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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上去的时候，他奋力反击。他右手捏紧拳头，当然他不敢挥拳打我们，他知道一旦打了我们就是罪上加罪，他只是用左手将我们推开后夺路而逃。这是我们遇到的最为激烈的一次反抗，差点让他逃脱。多亏我们人多势众，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有几个同学手中还举着砖块，将他砸得满脸是血，把他摁倒在地。这时他右手仍然紧握拳头，左手还在努力推开我们。我们知道他的右手里会有油票，我们怎么使劲，也无法掰开他的手指。两个同学将他的右臂死死摁在地上，一个同学用砖块击打他的右拳，把他的右拳打得鲜血淋淋，把他隆起的拳头打成伸平的手掌之后，我们看到几张沾上血迹的油票，数了一下刚好是一斤。我们把他押送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后，又从他身上捜出了另外的十一斤油票。
整整十二斤油票，这是缴获油票最多的一欼？用今天中国流 行的话来说，是属于大案要案。在审问的时候，他一边用没有受伤的左手擦着脸上的血迹，一边交代自己的投机倒把罪行。他是为了筹措自己婚礼的钱，向亲朋好友借了九斤油票，另外三斤油票是他们一家人省下来的，他的父母和兄弟姊妹已经半年没有吃过一滴菜油了，每次吃饭时只是将蔬菜在盐水里煮一下。
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凌晨，在我此刻的回忆里触目惊心。我们这些中学生笑声朗朗地喜庆辉煌战果，而这个伤痕累累的年轻农民却在苦涩地讲述自己的简单经历。由于他是初犯，对他的处罚只是没收这十二斤油票，再让他写下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坚决不做投机倒把的坏事。他受伤的右手在写下保证书的时候颤颤巍巍，不知道是因为手指的疼痛，还是因为失去了十二斤油票的悲哀？右手的血流在书写的白纸上，保证书成为了一份血书。
他被释放后，我们这些意犹未尽的高中生走在他身旁，在小镇清晨的街道上不断训斥他。我们是为了炫耀自己而训斥他，我们重复说着他被缴获的十二斤油票，过路的人听到这个数目后，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他在我们响亮的叫嚷声里一声不吭地向前走去，我们看到他泪流满面，旁若无人的泪流满面。他不时地抬起右手去擦一下眼角的泪水，手的疼痛又不时地提醒他去看一眼自己的右手。我们一直走出小缜，才站住脚，嬉笑地喊叫着训斥他的话，看着他沿着乡村的小路渐渐走远。他在初升的太阳下走去，受伤的右手端到了胸口，带着内心的迷惘，还有满脸的血迹和满脸的泪水，走在漫长的回家路上。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心酸和充满负罪感地写下这些。我不知道这位善良的年轻农民后来是否如期结婚？不知道他后来如何艰难地偿还借来的九斤油票？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我们用砖块击打他的头部时，他克制了自己的愤怒，没有使用拳头还系，仍 然只是用手掌推开我们。
中国社会的剧变之后，过去的投机倒把分子变成了现在的小商小贩。城市里的失业者和农村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下去，这是人的最基本的愿望，在城市里到处摆摊或者沿街叫卖。就是在北京，这样的小商小贩已经数以万计。这些无证无照的小商小贩因为流动性强，地方政府无法向他们征收费用。同时在地方官员的眼中，这些摊贩的四处出现，破坏了城市形豼？也破坏了“和谐社会”。一个名叫“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的机构应运而生，威风凛凛的城管队员开始四处活动。我已经习惯这样的情景，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和天桥上，一群一伙的摊贩蹲在地上叫卖他们廉价的物品，只要有人喊叫一声“城管来啦”，这些摊贩迅速舰卷起地上的物品蜂拥而逃。
就像三十多年前我们这些中学生没收农民的油票那样，现在的城管队员对付小商小贩的手段没有进化，也是没收他们叫卖的物品。当然现在城管队员的成果是我们那时候望尘莫及的，现在城管没收的很多物品是我们那时候从未见过的。几年前，我居住在北京一个地铁出口附近的时候，经常看到很多无照经营的三轮车夫，他们蹬着三轮车接送客人。同时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城管的卡车上堆满了没收的三轮车凯旋而归。我见到过几个伤心的三轮车夫，他们都是动用家里所有的钱或者向亲友们借了钱才购买了三轮车，卖力蹬车来养家糊口，还要供孩子上学。在炎热的夏天里他们挥汗如雨，在冬天的寒风里也是浑身汗水。当他们赖以生存的三轮车被城管没收以后，他们生活的前景也被没收了。
这些年来，随着摊贩维持生计的三轮车、板车和物品经常被城管没收，小商小贩和城管队员之间的对抗愈来愈激烈，时常出 现武力行为，可是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直到一个名叫崔英杰的摊贩用刀刺死一名执法的城管队员，摊贩和城管之间的矛盾终于引发了全国的震动。媒体上连篇累牍地讨论之后，很多人开始意识到，简单粗暴地没收小商小贩的板车和物品，其实就是变相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
崔英杰，这个今天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在法庭上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表达了忏悔之意，他说：“首先我对受害人及家扬表示忏悔，我知道现在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本来我想靠自己的双手，摆摊来改变我的生活。”
一位城管被剌身亡后，城管队员的保护装备开始升级，配备起了？终端、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强光手电筒等。同时还请来了武警教官，教授城管队员如何徒手夺刀，对城管队员进行了包括如何解脱被抓衣领、抓头发、锁喉、抱腰的实际动作的培训。
为什么过去的“投机倒把分子”和今天的小商小贩在面对没收其财物时，发出的生存反应会有如此之大的差距？我想，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形态，会引发不同的生存反应。
