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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应该算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学着哥哥的样子举起右手：“你能向毛主席保证吗？”我父亲再次举起右手说：“我向毛主席保证。”
然后我们三个看着父亲写下了这张避重就轻的大字报，这是第一张批判我们自己的大字报，而且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写成的。我父亲写完以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把毛笔递给我母亲，我母亲签名后是我哥哥的签名，我的签名排在最后。我们开始讨论将大字报贴到什么地方？我说就贴在我们家门口，可以让邻居们看到我们大年三十晚上的伟大行为。我哥哥说应该贴到电影院的售票窗口，那里看到大字报的人更多。父母肯定在心里痛骂我们这两个小王八蛋了，他们只是为了做秀，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精神和政治觉悟，他们并不想让别人看到这张大字报。而且这张大年三十的大字报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可以在我父亲的交 代材料里出现一个光彩的段落。
我们的父母虽然心怀不滼？脸上仍然露出赞许的表情，他们点头说我和哥哥的主意都很好，问题是贴到外面去的话，我们自己不能时刻看到这张大字报了。他们耐心地解释，这张大字报是批判我们自己的，应该贴在自己家里，让我们时刻警惕自己过去的错误，从此紧跟毛主席永远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当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医院的宿舍楼，我们住在名叫向阳弄的一所房屋里，是一间大屋子，中间隔开的墙是用铁丝将竹子横竖绑扎起来，再在竹子上糊上旧报纸。我父母睡在里面的床上，我和哥哥睡在外面的床上。我们觉得父母的话有道理，同意将这张大字报贴在家里，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贴在里面父母的床头，要贴在我和哥哥的床头。我们的父母欣然答应。
不久之后，我父亲被下放到了农村，他身背药箱走在乡村田间，给农民们治病。当造反派意识到他们是放过了我的父亲，再去农村抓他时，已经找不到他了。朴实的农民们保护了他，把他藏了起来，让他非常幸运地躲过了文革早期的革命暴力。
那张了不起的大字报在我和哥哥的床头墙上存在了一年多，积满灰尘和纸张泛黄破裂以后，它自己沿着墙壁掉到了床底下，然后被我们遗忘。最初的时候，我每天睡觉前和起床后，都要用神圣的眼光看看自己歪歪扭扭的署名。
五年以后，我进入了初中年级，开始大规模书写大字报了，而且是亲自书写，不再是尾随其后的署名。文革时期最著名的写作班子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笔名为梁效，是两校的谐音。我模仿梁效，拉上三个同学也成立了一个写作组，笔名来自当时著名的文革电影《春苗》。
那个时候刚好是黄帅事件席卷全国。年仅十二岁的小学生黄帅写了一篇批评老师的日记：“今天，XX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说得不确切吧，教鞭是让你用来教学，而不是来打同学脑袋的。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老师看到日记后大发雷霆，认为黄帅是“为了拆老师的台”。接下来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老师不断批评黄帅，还要求其他同学不要理睬黄帅。孤立无援的黄帅只好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六百字的信。她在信中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老师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刊登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十二月二十八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转载，还加了编者按。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转播了这篇报导。黄帅红极一时，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反潮流英雄，全国的中小学生纷纷向她学习。可是好景不长，两年后，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被抓。十六岁的黄帅一下子从天堂掉进了地狱，成为了“四人帮”的小爪牙。批判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她的父母也因此倒霉，母亲写下了几十万字检査，父亲被逮捕入狱。直到一九八一年，黄帅的父亲才获得平反，走出了监狱。
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一个人的命运其实不蔺于自己，所有的人都是随波逐流，谁也不知道前面等待着自己的是幸运还是倒霉。
一九七三年底，全国的中小学掀起了批判师道尊严的浪潮。 由我执笔，署名春苗的大字报风靡了我们的中学。我在学校里也是名噪一时，成为了著名的红笔杆子。这是当时流行的民间政治术语，“红”是革命的颜色，“黑”是反革命的颜色。于是写作政治上正确文章的叫“红笔杆子”，写作政治上错误文章的叫“黑笔杆子”。
