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糇乓桓兜Ｗ佑巫咚姆健！�
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辈们都是从油布雨伞下走进医院的楼房，没有一个是来自医学院的毕业生。我所在的医院以拔牙为主，只有二十多人。病人大多是来自乡下的农民。农民不叫我们“医院”，而是叫“牙齿店”。其实他们的叫法很准确，我们的小镇医院确实像是一家 店，我进去时是学徒，拔牙治牙做牙镶牙是一条龙学习，比我年长的牙医我都叫他们师傅，根本没有正规医院里那些教授、主任之类的称呼。与牙科医生这个现在已经知识分子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当初的自己确实是一名店员。
我的师傅姓沈，沈师傅是上海退休的老牙医，来我们小镇医院工作，可以挣些生活补贴，这在当时叫“发挥余热”。沈师傅六十多岁，个子不高，身体发胖，戴着金丝框的眼镜，头发不多可是梳理得十分整齐。
我第一次见到沈师傅的时候，他正在给人拔牙，可能是年纪大了，所以他的手腕在使劲时，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像是在拔自己的牙齿。那一天是我们的院长带我过去的，告诉他，我是新来的，要跟着他学习拔牙。沈师傅冷淡地向我点点头，然后就让我站在他的身旁，看着他如何用棉球将碘酒涂到病人的上颚或者下颚，接着注射普鲁卡因。注射完麻醉剂后，他就会坐到椅子上抽上一根烟，等烟抽完了，他漫不经心地问一声病人：“舌头大了没有？”
当病人说舌头大了，就意味着麻醉作用已经显现。他就缓慢地起身，伸手在一个盘子里选出一把钳子，开始拔牙了。沈师傅让我看着他拔了两个病人的牙齿后，就坐在椅子里不起来了，他对我说：“下面的病人你去处理。”
我当时胆战心惊，自己还没怎么弄明白拔牙的全过程，就匆忙上阵了。好在我记住了前面涂碘酒和注射普鲁卡因这两个动作，我笨拙地让病人张大嘴巴，然后笨拙地完成了那两个动作。那个病人像是看着鳄鱼似的害怕地看着我，让我紧张的双手发抖。
在等待麻醉作用显现的时候，我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这时候沈师傅递给我一枝烟，和颜悦色地和我聊天了，他问我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家里有几个兄弟姊妹。抽完了烟，聊天也就结束了。谢天谢地我还记住了那句话，我学着沈师傅的腔调问病人舌头大了没有？当病人说大了。我的头皮是一阵阵地发麻，心想这叫什么事，可是我又必须去拔那颗倒霉的牙齿，而且还必须装着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能让病人起疑心。
第一次拔牙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我记得当时让病人张大了嘴巴，我也瞄准了那颗准备要拔下的牙齿，可是我回头看到盘子里的一排钳子，大小和形状都不相同，我傻了，不知道应该用那一把？犹豫了一会儿，我只好灰溜溜地撤下来，小声问沈师傅应该用哪把钳子？沈师傅起身上前两步，往病人张大的嘴巴里看，问我是哪颗牙齿？那时候我叫不上那些牙齿的名字，我就用手指给沈师傅看，沈师傅看完后指了指盘子里的一把钳子后，又一屁股坐到椅子里去读报纸了。
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孤军奋战的感觉，我不敢去看病人瞪大的眼睛，我比他还要害怕。我拿起钳子，伸进病人的嘴巴，瞄准后钳住了那颗牙齿。我很幸运自己遇上的第一颗牙齿是那种已经松动的牙齿，我握紧钳子只是摇晃了两下，那颗牙齿就下来了。
真正的困难是在第三个病人的口腔里遇上的，我把牙根弄断在里面。坐在椅子里的沈师傅只好放下他悠闲的二郎腿和手中的报纸，亲自来处理那根断在下骸骨里的牙根。挖牙根比拔牙麻烦多了，那一次沈师傅挖得满头大汗。后来我自己会处理断掉的牙根后，沈师傅的好日子才算正式开始。
当时我们的科室里有两把牙科椅子，我通常都是一次叫进来 两个病人，让他们在椅子上坐下后，然后像是托拉斯〔Trust，直译为“商业信托”，在此有合并的意思）似的，同时给他们涂碘酒和注射麻醉剂，接下去的空闲里我就会抽上一根烟，等烟抽完了，就会问一声：
“舌头大了没有？”
通常是两个病人同时回答：舌头大了。我又托拉斯似的给他们挨个拔牙，接着再同时叫进来两个病人。
那些日子我和沈师傅配合的天衣无缝，我负责叫进来病人和处理他们的病牙，而沈师傅则是坐在椅子里负责写病历开处方，只有遇上麻烦时，沈师傅才会亲自出马。随着我拔牙手艺的日渐精湛，沈师傅出马的机会也是愈来愈少。
多年以后，我成为了一名作家。西方的记者总是好奇我此前的牙医经历，他们十分惊讶，我只是中学毕业，没有接受过任何医学方面的教育，直接就去给病人拔牙。我思忖很久，告诉他们： “我曾经是一个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毛泽东时代的发明，就是在农民中间选择有些文化的人，经过简单的医学指导，就让他们背上药箱成为了医生。为什么叫赤脚医生？因为对于这些农民医生，从医只是兼职工作，他们的本职工作还是赤裸双脚下到田里干活。当他们身边的农民们出现小的伤病时，他们可以立刻给予简单的治疗。如果是较为严重的伤病，赤脚医生就会将病人送往医院。
我知道“赤脚医生”的回答不够准确，虽然我在医学知识方面和这些赤脚的农民医生不相上下，可是我毕竟是在专职从事牙医工作。问题是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找不到准确描述自己第一份职 业的词汇，直到近年来“山寨”这个词汇在中国风行起来以后，我终于可以准确地回答西方记者了，我说：“我曾经是一个山寨牙医。”
忽悠
