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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马来了，皇马又来了！为什么我们要说“又”呢？我们的一个编辑曾调皮地把标题做成“蝗蚂来了”，这在编辑部内部有过不大不小的一场争论，我坚信这样的争论也会在街市的每个角落时时发生，而最后我们达成的一致是：我们相信皇马是一支星光夺目的球队，但它的到来与中国足球没有太多逻辑关系，它只是一个娱乐时代的必然产物，只是对中超麻木不仁的视觉拯救，也是对佩雷斯日渐空荡腰包的拯救。
从个人角度而言，我不完全同意维拉潘说的“这是对亚洲足球的掠夺式开发”，因为这太道德化。无论如何，它比大连实德VS四川冠城这种被人为意志决定好的比赛更地道，更有观赏性，更对得起我们的腰包。当皇马VS国安，没有朝圣意义也有足球意义，没有足球意义也有娱乐意义，没有娱乐意义也有商业意义，它至少可以聊慰我们被中超强奸得一塌糊涂的眼膜
从个人角度而言，我又反对皇马二度中国行，反对我们有些号称率先“国际化”了的同行膝盖发软像在迎接一次福祗。因为这真他妈是把肉麻当有趣，皇马二度来华商业活动种种的荒诞行径，北京市民反应的清冷漠然，街头广告的稀少以及媒体报道的理性已证明——没有人再把皇马当成基度世界传说中的“圣杯”来供奉，它只是一次自然的娱乐和六年商业合同的履约而已。
二千多万人民币！二千多万可以养活一支辽宁队一个赛季的基本开销，这得让赵本山再卖多少副拐，或者得让范伟多少次被拐卖啊，这是一次成功的炒作还是一次炫耀性消费？它对中国足球究竟有多少帮助？最后只能用数据和时间来说话，一如2003年铄古震今的皇马中国行没有拯救中国足球，中国足球反而在次年就遭遇了臭名昭著的弱智之死，一如历史上我们曾经历过的战桑普多利亚大捷一样，然后中国足球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了。
好在我们这个时代还可以有娱乐，还可以收看超级女生八进六或用皇马、曼联这样的大腕对中超进行情感摆脱——快来看神仙哪！我的意思是，我们完全可以在这几天欢快得像一群快乐的青蛙，但不要以为经这样一群神仙抚摸头顶就会沾上某丝仙气，然后顺着这股仙气爬上天堂。皇马是皇马，中国足球是中国足球。当皇马回家，然后我们就只能打开“电梯”，在主持人絮絮叨叨的声音中看鸡零狗碎的中超联赛。
一个朝圣的时代结束了，一个娱乐的时代开始了。如果“皇马＋国安”的合作以及“北京皇马国安俱乐部”的名称是这次行程的终极，我只能说：中国足球更需要的是存活而不是意义。不是用一支中超球队整年的口粮请来一支“旅游团”或找个阔佬干爹取个炫耀乳名，而是引进真正国际化的管理模式和理念。
但一切尚未揭开谜底，在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随皇马莅临北京与北京市续签二十年“友好城市”时，我们才从圣人的仙气中俯首沉思，“中国足球究竟要什么？”
评论：朝圣结束 娱乐开始（2）
一个朝圣时代的结束，一个娱乐时代的开始。理想，当然不是两年前昆明那个卖冰棍的老太太手中渐融渐化的冰棍，或者，花1500买了把贝克汉姆用过的一次性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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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跳，是因为我们说对了
我被封杀了！准确地说是我们被封杀了！
那时我正站在一个漂亮的西班牙式阳台上，心旷神怡地享受全欧著名的加纳利群岛人间仙境以及天体浴场的丰乳肥臂，而徐杰抱着他的手机就像抱着一个黑匣子一样对我说：“刚接到短信，足球报被封杀了”。那一刻，我就觉得自己像被突然钉在木板式的某只蚊子，惨不堪睹。
中国足球永远会不合时宜地给你荒谬感，即使逃到北纬28度、西经15度的大西洋深处也追杀不休。这使你不得不深刻佩服这么腐臭这么乱七八糟的中国足球其实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随后更为详细的情况源源不断地从后方传来：由于足球报刺痛了中国足协的三叉神经，居然哪壶不开提哪壶刊登了所谓“国资委禁止国企经营足球俱乐部”一文，致使阎掌门龙颜大怒下令封杀足球报。其具体杀法就是不准采访，无论足协下属的人或比赛，我转身对徐杰小弟说：“兄弟，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你那枚长焦镜头只能做烧火棍了，并请出门戴头盔”，徐小弟几乎泪雨婆娑。
“封杀”是一个生造出来的词，但它能表现出来的意境无穷无尽，是江湖门派之间的一场悍斗，是一个寡头对行业叛逆的扼制，是优雅的“铁丝网内”对无助的“铁丝网外”行使的一种特权。
在我的文字记忆中，“封杀”这个谓语前面缀上的主语以“中国足协”最多，宾语又以各等新闻媒体最多，从CCTV到《无锡日报》，从资深大牌到后辈新进，无不控制在这个和足球本身无关但很政治化、很江湖化的犀利动作中。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足协”这个正局级单位在某种状态下就像一座森严的“白虎堂”，谁敢带刀进去，绝对会脸上刺青发配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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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谢奕说：林冲多惨呀，老婆被污房子被占人权被剥——有些机密是碰不得的。
