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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嘿，隔壁家老王又死了！
关于“来点情调”
本来要买马，嫌贵，于是牵头驴回来，这事要从两方面评判：如果是给村儿里驮点货拉点磨便值得表扬，因为成本低；如果是去参加香港“赛马会”，便应该大耳刮子抽丫挺的。
据说中国足协又要请回阿里·汉——原因之一是因为便宜，我觉得就应该大耳刮子扇上去，因为中国足球虽然很滥，但主教练也不应该是用来拉磨的，而且阿里·汉腰椎间盘突出很多年，这样折磨他很不人道。我的一哥们儿有“宝马”情结，原因是酷爱宝马车那蓝白相间的标志，但车太贵，某日购来一标志，贴在自己那辆“宝莱”车头上，说：“买不起宝马，来头‘宝驴’也不赖”。
原因之二是——“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每到紧急关头，头脑混乱的中国足协就会类似哲学家，刚才这句话据说是足协某###在力陈续聘阿里·汉时引用的，说“每当兵败就炒教练，这样下去不会对中国足球有好处”，但我的脑子飞快过了一遍，却想起1996年亚洲杯失利没炒掉戚务生，结果导致97年兵败金州，又想起99年霍顿在热身赛里逢强必败仍保帅位，结果国奥死于汉城，再想起祥福也在国人炮轰中苟全了性命，但终于在武汉死得很难看……“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但人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阴沟”，这是我的名言。
阿里·汉这次返华，一是帮那个刚写了本《X殇》新书的马记者签售，二是在这位马记者牵线之下与阎密晤以图复位。据说马记者在密室里声情并茂地向阎力陈阿里·汉重返的种种好处——对此我有点相信，原因有二：一是李响女士开创了历史先河后，主帅帮忙签售已成为名记的身份标志；二是阿里·汉如能重返中国，曾有经济契约关系的两人会合作无间，“小别胜新婚”——在中国足坛，这样花钱得来的专访已成为所谓名记为采访关系户“圆谎”的代名词。
在一个并不严肃的时代拿严肃说事就会显得很装逼，我上个星期一口气写了三篇“批判阎世铎”系列评论后就觉得后悔，有网友发短信讥讽我为堂·吉诃德，这还抬举了我，我觉得上周的我就像一个与一群“精神病”讨论“三楼楼长”的人，自己也很不正常很不靠谱。《新周刊》在盘点2004中国足球时用了一意趣盎然的标题《越不靠谱，越有价值》，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其实这是最不靠谱的时代。
比如说阎世铎在决定2005年只升不降后，又提议4年只升不降。阎世铎真他妈是个天才，只有天才才会有这样匪夷所思的构想。早年姜昆有一个相声叫《电梯》，说电梯坏了后直抽疯，一会“只升不降”一会“只降不升”，一会“又升又降”一会干脆把人关在笼子里再突然把人弹到8楼上……早年当过知青的老阎一定是姜昆的Fans！
中国最怕的不是“精神病”，而是“精神”，上头一个“精神”下面就要“神经”，中国足协的干部执行起“精神”来很“神经”，很粗暴，凡事喜欢举把斧头搞一刀切，简直就像打劫，套用《天下无贼》中黎叔的话就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中国足协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行为“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你能不能多考虑一下足球本身的规律，能不能想出一个既稳定安全又有建设性的办法刺激球市？上来举斧头就砍，IP卡、IC卡、IQ卡通通给我交出来！可你丫有IQ吗？
我已经没力气再搞什么“批判阎世铎”这样的大评论了，那样会把我也搞得特无聊，一个码字的人是改变不了中国足球的，但我只有一个请求：随便你们玩出什么古怪概念，把中国足球改革成什么样——但请在过程中来点情调来点技术含量，别那么粗暴冰冷了无生趣好吗？
关于“来点情调”，我只能再举已故王小波先生说的一个段子给本文来点情调：在上世纪60年代肃整时期，波兰一国营农场为了提高种猪生殖量，特别发明了一种“母猪架子”，生铁做的，还有几分像母猪，并且安全可靠，那些公猪们的任务就是每天挺着肚子跳上去“哼哧哼哧”传宗接代，过程就像一坨冻肉被摔上了案板，完事后就下来——这样的“母猪架子”既可以提高产量规模，又不至于让种猪们闹事犯错误。但天长日久，那架子已被磨得锃光瓦亮，而且这种单调呆板的动作也让公猪们觉着郁闷，于是就有头种猪发起牢骚来：“能不能来点情调，哪怕粘撮毛也好啊……”
就算中国足球已堕落成一个冰冷的母猪架子，但好歹也给它粘撮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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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颠覆的马桶
对于阎世铎，对于所谓的“足球改革”，我曾经援引侯宝林大师早年的一个即兴相声：某木匠，志大才疏，准备以赶超天下名匠的蓝图打造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大龙床，床做好了，发现少一腿；遂抄起斧子咔嚓咔嚓改成大衣柜，发现门关不上；遂改成一饭桌，发现桌面不平；遂改成一靠椅，坐上去便散架；大怒，“老子做不成龙床，做不成大衣柜，还做不成马桶吗？”于是一马桶诞生……