什么叫忽悠？最初的意思是飘忽不定，比如渔船在海浪上起伏和树叶在风中摇晃。然后成为了俗语，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流行。作为俗语的“忽悠”，来自于同样发音的“胡诱”，就是胡乱诱导的意思。就像流行病不断出现病毒变异，“忽悠”在此后的词汇生涯里变异出了令人眼花撩乱的含义。夸夸其谈和哗众取宠叫忽悠，巧设陷阱和引人上当也叫忽悠。前者拥有了吹牛、鼓动和怂恿的意思，后者表达了胡说、谣传和欺骗的意思。还有戏谑和戏弄的意思，无中生有和投机取巧等等意思。
在今日中国，忽悠已是汉语中的词汇新贵，其江湖地位可与山寨相媲美。这两个都是词汇中的暴发户，不过它们的发迹史有所不同。山寨现象是以集体主义的方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忽悠的风行源自于个人英雄主义，这个英雄就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笑星，来自东北的赵本山。赵本山在其著名的喜剧小品《卖拐》中隆重推出了“忽悠”一词，他声称：“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蔫的忽悠谑了，能把尖人忽悠嗫了，能把小两口过的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卖拐》的故事就是透过层层的忽悠，也就是设下一个接着一个的心理陷阱，将欺骗、鼓动、怂恿和胡说等等发挥的淋漓尽致，让一个双腿健康的人真的觉得自己是个瘸子了，从而花钱买下了一付价高质次的拐杖。
这出令人捧腹大笑的精彩喜剧小品，几年前在CCTV收视率最高的春节联欢晚会播出后，“忽悠”一词立刻风靡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让中国社会中存在已久的吹牛、鼓动、怂恿、胡说、谣传、欺骗、戏谑、戏弄等等现象在忽悠的词义海洋里波澜壮阔 起来；同时，社会中的不正经、恶作剧和开玩笑的情绪也在忽悠里大张旗鼓了。原来的贬义词投奔到忽悠门下后，纷纷获得了中性词的身份。
赵本山让中国的男女老少们张口闭口都是“忽悠”了。“忽悠”好似口水一样存在于人们的嘴里，又像唾沫一样从嘴里喷射出去。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记忆、情感、欲望等等都可以在忽悠里翮翩起舞。忽悠成为了一把词弃的万能钥匙，在进入词库之时，可以将与此相关的词义之门一扇一扇地打开。当然，忽悠并不总是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时候。当有人回首往事之时，忽悠一词可以用来修正此前眨义的欺骗。我的母亲就是如此。
一九五〇年代后期，毛泽东为了彻底消灭血吸虫病，将城市里的医生护士们组织起来，组成了一支支医疗队，当时叫防疫大队，奔赴缺医少药和贫困的农村，免费为农民们治疗血吸虫病。
我父亲当时居住在美丽的杭州，他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我父亲一辈子只念了六年书，三年是私塾教育，另外三年是正规的大学教育，中间的课程是他在共产党的部队里当卫生员时自学的。他在战争中缴获了一本字典，就在行军的途中，一边走路，一边记着生词。他所在的部队一路打到了中国南方的福建省，然后又返回浙江杭州，转业到地方的医院工作，成为了一名男护士。他在那里认识了一名女护士，就是我的母亲。我母亲教他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然后他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考上了浙江医科大学，是三年的大专学业。他在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不想继续在省防疫站工作，他最大的愿望是当上一名外科医生。可是他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工作，领导要他去防疫站，他只能去那里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父亲加入了防疫大队，迈出了成为 外科医生的第一步。这个强烈的愿望使他不惜放弃在杭州的生活，他作为防疫大队的队长来到了嘉兴地区后，打算离开防疫大队，进入嘉兴的医院。可是嘉兴的领导却希望他去担任嘉兴地区卫生学校的教务长，我父亲拒绝了，来到更小的地方海盐县。海盐刚刚创办了县医院，没有一个外科医生，我的父亲终于如愿以偿。
我父亲在海盐的医院里尽显才华，他给很多血吸虫病的患者进行脾臓切除手术。这可是大手术，在大城市的大医院里，都是腹部外科里的主任医生主刀，而
且干得满头大汗，一次手术需要七、八个小时。我父亲在海盐的医院里每天切除四、五个患者的脾脏，熟能生巧之后，一次脾臓切除手术也就是三、四个小时左
右。
那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哥哥仍然生活在杭州，我母亲在环境优美的浙江医院工作，而且她喜爱杭州，喜爱美丽的西湖，她不愿意离开杭州。
我父亲在每天切除了几个脾臓之后，就会坐在手术室外面的小办公室里，用处方纸给我母亲写信，他在信中把海盐描述的像是天堂一样。我没有读到过这些俼？不过在我离开海盐到北京生活后，从父亲给我的来信里，我发现父亲的文笔不错。可能就是这不错的文笔，用描述杭州的笔调，描述了当时又破又小的海盐。父亲接连不断的花言巧语，让我母亲信以为真，以为海盐是一个缩小版的杭州，她决定放弃在杭州的生活，带着哥哥和我来到了海盐。这对我母亲来说，是一个勇敢的选择。中国社会里严酷的户籍制度，在过去那个时代里，让一个人只能在一个地方生活工 作，只有死亡可以让这个人离开，就像是一枚铁钉被永久地钉在那里，直到生锈断裂后才会获准离开。我母亲放弃了她在杭州的户口，也将我和哥哥在杭州的户口放弃了，这在当时意味着我们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