我和三个同学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里面的革命语言都是从《人民曰报》、《浙江日报》和上海的《解放曰报》上抄写过来的，不到一周时间，我们就写出了将近四十张大字报，贴满了我们中学的墙壁，将我们中学的老师们挨个批判了一通。我唯一放过的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和我私交不错，时常会偷偷递上一根香烟给我。我偷了父亲的香烟，也会敬他一根。
当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除了工厂、军队和农村，其他所有的单位都派驻了工人宣传队。我们中学也进驻了工宣队，工宣队的队长就是当时中学的最高领导。我记得那是一位年过五十的老工人，他拿着笔记本，一边浏览我们的大字报，一边在上面写着什么。见到我的时候笑容满面，连声夸奖我：“干得好！干得好！”
我当时不知道，我们春苗写作组短时间炮制出来的近四十张大字报，也成为了他的革命成果。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大大表扬了他，说我们中学在学习黄帅反潮流精神和批判师道尊严的运动中，走在全县所有学校的前列，甚至都有可能走在全省所有学校的前列。
这位工宣队长认真记下了我们批判过的每一个老师的名字，然后发现竟然没有那位语文老师。工宣队长很不高兴，觉得批判师道尊严的运动中还存在着盲点，他把这个盲点叫到自己办公 室，拍着桌子大骂一通，说这个盲点压制和打击学生，所以才没有出现批判他的大字报。
我们的语文老师哭丧着脸来找我了，他把我拉到中学围墙的外面，递给我一枝香烟，亲自划火柴给我点烟，然后恳切地问： “为什么不写我的大字报？”我抽着他的香烟说：“你身上没有师道尊严。”
“怎么可能没有？”语文老师急了，他说：“我全身上下都是师道尊严。”我说：“你经常给我们学生香烟，你和我们学生打成一片了，你确实没有师道尊严。”
语文老师哭笑不得，只好将工宣队长如何骂他的话都告诉我。我明白了，向他保证，当天晚上就会把批判他的大字报写完，明天早晨他起床就会看见。
我信守诺言，吃过晚饭后就把写作组的另外三个同学叫到一起，在教室里写到夜深人静。我们给其他老师都是一张大字报，给这位语文老师提高待遇，写了满满两张。然后拿着这两张大字报来到了语文老师的家门口，在他熟睡之际，我们商量着贴在何处？
原来想贴在他家门上，可是一扇门上贴不下两张大字报，只好一左一右贴在他家门两侧的墙上。
第二天上午，这位语文老师又把我悄悄拉到了围墙外，我以为他是来表达谢意的，结果他埋怨起了我。说我不应该将大字报贴到他家门口，学校工宣队长根本看不见，而且邻居还笑话他。他给我出主意，说是最好将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工宣队长办公室所在楼房的墙上。看到我点头了，他又埋怨我为什么给他写了两 张大字报？其他老师都只有一张。我告诉他，这是为了给他提高待遇。他摇着头“别提高了平等，平等最好。”“好吧，”我说， “我们辛苦一下，再新写一张大字报。”语文老师问我：“我家门口的大字报怎么办？”我说：“你回去把它们撕了。”
“我怎么敢撕大字报？”语文老师叫了起来，接着小声说， “你亲自来撕掉。”
然后又指导我，中午去撕掉他家门口大字报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话。我点着头，让他放心，中午时一切都会按照他指示的去做。他的右手伸进了口袋，摸出半盒香烟，抽出一根递给我，转身走了几步后，站住脚，回过身来，将那半盒香烟全部送给了我。
我按照语文老师的指示，中午放学前就将批判他的大字报写好，贴到了工宣队长办公室所在的楼房墙上。然后带着春苗写作组的另外三个同学，来到语文老师的家门口，大声喊叫着他的名字，他在屋里故意磨蹭着不出来，等到邻居们都跑出来看热闹时，他才点头哈腰地走出来。我用他上午教我的话训斥他：他
“老实听着，我们写了一张更加深刻批判你师道尊严的大字报，就贴在学校里，你马上去看。”
他应声向着学校方向走去。我们大模大样地撕掉了他家门旁的两张大字报，一边撕着，一边向他的邻居们解释，说这两张大字报写得不够深刻，贴在学校里新写的大字报非常深刻，欢迎他们到我们学校里去看看。
我在文革时期的写作持续到高中年级之后，对写大字报突然没有兴趣了。我尝试着写起了话剧，这应该是我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我差不多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才完成了一出独幕话剧，有 将近四千字，几经修改后，认真抄写在方格稿纸上。话剧的内容是当时流行的内容，就是一个地主在全国解放后失去了财产，如何心怀不滼？想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最后被智慧的贫下中农生擒活捉。
当时我们小镇上有一位著名的红笔杆子，比我大十来岁，因为他在县文化馆的油印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歌颂文化大革命的诗歌和散文。透过一位同学的引见，我有幸认识了这位小镇名流，恭恭敬敬地将自己的独幕话剧呈上，请他批评指正。
几天以后，我再去拜访他时，他已经读完了我的独幕话剧，并且在最后一页
用红笔写上大段的评语。他将手稿还给我的时候，神态十分傲慢，他说自己的意
见都写在后面的评语里了，他就不多说了，不过有一点他要强调一下，就是我的话剧里没有人物心理，也就是没有人物独白。他告诉我，独白是剧本写作的重中之重。
在我告辞之时，他拿出了自己不久前完成的三幕话剧，题材和我的一样，也是一个地主想搞破坏，如何被贫下中农发现的故事。他将厚厚一迭手稿递给我时，专门要求我注意他是如何在剧本中写独白的，他自我陶醉地说：“尤其是地主的独白，写得栩栩如生。”
我将他的手稿和自己的手稿捧回家中。先是仔细阅读了他对我剧本的评语，我发现基本上是批评，只是在最后有一句话是表扬，说我文笔还算流畅。然后我仔细阅读了他的剧本，我觉得他写得也不怎么的，他自鸣得意的那几个地主独白段落，都 是一些地主心里想着如何破坏社会主义的教条式语言，他所谓的栩栩如生，只是在里面夹杂了一些脏话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