群百姓说的则与赵无极有关。
“喂，刘二，你刚才发现没有？好个娃娃乡长见到死人，一点脸色也没变，算是个有胆的。”
“呵呵。张三，你太孤陋寡闻了吧。赵乡长可是个了不得的人，被吴冕首长接见过的人呢，一个死人又算个啥？”
刘二道：“也不知这个乡长能不能把凶手绳之以法。”
“这个难说，斑竹河费家。没有证据是难以扳倒的。”拉过话头的是最先发话的张三。
“如果真能扳倒费家，我到不在乎给这位姓赵的送一面锦旗，上面写三个字：赵青天。”说这句话的，是出言讥讽张三的李四。
围观的群众有上百人，多是凤山村的村民，少数是斑竹河村跟来看热闹的村民，上百人各式各样的看法，赵无极全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也没有生气。
但是，赵无极却从中听到一个让他触目惊心的结论，那就是百分之九十的百姓，对凤山乡政府都持不信任态度。虽然赵无极也知道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但他还是感到惊心。
大约有百分之几的百姓，寄希望于赵无极，认为赵无极是上面派来的人，有大靠山，说不定能揭开凤山乡的黑幕。
“难道，凤山真还有自己没发现的深层次的问题？”赵无极有些疑惑。
这还真不怪赵无极。赵无极能够发出这样的疑问，说明他是非常清醒的。
华夏的乡村治理，或曰基层治理，一直到21世纪都还处于探索之中，而即便到了那个时候，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网络上的名言“别把村长不当官！”就是农村政治最真实的写照。
由于体制的原因，华夏的“官”与“民”从来就是分裂为两个体系的，用戏剧语言来说，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互不相交，互不相干，互不相属。
从官的角度看，华夏是流官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干几年就要挪地方；同时，华夏对官员的考核，从来是来自于上级，或升或迁，都是由上级说了算。也因为如此，“面子工程”就出来了，上级管那么多地方，他有看到什么，他最多也只能走马观花，看到面子上的东西，也因为如此，后世流行一种“数字出官”的说法。
“数字”即“GDP”。我们不怀疑这个数字的真假，姑且算是真的吧。我们设想一下，这个真实的数字，对老百姓的意义在哪里？网络上有个笑话，是讲某几个笑星的对答。
赵笑星：请听题，你房子的面积是10平米，你邻居的房子从0平米变成了100平米，请问你的住房面积增加没有？
范笑星：没有。
高笑星：错！你的平均住房面积增加了45平米。
这个笑话，普通人一听也就一笑了之，因为这就是现实的“无奈”；但是，这个笑话的经济学意义却截然相反。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讲，华夏形势一派大好，神马神马我们去年增长了多少多少。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讲，每一个数字变化的背后，就意味着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生存条件的恶化。
真要说住房面积的增加，这样的数字才有意义：华夏有多少户人口（有数据的），有多少户住别墅？有多少户住大房子，有多少户住小房子，有多少户是按揭买房，有多少户还没有房（要统计很容易），去年或今年，有多少人第一次搬入了新居，有多少人换了别墅？
对于基层干部来说，一年或者几年都难以见到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对一个乡的认知，最多是来自于地图上的名字，或者官员名单，此外，则只有报表上的数字了。
这是从官的角度讲，华夏的传统，决定了官只会对他的上官负责，至于下面的“民”，原则上抹平，不出事就行。
再从民的角度分析，民与官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因为官的工资由上级发，因为官说不定哪天就走了，即便自己给官送点礼，也给自己换不来实际的发处，官不可能直接把好处给自己，因为管着自己的并不是官，而是乡村治理结构最重要的一环：村——支书和村长。
譬如，我家要翻修房子，要批点宅基地，这个，找官是不行的，得找支书或村长；他们批了后，才能拿到乡上找官批，而一般情况下，官都要批，否则，就会造成官与支书、村长的对立，不利于官开展工作，当然，官也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原来的房子是宽还是窄，是否够住的问题，他只能以村上批的文件为依据。
譬如计划生育，真正了解情况的，是村支书、村长以及妇联主任神马的，官，是不了解情况的，即便你挺着个大肚子走到官员面前，哪怕你就是二胎、三胎，他知道吗？说不定，他一高兴还会祝贺你两句，要生个大胖小子呢。
此外，在这个特定的时代，甚至到了21世纪，村民的命脉也被支书和村长抓在手中：困难补助，由村上说了算；项目扶持，由村上说了算；是否出工出力（以工代赈，相当于义务工，譬如某著名的渠，就是这样建设起来的），由村上说了算；你家男人是否结扎（计生专业词汇），你家女人是否安环（计生专业词汇），你家老人的坟地（干涉较少，但亦有），你家孩子是否能上初中（推荐上学年代）等，没村上表态，神马都没有。
在特殊年代，如果一个农民想要进县城（需要在县城住一天那种），没村上的“路条”，连村子都出不了。
一句话，村，拿捏着村民的所有经济与政治前途，关系不错的，每有好事都能轮上你；关系差的，每遇不好的事肯定跑不了你。
