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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与长安-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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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范文程、沈文奎等人。孙应时也可能是这样的汉族士人,与沈文奎同时入值文馆。祝世昌,算是投降大清的明帝国军官,参与过大清攻打大凌河的战役。 
  祝世昌在1633年曾经奏请皇太极攻伐大明帝国,并为其出谋划策: 
  攻城当专用红衣炮,国中新旧三十余具,沈阳留四具,城守已足,其余都可随军。师行克城邑,当得练达谨慎之吏,不求小利,不贪财贿,乃能收集民心、保疆土,宜预选令从军备任使。用兵当兼奇正,轻兵先发,夺人畜,掠物资,然后整军挟红衣炮自大道徐进。 
  此处国中,指大清国。 
  这个时候的祝世昌,可以看做是大清忠心耿耿的好奴才。 
  然而在九年之后,不知是祝世昌良心未泯还是怎的,1642年,他上了一道奏折给皇太极,请求禁止俘获良家妇女卖入风月娱乐场所当三陪妓女。皇太极大怒,发下指示—— 
  “世昌难道不知道我禁乐户?还要写这公开信?不过偏袒汉人,借机沽名钓誉而已。我想世昌身在我国,内心仍把明国作为故乡。” 
  一场狱案随即兴起。会审结果,判定祝世昌死罪。“其弟世荫同居,知其事,启心郎孙应时为其改疏稿,都得处死。礼部官员姜新、马光先见疏稿称善,当夺职坐罚”。皇太极命令杀掉孙应时,而假意宽大,把祝世昌、祝世荫流放。 
  孙应时何其不应时也!在大清国草创的宣传作坊,在大清国初期的文化宣传方面,孙也曾经和沈文奎等人共同为其出过谋,划过策。像范文程、沈文奎等都向主子提到过“多疑好杀,百姓离心。攻伐抢掠,百姓以为我们只是看重金帛子女。”这些高级奴才都向主子建议要有长远战略眼光,要立“大志”,变短期抢掠为“长期搜刮”。应该说,这些建议,在大清征服中土时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祝世昌、孙应时这几个人可能又或多或少没有彻底丧失人性,对于俘获汉家妇女卖到妓院这种事情,有一种人道心和同情心在起作用,因此促成了上书。 
  而野蛮的专制政体是不容许任何异议的声音的。之所以杀孙应时而保住了祝世昌的命,也说明了:一、专制政体是功利的,武将的用处比文人要大,刀剑的力量胜于口舌的力量,对武人宽大而严加惩处文人,算计上合理。君不见曹操杀杨修吗?二、知识分子的独立思维一定要泯灭,因为这对专制政体的危害远大于一场武装叛乱,所谓“破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任何独立的思想、人道的呼吁,都是对野蛮王权的公然挑战。 
  孙应时必须死,祝世昌必须受到惩罚。内部人都不能容忍异心,更何况是圈外人。 
  1642年的血案昭示着大清掌控整个中国,征服整个中国后的杀机,大清自己称为江山一统,而在凌沧洲看来,铁幕就要从东北向关内合围,血腥和黑夜将降临到本已苦难,本已昏暗的中国大地…… 
  17世纪50年代左右,历史并不像历史纪年表述一个朝代的开篇那样尘埃落定,各地的抵抗还在进行,大清想统一天下的努力还必须进行一段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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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力征服、镇压、屠杀的同时,对思想制高点的争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权的争夺,对历史的话语权、诠释权的争夺,一刻也没有停息。 
  1647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带的一本记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受了一年严刑折磨后,此人被流放沈阳。次年,又爆出毛重倬等人的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触犯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这几桩案件拉开了大清思想狱、文字狱的序幕。 
  大学士刚林何许人也?这位清朝贵族对大清如此忠心而对言论如此敏感,对打压言论如此敬业卖力,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大清的忠臣孝子了,然而其下场竟然也是被杀,不由让人感到专制权力下并无完卵。这位刚林算是大清的一个文化人,姓瓜尔佳氏,早年被授予笔帖式的职位,掌管翻译汉文的事宜。1636年,此人被授予大学士之职。 
  在皇太极的扩张征服过程中,刚林多次奉命出使军前,宣扬皇太极的“威德”,让主子感到很满意。作为宣传方面的干将,大清的“肉喇叭”,刚林功不可没。1649年,刚林出任《太宗实录》的总裁。1651年,刚林因为在编辑《明史》的过程中发现缺少天启四年(1624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的这几年的明朝实录,请求顺治下赦令悬赏求购;崇祯时期的事迹,如有野史、外传,也下令一并送来。刚林为了大清帝国的统一,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有没有傻子上当,有没有人中了刚林引蛇出洞之计,我不知道。 
  充当专制极权的“肉喇叭”的下场,通常也并不美妙。刚林在多尔衮死后获罪,罪名是党附多尔衮,并且擅自修改《太宗实录》,增加多尔衮的功绩。刚林被杀,家产也被查抄。 
