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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买驴（2）
也难怪这位颜夫子看不惯，到了南北朝，尽管战乱频仍，好像也并不影响士人们的快活，甚至做皇帝的，也兴致勃勃地舞文弄墨，如梁文帝萧纲，就大力提倡写淫艳的“宫体诗”，搞色情文学；如梁元帝萧绎，颜之推曾经侍候过的君主，最后失败时，归咎自己读书太多才丢了江山，一气之下，把历年收集的公私图籍付之一炬。这些人，只要战火不烧到屋檐下，利刃不架在脖子上，都是倜傥不群、傲视万物、佻达自由、洒脱不羁的风流种子。
宋刘时的谢灵运，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自称，天下的才华总量只有一石，曹子建得八斗，他得一斗，余下的，众人分之，狂得实在够可以的了。他在浙东地区游山玩水，差不多要一个营的兵力，为他开山辟水，搭桥铺路。那一份兴师动众，使得深山老林里的老百姓，直以为来了打家劫舍的匪盗。若是他不这么求快活，而且官瘾也不这么强烈，他的一斗之才，说不定会有更辉煌的成就。
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总势，前不如汉，后不如唐。看来，作家们太潇洒了，神采俊逸是有的，但指望深沉凝重，就未必如此了。酒足饭饱、一劲儿打嗝，是无法体会饥饿是什么滋味的；帷幄重裘、熏笼香浓，哪里能知道数九寒天薄衣单衫的可怜。对作家来讲，太快活了，说不定倒是文学的厄运。
从《颜氏家训》一书，我们知道，造成这一时期的士风，也就是今之所谓知识分子一群人的颓唐习气、浮华文风，有其客观上所给予的物质条件：
南北朝169年间，双方时有夺城掠地、生灵涂炭的战争，也有相安无事、互派来使的和平。那个写过《哀江南赋》的庾信，就担任过南朝梁国驻北朝西魏国的大使。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两边都照样地歌舞升平，吟诗唱和，游山逛水，欢宴不断，而江南，斯风犹盛。因为，“晋朝南渡，优惜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已上，典掌机要。”
但大多数“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加之这班人，由于“中兴渡江，卒为羁旅，至今###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悉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整个社会，从统治者，到豪门贵族，到士大夫，竞相侈靡、贪图安逸、淫奢享乐、空谈误国。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所谓“老”，是指他逗留北方，不得回归的时期中，在怀念故国和感伤身世的情绪中，才形成他苍劲悲凉的独特风格的。像这样的文章高手，在未“老”之年，青衣短袖，面白唇红，出入梁国宫廷，在那样的脂粉香腻、玉体横陈的氛围中，也不过是一位在追星族的包围中，擅写绮丽诗文的“青春派歌手”而已。
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快活文人，颜之推是这样描写的：“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时明经求第，则顾人答，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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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联想起时下明星出书，全赖枪手操刀；作家炒作，忙于抛头露面；江郎才尽，犹在制造泡沫；美人迟暮，奔走声名更急的文坛众生相，这一切，与颜之推在书中所言，简直不谋而合。“当今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恰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校订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更有甚者，一些半瓶子醋，尤为可笑。“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撆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夫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博士买驴（3）
想到当代文坛的式式种种，原来都不过是古已有之的现象翻版，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但是，我始终在琢磨，沉醉于优裕的生活之中，对作家而言，也许会衍生出一种文学上的催眠作用。曹雪芹为什么在喝莲叶羹时不写《红楼梦》，偏要饿到只有稀粥咸菜可吃时才写？饿，不一定就产生文学，但饿与饱比，可能靠文学更近一点。南北朝文学，比之他朝，相对来讲，较少大家力作的主要原因，不知是否与那时太甜美、太甘醇、太轻松、太舒服的日子使作家多了些惰性有关？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乘舆，入则扶持，城郭之内，无乘马者。”弄得满城的人，都不识马为何物？最好笑者，建康令王复，也就是当时梁国的首都市长，不但没有乘过马，更未骑过马，有一天，牵来了一匹马，咻咻嘶吼，四蹄跃跳，把他胆子都吓破了，于是埋怨他的下属：“你们怎么搞的，这分明是老虎，怎么骗我是马呢？”
所以，到了侯景之乱，建康从被围到城破，“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贵戚、豪族皆自出采稆，填委沟壑，不可胜纪”（《资治通鉴》）。这样，那些潇洒惯了的文人雅士，“肤脆骨柔，不堪行走，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