如果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文革是一个单纯的时代，今天则是一个纷乱复杂的时代。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可以代表文革时代的基本特征，他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文革就是这样一个黑白分明的时代，敌人永远是错误的，我们永远是正确的。没有人胆敢试探地说：敌人也可能会有正确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有错误时候。毛泽东之后，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又可以代表今天时代的基本特征，他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这句话颠覆 了毛泽东的社会价值观，似乎指出了一个中国社会存在已久的事实：错误的和正确的常常存在于同一事物之中，而旦也常常存在于相互变化之中。这句话同时也终止了中国经济发展中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
于是中国从毛泽东政治挂帅的单色时代来到了邓小平经济至上的杂色时代。文革时期我们经常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什么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或者说在今天的中国，草和苗已经成为了同一种植物。
有时候，一个词汇的含义从单纯走向复杂，也会折射出社会的变迁。“差距”就是这样的一个词汇。
三十多年前的中国，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没有明显的社会差距，可是我们每
天都在讲差距，用一种空洞的方式讲述着空洞的差距。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思想上的差距，这样的差距是与雷锋这些先进人物相对照。“学先进，找差距。”是当时的流行语，我们每天像小和尚念经一样，有口无心地说着“差距”一词，陈词滥调如同车轮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从我们小学到高中的作文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一遍一遍重复写道，如何在雷锋精神指引下缩小思想差距，帮助邻居老太太到井里去提水上来。高二的时候，我们的一位语文老师实在忍不住了，手指敲打着堆在讲台上的作文簿，开导我们：
“你们已经为邻居老太太提了十年井水了，为什么不换一个例子？替邻居老大爷上街买米。”
三十多年后，我们仍然喋喋不休地说着差距，当然已经不再是空洞的思想差距，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差距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发展差距、收入差距、分配差距等等。巨大的社会差距必然带来过激的群体性事件和个体行为。当年我们用砖块击打那个年轻农民时，他始终没有用拳头反击，，而今天一个杂城管队员没有任何暴力行为，他仅仅是忠于职守，按照规章没收摊贩的三轮板车和物品，却被摊贩用刀剌死。这是为什么？我想，原因就在这里。当“差距”一词从狭义走向广义，从空洞变成真实之后，也表达了今日中国社会问题的广泛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进程，虽然发展缓慢，经济效益低下，可是社会差距确实是在不断缩小。毛泽东始终没有解决的是城乡之间的差距。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从一九七八年的三千六百四十五亿元增长至二〇〇九年的三十三万五千三百五十三亿元，增长了近一百倍。然而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被缩小，反而拉得更大。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二〇〇七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扩大到了三，三三比一，绝对差距达到九千六百四十六元人民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官方没有公布二〇〇九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的数据，只是含糊其辞地表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在继续扩大。
二〇〇六年五月一曰，我的朋友崔永元，他是CCTV的著名主持人，带领摄制组和二十六名来自不同行业的人，重走了当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的长征路线。历时二百五十天，行程六千一百多公里。他们经历了春夏秋冬和风霜雪雨，翻雪山，过草地，终于在二〇〇七年一月七日光荣回到北京。
崔永元带着很多欢乐的故事，也带着很多辛酸的故事回到家中。后来有一天，我们坐在了一起，他向我讲述了一些故事。
我在此复述其中的一个故事。在二〇〇六年德国世界杯足球比赛期间，崔永元的微型长征队伍走到了中国西南的某一个贫困地区，他突发妙想，准备和当地的小学生进行一场足球比赛。虽然无法复制柏林的狂热，也试图在穷乡僻壤营造出一些世界杯的欢乐气氛。
可是崔永元马上面临了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当地县城的商店里没有足球，他就让两个“长征”战友开车去州政府所在的城市买了足球回来。然后是第二个难题，当地的小学生不仅从来没有看过足球比赛，而且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运动叫足球。魏崔永元找了一块很大的草地，当地这样的草地很多，再让“长征”摄制组里的美工做了一个足球门框，立在草地上。一千多名当地的小学生围坐在草地四周，崔永元开始了足球的启蒙教育。
他的教育从如何罚点球开始，他将崭新的足球放在离木框球门十二码远的地方，隆重推出了他们的摄影师，这是“长征”队伍里脚法最好的一位。
这位摄影师习惯了没有裁判和没有观众的踢球，第一次有一千多双眼睛注视着自己，心里自然紧张起来，虽然助跑时仍然有些貌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