  透过充满谎言和迷雾重重的《清史稿》,我们仍能捕捉思想镇压和文字屠杀大戏的蛛丝马迹。有时,思想镇压仅仅是为了思想控制;有时,思想镇压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 
  1654年,大学士宁完我弹劾曾任吏部尚书的陈名夏,罪名有N多条,但核心是:陈名夏曾对大臣们说:“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 
  当此大清国专政时期,提出要“留发复衣冠”,不认同其文化风俗,当然是致命的叛逆之语。陈名夏在《清史稿》中被描述得很不堪,先是作为明朝兵部的官吏投降过李自成(《清史稿》没透露究竟为何投降),后又受到马士英、阮大铖的排挤,最后投靠了清廷。在清廷期间,官至弘文院大学士,晋升为少保,兼任太子太保等职。在宦海几度浮沉之后,面对清廷的审讯,陈名夏对宁完我的指控一一辩驳,抗辩不屈,唯独承认说过“留发复衣冠”的话,于是,陈名夏被皇帝下令处以绞死,家属流放盛京。 
  凌沧洲不知道这位历经变乱时代、宦海浮沉已久的陈名夏先生最后的心态,只能推测:在一个人的垂暮之年,在一个人看透沧桑尘事之后,在一个人人性未泯之时,他想起了他的故国家园,想起了自己死后的定位,于是带着他对异族文化的蔑视,决然走向刑场。 
  不然,何以解释陈名夏对其他罪行,如结党营私等都予以否定,独独承认这一条大罪?作为帝国高官,他应该比谁都清楚这是大清最重要的心理防线。还是其“留发复衣冠”的话有人对证,无法推卸?但他如果此时仍想苟活,完全还可以再做一番“是为了大清国稳定”的解释。历史并没有留下这样的记录……因此,或许可以这样推测,在一个人屈辱了一生,荣华了一生后,在一个人犯下许多无可追悔的错误后,才做出了这样一个一生中最重要的判断。 
  大学士宁完我何许人也?在努尔哈赤时代就已经投降了大清,是贝勒萨哈廉家的一个家奴而已。此人向大清统治者提出了很多建议,在他的奏言中,哪是大清国哪是别的国家分得很清楚:“我国‘笔帖式’,汉言‘书房’,朝廷安所用书房?……”这样一个家奴出身的文化宣传者,也曾出任《明史》的总裁,却用他卑鄙的一击将陈名夏送上了不归路。1665年,当宁大学士死后,康熙腊肉为了表扬这个“杀手”的效忠,赐他谥号“文毅”。雍正年间,更是录用了他的曾孙,还赐给住房、银两。 
  这种告发,在大清的官吏们看来是投资小见效快的产业,一个双手沾满言论罪血迹的人,不仅自己死得具备哀荣,而且泽被子孙,当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有此典范,大清国的朝廷和知识分子能不日趋下流乎?卑鄙乎? 
  1655年,大清的铁幕已经基本将中土合围上了,尚有少数朝廷官员看不清言路已经封闭的趋势,跃跃然要做忠臣孝子,要对帝国的政治指手画脚一番,没料到碰了一鼻子灰,落了个流放荒凉,客死异乡的命运。 
  这一年有两位朝中要员撞到了专制皇权的枪口上。一位名叫季开生,字天中,江南泰兴人,顺治六年进士,在帝国的兵部出任给事中。 
  1655年,乾清宫建成,朝廷拨款派内监往江南采购陈设器皿,民间传言是去扬州买女子,季开生上疏极谏。顺治发话了:“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我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太平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我虽不德,每思效法贤圣主,朝夕焦劳。若买女子入宫,成何如主耶?”因此责备季开生肆意诬蔑,沽名钓誉,下狱到刑部判处杖刑,经赎买免杖刑,流放尚阳堡,不久死在流放地。1660年,天旱,在老季死去多年后,皇帝下诏罪己,假惺惺地下指示道:“季开生建言,原是为我考虑,准其复官归葬,荫庇他一个儿子入监读书。”人死了,还能恢复官职,还能恢复名誉,还要玩平反的把戏,清帝国的戏演得真堂皇啊! 
  也是在1655年,曾经出任大清顺天府府丞的魏琯出任大理寺卿。八旗逃人初属兵部督捕,部议改归大理寺,魏琯上疏言其不便,乃设兵部督捕侍郎专管其事。又言:“逃人日益增多,因为投充者很多。本主私纵成习,听其他往,日久不还,都告发为逃人。逃人再怎么样,惩罚只是抽一百鞭子,而窝藏逃人的却要被处死,没收人口、财产给本主。这与叛逆罪没两样了,不符合法律公平的宗旨。” 
  皇帝把老魏的言论批发给朝中众要员讨论,把对窝藏者的处罚改为流放,免除没收财产和人口为奴的处罚。老魏又建言:窝逃的人如果死在监狱中,他的妻子儿女应免流徙,如果遇热审(热审也是明朝的一种审判制度,是在暑热季节到来之前,对在押的没有审判定罪的囚犯进行清理发落的制度。这种审判制度开始于明成祖永乐二年,即1404年。具体时间是每年小满之后的十多天开始,到农历6月底为止。这种会审制度分中央、地方几个级别分别进行。清朝时将热审制度也继承下来,继续在实践中执行),也应减罪一等。 
  老魏看不清清初残酷的形势,人道之心未死,同情之心未泯。帝国没有奴隶,吃什么?喝什么?帝国专制不恐怖,权柄谁能紧握? 
  顺治指责魏琯出卖君王的恩典,让王公大臣讨论魏琯要求放松刑罚的问题,讨论结果是:魏琯应当判处绞刑。几经周折,顺治把老魏撤职,结果,魏琯流徙辽阳,死在流放地。 
  对待另一位指出逃人法弊端的官员李裀,大清统治者也没有放过。 
  大清攻下中原土地后,八旗军队把俘获的百姓当做奴仆,对待他们凶残暴虐,因此逃亡的人很多。当时还有汉族地主带着奴仆一起投靠旗人的,这被称为“投允”,如果碰到主子暴虐,也一并逃走。逃人法自此起。顺治十一年(1655年),一名王姓大臣评议:匿逃人者给其主为奴,两邻流徙;捕得在途复逃,解子亦流徙。皇帝以其过严,命再议,仍如王大臣原议上。顺治十二年(1656年),李裀上疏极论其弊曰:“皇上为中国主,其视天下皆为一家。必别为之名曰‘东人’,又曰‘旧人’,已歧而二之矣。”李裀描述了这种悲惨的状况:“法愈峻,逃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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