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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因为李存勖的原因而被李曜记住的银枪效节军。该军后来叫做帐前银枪军，其前身是后梁魏博节度使杨师厚所置的银枪效节军。杨师厚拨出专项巨款，在军中选拔最为骁勇的将士数千人，作为节帅亲兵。无论是给养，还是赏赐，他们得到的，都远比镇内其他部队优厚。
但这是一支两头冒尖儿的部队，战斗力很强，军纪却很差。此军极盛时，曾有八千之众，号称集中了天下最为骁勇善搏的战士。后梁末帝贞明元年（915年），魏博军乱，银枪效节军发动兵变，举镇降晋。李存勖为之大喜，将其列为亲军，改称“帐前银枪”。沙陀精骑善于野战，但攻城摧坚非其所长，得银枪军后，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其后十年间，梁晋夹河苦战，银枪军往往用为前锋，一马当先，对于改变梁晋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帮助晋军取得灭梁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入唐后，该军更名“奉节军”。后因发动邺都兵变，悉数被诛，但也因此，促使庄宗丧命、明宗即位。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评价银枪军说，当初，庄宗能够攻取大梁，改朝换代，是因为银枪军的功劳；等到他身死殒命，也是因为这群军纪不良的好战分子发动叛乱，引起的连锁效应造成的！
最后是左射军，这是石敬瑭发迹的部队，也是李嗣源当初的亲信部队，此军善于马上左射。所谓左射，即左手钩弦而射。多数人只能左手控弓，右手钩弦。反之，则较难。这样就存在一半的射击缺陷，很难连续射击。而左射军能做到左右开弓，骑射自如。这支部队无异是一支全能射手组成的射击军。梁晋胡柳陂之战，晋军名将周德威战死，后梁军乘势发起进攻。李嗣源部冒死苦战，石敬瑭率左射军堵塞强敌，方才稳住局面。
除了这几支著名的军队之外，其余一些李克用时期的军队，李曜就只能记得他们的名字了，还有几支记得来历和战绩的军队，譬如从马直、契丹直、散员军、捧日军、严卫军等，却是李存勖建立的，现在还没有出现。
真要说起来，这些著名的军队，后来似乎都成为了后唐禁军。而河东的代北军事集团也创造了一个奇迹，就是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王朝的开国之君，都出自于这一个系统。石敬瑭、刘知远和郭威，都曾经是后唐禁军中的军官。
李曜听了李嗣昭的解释，才知道李克用对他的确不算小气，虽然翊麾校尉不过是个七品武官，但那是因为目前的飞腾军还只是一个纸面计划——甚至可能是口头计划，因此飞腾军使级别不高也就不奇怪了，要是发展到像铁林军这样的三千人大军，甚至黑鸦义儿军这般的五千人主力大军，其军使自然也是要水涨船高的。李克用这样的安排，作为在现代社会官面上打过滚的李曜而言，真的很好理解，无非是提前给他预留了后来的升职空间罢了。
想想自己还有机会混进那个逆天的后唐禁军体系，李曜不禁有些得意，心道：“老子当年为了‘我们党’的伟大事业，把一颗健康的胃都搭上了不说，每天殚精竭虑琢磨领导的喜好，也才混到个供销处长。而现在不过是出了出主意，在安全很有保障的情况下带兵冲杀了几阵，居然就有机会‘名留史册’，看来这人的机缘一到了，那运气好得当真是挡都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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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用在军中设宴庆功之时，长安城中却是哀鸿一片。尤其是大明宫中，秋意都似乎更深了许多，李晔一边听着大臣们的互相推诿、指责，一边望着窗外落木萧萧，恍如看见寒冬。
天子诏令，大军十五万讨伐河东……这场由朝廷中央联合地方藩镇对河东发起的讨伐战争全部结束了，战争的结果对于这个有志于重振大唐雄威的天子李晔来说是灾难性的，他的个人威望随之降至谷底，唐廷中央的权威也荡然无存。这标志着自他即位以来，以削藩为核心的全部努力彻底付之东流。而随着那支由他亲手创建的中央禁军被李克用彻底击溃后，李晔想从宦官集团手中抢回中央军权的行动也变得半途而废。
其实朝廷里头，并不是没有明白人，或者说至少在战后总结这方面，还是有明白人的。今日延英召对，诸位相公、大臣就对此次失败作了总结。
按照大臣们的说法，这场河东大战以朝廷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它的失败是有其多重因素的：首先，皇帝在对待削藩的态度上操之过急，上来就和李克用这样的顶尖实力派藩镇火拼，而且他在对形势的判断也有些盲目乐观，听信了朝中激进派大臣的错误言论，以为人多就能打胜仗，所以把刚刚组建成还没来得及训练好的禁军全部派上了战场，结果一战下来，这支军队被打了个一干二净，使他再也没有了翻本的机会。
其次，皇帝在用人上也缺乏眼光，在对主要责任主官的任用上就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比如说张浚本身就是一个只会夸夸其谈的人物，根本就不配成为李克用的对手，而李晔却一味地相信他，命他挂帅出征，结果李克用本人都没出马，就被几个李克用的义儿领着五千兵马打得一败涂地。言下之意是，如果派个有能力的大臣前去，譬如在座诸位，大胜或许不敢保证，不胜不败打个僵持，倒似乎不难。