我们曾经以为阎木匠真能把中超做成一大龙床，后来大家却面对一具马桶，阎世铎改来改去，图纸画了一堆，还是把中国足球弄了个盆满钵溢的恶臭——待到他在10天之内推出“4年只升不降”、“南北分区”、“公益足球”、“请回阿里·汉”等等奇思妙想时，我们必须认为他是个旷世天才了，因为一个人想出一个馊主意不难，难的是一个人能在白驹过隙之间拍脑门就攒出这么多馊主意——我还真得再次援引黎叔的名言：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严肃点，没看见人家在打劫吗（对不起，是革命）？1月19日召开的“足代会”真的是对中国足球的一次生死劫，如果真的按阎木匠的诡异思路治理中国足球，那黄花菜黄瓜皮都歇了。但历史总是按它本来的规律来行事，正当我们以为昨天的执委会会以非常形式化官僚化的作风一路举手表决通过时，阎世铎却被颠覆了——被自家人给颠覆了！在阎世铎上任4年来的“大话足球”中，这仿佛是第一次。
颠覆“4年只升不降”、颠覆“南北分区赛”、颠覆“公益足球论”、颠覆“续聘阿里·汉”（后来知道这是阎世铎与个别人之间搞出的笑话），这证明一个道理，虽然中国足球人傻，但也没有傻到脑子里进水足以养鱼的程度，虽然中国足球有病，但还没病到把马桶当成香炉供着的程度，虽然体育局和地方足协经常和中国足协穿一条裤子，但真把裤子绷开了裆，他们也不至于就公然行走于大街之上。
有些愚蠢是共同都能看见的，一眼就能看见，比如说4年只升不降，公益足球、请回阿里·汉——因为它们将很容易就损坏共同的利益，它们就像不能把马桶当成圣物一样是种逻辑常识，阎世铎可以愚蠢，但执委们、主席们（他们都是国家局级干部）却不能愚蠢，同意愚蠢的愚蠢，比愚蠢本身还愚蠢。很庆幸中国足球还有救，哪怕只残存了一丁点比“春晚”还少的价值——因此在这里谨慎呼吁一下，向手里握着投票权决议权的曾被我定性为“遗老遗少”的体育官员们脱帽致敬。
历史真的有相通之处，1999年初在青岛召开了一次“足球工作会议扩大会”（级别接近这次“足代会”），那一年全体代表集体投票否决了王俊生关于“取消升降级”的提议，在刀俎之上硬是拖走了鱼肉，我认为那是一次“伟大的否决”，那年在青岛，还年少无知的我斗胆对王主席说：它的伟大之处不在于降级还是不降级，而在于一项提议可以在民主的程序下进行表决而非长官意志，在于中国足球尚存一息颠覆的力量。昨天晚上在香河基地又看见王俊生，他正被一群老部下簇拥着寒暄，这个败军之将之所以现在还保持着行业内部对他的极高尊重，是因为他敢于否定自己（有限程度里），还有那么点科学的精神。
而阎世铎呢？如果他真敢再次否决执委们的意见，真该以韩乔生老师说“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走人了。
当然，面对这门正在丧失严肃性而正在增加娱（愚）乐性的行业，我对昨天发生的这场颠覆和否决已丧失了1999年时的尊重感，我也不可能写出当年《伟大的否决》这样幼稚的文章，我的意思是：对于各位体育长官们慨然踢翻阎木匠设计的那只马桶的行动，我有种庆幸感和快感，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的出现只是因为阎世铎伤及了他们的利益，嘲弄了他们这些体育专家的智商。
我仍然对中国足球保持一种理性的悲观——昨天的颠覆，不足为庆，只是长官们在盛怒之下踢翻了一只早该踢翻的马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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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和西门吹雪行吗
“西门子退出”传来时，我正好在家里看冯小刚的《大腕》，正好看到尤优使尽浑身解数往大腕泰勒身上挤广告一段，“没辄，实在没辄，连车轱辘都贴满了脚气灵广告，连眼睛都得掰开塞只'硕士伦'眼镜——这是腕啊，大腕！谁都想在死人身上沾点名气”。
毛主席说，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于泰山。这话透着智慧的光芒。当泰勒这样的国际大腕死的时候，赞助商广告商兴奋如过江之鲫，当中国足球死的时候，人家逃得就像绝尘之屁。
我估计中国足协、福特宝的官员们这时候如果重温一遍《大腕》肯定全得当场吐血，这不是挤兑人吗，为了上泰勒的广告，哀乐可以改成《好一朵茉莉花》，白孩子可以染成黑孩子；可自从十强赛后米卢带着弟子们疯狂走穴一把，中国足球这个腕已没人待见了，至多由民间流传一把海东当选伟哥代言人的段子：“谁能270分钟不射，唯我海东。”或者由那个有黑社会传闻的帅哥做一次鞋油广告：“黑，有我黑吗？亮，有我靓吗？”
很多人都在声讨田亮，似乎他成为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的象征，但我觉得有一点是积极正面的：好歹也有大名鼎鼎的“英皇”和田亮签约，这对跳水运动的推广这未必不是件好事。
但中国足球的悲哀已不再是出不了线或者假赌黑的问题，而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问题，那种扔到大街上也没人待见的境遇是足协这个政府垄断机构晚景的凄凉，当年我曾目睹一名牛逼得不行的福特宝官员对一个低三下四的正拿着香烟敬上的企业代表喝斥：“干不干？不干走人，想来我这儿的人正排着队呢！”当年我曾听到阎掌门在深圳朗声宣称：“不干就走！想与中国足球合作的国际知名企业很多”——不幸现在卖“甩货”了，不幸“跳楼大出血”了，白送谁要你啊？
我觉着西门子退出是件好事，这个黑色事件的刺激性就像在冬天吃到第一口雪糕，让我们的舌苔很刺激。中国的事情就是需要死去以后从头再来，如果中国足协还有可以依仗的外力，它永远会觉着自己有理，会用一股“只把龙袍当内裤”的嚣张劲儿负隅顽抗。如果不按规律办事，阎世铎就算满手捏着权柄也无济于事，捏多了权力也就成了屎。
思忖“下一个退出的是谁”？当然这将导致有同行会谴责得我很阴暗。我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就很阴暗，但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