而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家族问题。一般而言，如果你姓张，即便华夏第一大姓，但在斑竹河村却只有你一家或三两家人，你想当村长或支书？想都不要想！因为人都不是傻子，自然知道其背后的实际利益有多少。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普通村民敢向赵无极说真话吗？你干得好，三两年就走了，留下村民祖祖辈辈在这儿受支书或村长的打压？
或许有人很天真地问：难道，农村就没有法律了？农村当然有法律，如果你当众杀人肯定也要被判刑！但是，你家的猪今天被毒死了，你家的鸡明天不见了两只，你家的瓦房后天被一块石头砸了一个洞，你找谁，找警察给你赔鸡和猪？
第234章治安之根（3更到，勿忘国耻！）
因此，你只要去到乡村深处，问他们县委书记是谁，他们会摇头；问他们乡上的书记是谁，大多数都会摇头，惟独问到村支书和村长，他们保证知道名字，如果你要去找支书和村长，他们保证还会带路。
因为，对于农民来说，这两个人就是他们的天！而农民这些真实而具体的生存问题，官员们根本不了解，甚至有的官员也不屑去了解。
难道，农村这个难题就无法破解？
不！有一个法子可以破解这一切难道，那就是要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农民之所以甘于忍受乡村深处的这种不正常的压榨，是因为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离不开土地，他们不敢背井离乡！
在旧朝，前井离乡的人走到各处还有官府组织粥棚施舍，除非是大面积灾荒，否则真正被饿死的人还是少数。
只由解除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农民才能真正成为自由人，从而无惧神马乡村家族或村长的力量。因为他们拥有了其他生存手段，他们看到了另外更大的一片天。
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夏的义务教育制度，功莫大焉！
但赵无极重生的这个时代，一切都还没有开始。此前，赵无极感觉到了农村宗族、家族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但他的感觉，只是皮毛。那些隐藏得很深的，那些血腥而罪恶的故事，他并不知道。
不过，赵无极很快就要知道了。
一个小时后，派出所民警蔡召明来向赵无极汇报。他说，那三个青年早晨请康明全去费仁富家打牌。康明全答应后，四人便在村外分手了，因为他们又去请另外一个人，结果到了费仁富家里后，康明全却没有来。这时，有人来报告说，有个人掉到村外的悬崖下去摔死了，众人一惊，纷纷起身跑出去看，结果是康明全。于是，就有人去通知康明全的老婆高树娥。
“你问过高树娥没有？”赵无极平静地问道。
“问过了。她也说早晨是三个青年把康明全叫出去的，她怀疑是三个青年害死了康明全，但她并没有证据。此外，高树娥还说了他丈夫与费仁富有矛盾，是费仁富叫人害死她丈夫的。但她同样没证据。这些，我都有记录。”蔡召明很认真地说道，还把记录摆到了赵无极面前。
“这事，不管是什么原因，毕竟是死了人，是大事。因此，你马上向县警察局汇报。请他们派出警员来调查。意外死的也好，被人害死的也好，我们都应该还老百姓一个真相！高警官，你说是不是啊？”
“是。赵乡长，我这就去给县警察局打电话。”说完，蔡召明就站了起来，他想迅速离去，刚才，赵无极话语里有极大的威压，他感觉到非常不适。
“你就用我这个电话打吧。”赵无极把电话机推过来。说道。
“赵乡长，这事，是不是请示一下汪所长？”蔡召明小心地问道。
“汪大江？呵呵，我看他是不得空吧。此时，他正在费仁富桌子上打牌呢。怕是赢了五六百块了吧，他舍得听你请示？”赵无极似笑非笑地说道。
“是。赵乡长，我这就打！”蔡召明被赵无极的话吓得不轻。汪所长去费仁富家打牌，乡干部们根本没人知道啊，赵乡长是怎么知道的？而且，死人这事，多少与费仁富还有牵连。
派出所，是县警察局与乡党委政府共管的单位，以县警察局管理为主。赵无极上任后，其他部门都比较配合，但派出所却一直阳奉阴为，或者一点也不来气。赵无极本想给白鑫建议，把汪大江调走算了，但最终也没向白鑫提出来。
后来，赵无极在县城偶然发现，这汪大江与白鑫等少数几个人在酒店里吃饭，气氛十分热烈，赵无极就更不会再提了。
县警察局，赵无极与白鑫说不上熟，上次因为陈程的麻烦去找过白鑫，后来赵无极又给自己的老爸提议整顿人力三轮车市场，算是给警察局找了一个收入渠道，算是两清，或者在赵无极看来，这算是两清了。
赵无极真正比较欣赏的，是副局长兼刑警大队长廖斌。这人，没那么多坏毛病，做事既灵活又原则。
像汪大江这样的人，凤山的治安之所以如此差，与其不作为或故意充当某些人的保护伞有有很大关系，或许，汪大江有他的理论，如果不与凤山的大家族处理好关系，治安案件可能更多。
但是，这绝不是正当理由，因为，这明显是专政机关向传统丑陋有宗族势力投降！
要说私人关系，赵无极与汪大江也算处得不错。不过，赵无极是一个有原则的人。私人关系好，不能以此作为坏工作的理由。私人关系好，理应在工作中给朋友捧场，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才对。
蔡召明打电话时，赵无极微闭着眼睛养神，电话里对方传来的声音虽然很小，但赵无极却听得清清楚楚，接电话的就是刑警大队长廖斌，是刑事案件的正管主管，可蔡召明却假装没听出来，而是说“我是凤山派出所蔡召明，麻烦找一下白局长。”
白鑫答应派刑警队前来调查后，蔡召明就放下了电话：“赵乡长，你看这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