到了如此性命攸关的时候，这位买驴的博士官，还有兴致写上三大篇字契，炫耀肚子里那点学问吗？一般来讲，文人太快活了，写东西就玩形式，就耍技巧，就讲性灵，就要搞一些翻新的花样；精致的把戏，散淡的笔墨，隽永的余韵，这也是需要的，甚至不可少的一种文学，若全是清一色的黄钟大吕，也是会令读者头疼的。文学，既不能全是沉甸甸的，也不能全是轻飘飘的，一个时代，最后留下来的全都是像《花间集》那类休闲恬适的，怡心悦目的作品，怕会给后世的读者生出许多错觉。似乎王建、王衍的前蜀，是五代十国时一块伊甸园，这当然是天大的误会。
全轻不行，全空就更不行。前不久，在路上碰到一位并非文学界的朋友，以前，因我编过选刊，他总是关心地问我有什么好的小说，要我推介，以便找来一读。大概如此问过多次，我的答复使他感到不得要领。这回，索性向我提了一个问题：“老兄，你说说，现在，是读小说的人多呢？还是写小说的人多？”
我望着他那张表面平静的脸，品着他这句内含机锋的话，反问这位朋友：“我要回答么？”
他点头，作天真无邪状。
我揭穿他：“其实，你已经有了答案。”
这一下，他露出诡谲的笑容。然后，他告诉我：“我已经不看小说，尤其是鼓吹得很厉害的。”
当然，他不看小说，不会影响小说的生死存亡，即使所有人都不看小说，也不会影响小说家在那里埋首疾书、下笔千言。
近年来，我确是不大读小说了，不完全是因为好的小说少才不读的，而是由于视力日益地不肯合作，多看一会儿小说，两眼就怠工，铅字就模糊起来，只好掩卷作罢。但这位朋友的话，使我想起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想起那位博士到牲口市买驴写文书的故事。
老作家施蛰存说了，大意是，现在的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他老人家只消二十万字就解决问题。话说得有些伤众，但我相信他能办到。这位在三十年代就玩现代派的老先生，既然敢端起枪来，肯定是弹无虚发的。
但我倒不是嫌长，好小说你是惟恐很快读完的。只是看了半天又半天，找不到那条驴，那才痛苦，所以，小说无论长短，你得给我们拉出一条活蹦乱跳的小毛驴，庶几不辜负我那可怜的视力了。
驴啊，驴啊，拜托你，快一点出来吧！
得意与忘形（1）
公元四世纪末，少数民族拓跋氏的北魏政权在北方崛起。
鲜卑族的拓跋氏这一支，好战尚武，以骑掠剽劫为生，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昧落后，拒绝开化。因此，其野蛮程度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他们对于汉文化，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顽固地坚持旧习俗不变，甚至到了很晚的时期，才禁止同姓通婚。所以，越远离文明的人，也就越害怕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忍，必然要把体现文明精神的一切，视作烧杀抢掠破坏毁灭的对象。
历史上不时出现的文明倒退，就是这样产生的。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同样，中国的每一次劫难，也都发生在外来的低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和无文化的农民革命政权，进行野蛮和半野蛮的统治时期。回顾“文革”十年，以破“四旧”为名，进行打砸抢者，一大半是无知的红卫兵；提倡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论，残酷折磨知识分子者，都是些文化低下的造反派。撇开特定的政治条件，与这些人肆虐文明、摧残文化的野蛮心理是分不开的。
像羯族的石勒，氐族的苻坚，由于长期统领部落，居游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虽然不断骚扰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感化也就相对多些，并由此产生出对于高级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们更追求民族的文明进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语，努力融入中华文化。拓跋氏则不同，胡服骑射，游掠虏获，许多陋习，迄无变化，抱残守缺，恐惧文明。
民族如此，具体到一个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在这些人的头脑里，对于接踵而来的现代文明，时代进展，新鲜事物，生活变化，由于来不及适应，便产生所谓的“拒绝投降”的怨尤情绪。有的作家发思古之幽情，留恋昨天那其实一点也不愉快的贫穷生活，好像春节到了，才供应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黄金时代，于是像古人怀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岁月，将满目疮痍的昨天，涂上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来对抗现实。这和远古时期的拓跋氏，把同姓能婚、翁媳同庐、奴役制度、掳掠人口，视作正常现象甚至还引以为荣一样，完全因为变革而打乱了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尊崇的殊荣，也缺乏与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线上冲刺的力量，才对新时代带来的文明变化，像面对洪水猛兽似的畏忌。
因此，野蛮落后而顽固保守的拓跋氏，凭藉武力，统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为战胜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文化上的差异，也形成可怕的压迫。弱的劣势文化，便要凌驾于强的优势文化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时常出现空白的由来。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使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挞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的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