但“不良资产”是机密吗？如果你一定要说它是机密，它就是披在皇帝身上那件新装，是阿Q头上那记癞疤，路人皆知，惟司马昭不知，不仅“癞”说不得，推而广之“光”、“亮”等都说不得。
否则，便“封”而“杀”之，历史的真实面目被做成一罐陈年老酱菜，只能由我、刘晓新、姬宇阳之流躲闪于非典之际写成“××十年记”一类的东西。
由于工作关系我能够掌握的大量一手资料，现特此揭发：中国足球确实属于“不良资产”，印度尼西亚富豪林绍良先生与上海中远合作浦东开发，第一次看中远账本就惊呼：“那个俱乐部只赔不赚，是严重的不良资产”，红塔退出是因为企业主、副业要剥离，但足球俱乐部在剥离过程中被新任老板视为最不合理的子公司；还有全兴、还有颐中甚至还有早前的万达……
“不良”就不良，不良也没什么见不得人，就像张斌所说：“只要你能从江湖找到自己需要的利益，就玩下去”，但我不同意你非把“不良”掩饰得很“良”，北京有个著名的“良子洗脚”连锁店，口号是“良家妇女以优良的手艺挣良心钱”，所以它很“良”，但我不知道中国足球更具体说是中国足协到底“良”在何处，如果你非逼我们一齐喊“良”，倒像是一场逼娼为良的恶行，你丫累不累啊。
一个人有太多的秘密意味着变态，一个机构有太多的神密意味着腐败，不过是管理足球的一个正局级单位（占中国一万三千分之一）而已，哪有那么多“说不得”、“捅不破”的贞洁薄膜？不良就是不良，要是“良”了，为什么会心急火燎地搞出一个泡沫“中超”；要是“良”了，为什么寥寥数百字就逼得你狼奔豕突地喊“封”喊“杀”？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遭受封杀，注定也不是最后一次，中国足协通过它对周遭世界的封杀来弥补脆弱，骄傲的是，在我们无数次的被“封杀”中，写出质量、数量都了不起的评论和新闻，悲哀的是，在无数次无效的“封杀”中，中国足协仍旧高举刀子——至少一半以上时间处于封杀状态的我只能说，没有你的那张所谓采访卡，我一样能写出让你们难受的真相和一流的评论。
面对这样一个“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对手，为了生存我们有时也做出妥协，但这样一次“封”且“杀”之的恐怖行为下，我不得不从遥远的加纳利给报社打去电话，“宁玉碎，不瓦全”——我想起黄集伟先生曾对当权者的断喝：你可以命令我们每天目送你去嫖娼，你也可以命令我们每天对着你高唱《满江红》，但你不能命令我们每天高唱着《满江红》目送你去嫖娼。
以足记的名义，我断言：“你跳，是因为我们说对了。”否则阿Q也不会讳“光”、“亮”之词了。这一刻，我决心去看加纳利美丽动人的风景，我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而无所谓什么封杀。一不小心回头瞥见，某带队官员“上书房行走”般手捧中国足协向遥远西班牙传来的一份传真：督请沈祥福，千万不要让沈祥福接受李承鹏这厮的前线采访，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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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20年与12年的决斗
1980年莫斯科，冰天雪地中的沈祥福肯定想象不到24年后他将再一次冲击奥运出线权———用全部的身家做赌注。
1978年曼谷，咸湿闷热中的金镐坤肯定也想不到，站在身前玩命儿阻截他的这个中国小孩，竟会26年后又一次玩儿命地抢身在他面前。
甚至2002年6月14日，杜威也想象不到他会在一次0比3的重创后再次站在“上岩”，两年之后，年轻的杜威已经会用一种宿命的口吻说：“哪里跌倒，哪里爬起！”
宿命。宿命的意思是有种仇恨会如附骨之蛆挥之不去，有种还债会像雪球般越还越多，像一个情绪上狡诈的圈套让你去钻。如果真要用很历史很###的口吻叙述，就是“公元2004年3月3日，中韩要再一次了却夙仇”。
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多使命感，虽然北京现代刚刚以两个洗衣粉广告式的“1比4”输给韩国人，虽然上海双雄在A3坍塌成“上海双熊”，但中国国奥与韩国国奥在今晚的战斗并不是为两国足球地位来正名的重大战争，它只是决定某次出线权的战斗。
在前线，杨一民下达的“宵禁令”开始为这场战斗添上一丝残忍的瓦蓝，李章洙、金光东的造访更给战壕两侧营造出很《无间道》的味道———谁都输不起，不管是20年的“逢韩不胜”还是12年的“上岩怪圈”。
建于汉城郊外垃圾场上的“上岩”被视为韩国足球的怪圈，12年来韩国国字号在“上岩”无一胜绩的传说撩拨着中国人某根胜利的三叉神经———中国足协年轻的官员曾民踩在据说邪气很旺的上岩草皮上突然有了一种感觉，“我敢赌，赌中国国奥明天至少不会输！”
在“实力不济”的理性逻辑下，我们又一次回到感性的宿命中去，这没什么不好，3月3日就是中国人用20年酿造的“恐韩”与韩国人用12年积淀的“韩恐”的一次感性赌博。
历史的改写和历史的续写都不难，“抗韩”和“恐韩”的话题20年来正如一对贫嘴的孪生兄弟———3月3日，是一部光鲜照人的剧本开头，还是一张苦瓜脸的克隆？
据说沈祥福自抽签之后，已把中、韩交手可能出现的各种镜头在脑中过了N遍，但比赛只有一遍，像一条河永不回头，像戚务生在崔龙洙那挺重机枪下逃无可逃，像霍顿碰上申秉浩那记头球无可救药。
今晚，准确地说是今晚18时整，“宿命”像把刀子抵上双方的喉头———两天前，中国足协常门人阎世铎的说法是：“以我们的状态，离打破恐韩宿命只有两公分了。”如果真是这样，请一定不要再出现四年前李伟峰那枚只有两公分误差的头球，进了———却又妖冶地弹出来了。
让人想起来都不寒而栗的是，中国队好多次都死在这两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