第三，地方势力在此次战役中首鼠两端，胜则进军，败则自保，并不尽心用命，就连朱温这种和李克用结有死仇的藩镇在一败之后，也撤出了战斗，这也表明了地方藩镇势力对这场由中央领导的讨伐战争，在信心上明显不足，存在着明显地观望心理和投机心理。
当然了，这种分析也都是事后诸葛亮了，战争本身就是件很复杂的事情，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和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也不是说这场战争就一定不能打，或者就肯定打不赢，毕竟在刚开始的时候，形势对唐廷一方还是极为有利的，真要是将这场战争打赢了，那结果就会完全地不一样了，甚至真按李晔预想的，使大唐中兴了也是很不好说的一件事情。
只是在这场战争之后，李克用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他的军事天才，让天下人看清了谁才是当时最杰出的军事统帅。
然而李克用没有仔细琢磨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作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一方，李克用并没有因此获益，他的地盘并没有因此扩大，而在兵员上反而受到了不小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朝廷对他的讨伐，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声望，在打败了大批藩镇军队进攻的同时，也使他树敌过多。这充分说明了李克用这个军事上的巨人，同时是个政治上的矮子。
真正在这场战争中受益的，还是“两手都在抓，两手都很硬”的朱温。一方面，助天子讨伐不臣这件事大幅度提高了他的声望；另一方面，朱温利用李克用在战后的喘息之机，一举臣服了魏博，使河朔三镇中最为强大的魏博镇成为了其后数十年间汴军进攻河东的桥头堡，也就使他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汴、晋大战中，从一开始就处在了十分优势的地位。
别看朱温在对河东的战役中败下阵来，但并没受到什么特别重大的损失，张全义、李谠他们那一波虽然被李存孝四兄弟在泽州一阵好杀，损兵高达万余，但其中真正损失的都是张全义在洛阳经营出来的老底子，朱温的嫡系兵马损失反而不多。
又因为河东毕竟远离他的地盘，胜败对他的短期影响都不大，并不是他的当务之急。现在摆在他面前最急迫的问题，就是要解决掉来自东方朱氏兄弟和东南方时溥的威胁，这两大势力都和他辖境相连，而且又都已经和他先后开战了，所以必须得尽快将他们解决掉才是正理。但是麻烦在于这二者都是实力很强的军镇，要想把他们彻底解决，就必须全力以赴，那么来自北方的威胁就不得不防了。所以，朱温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北方的魏博军。
早在文德元年四月，魏博军发生大乱，朱温应邀出兵魏博，那时刚当上魏博节度使的罗宏信因为惧怕朱温的大军，所以就主动与其通好，而朱温当时恰好要援救河阳的张全义，也就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是对于这个年代来说，罗宏信对朱温表示出的那种好意是非常靠不住的。因为魏博位置比较尴尬，恰好夹在朱温和李克用两大势力之间，地理位置非常独特，也非常不妙。朱温前次带兵来打魏博，罗宏信马上就向朱温表示好感。而如果是李克用带兵来打魏博的话，相信罗宏信也同样会对李克用表示好感，而且是非常的好感。说到底，也就是说谁来打他，他自问又打不过，那就肯定会跟谁好。所以，朱温在对东、南方向大规模用兵之前，决定还是先出兵魏博，把罗宏信彻底打到服，再也不敢跟他捣蛋为止。
朱温虽然是流氓习性，但其政治手腕却是非常高明的，他不会向李克用那样仗着兵多将广实力超群，看谁不顺眼，冲过去就揍，而是在每次出兵之前都要先给自己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这样一来，朝廷满意，对其他藩镇也有个交待。所以，朱温这次出兵魏博也不会在此事上例外。
话说朱温刚从河东撤出战斗，便马上派使者到魏州去给罗宏信传话，说自己正在响应朝廷的号召，出兵打击李克用这个国内首屈一指的贼酋，所以要借道魏博，并要罗宏信沿途供应战马和粮草。罗宏信听完，当场一口回绝，因为在这个时代，朱温同志你要光要点东西打打秋风，那还好说，但借道这种事可不是一般的事，万一你汴军进来不走怎么办？所以罗宏信根本就不可能同意。
朱温提出这个要求本来就是强人所难，明知道他不会同意，所以听到罗宏信的回话后，朱温非常高兴。因为朱温这次是打着为朝廷出兵河东的名义向罗宏信提出了要求，罗宏信拒绝后，就有了违抗朝命之罪，这样便给了朱温出兵魏博的口实。
大顺元年十二月二十日，眼看春节将至，这时河东大战刚刚结束，其它的战争还没打起来，汴军全军上下都松了口气，正忙着筹备过年。然而就在这时，朱温却突然传下帅令，要全军马上誓师渡河，口号响亮得犹如后世美军那位叫做麦克阿瑟的日本太上皇：“杀过黄河去，过年在魏州。”
领导一句话，部下跑死马。于是，汴军马上分成两部渡过黄河，一部由丁会、葛从周率领，沿黄河向东进发，攻取黎阳、临河等县；另一部由庞师古、霍存率领向西进发，攻取卫县、淇门等县镇，朱温则亲率大军，以为后援。一路上，汴军势如破竹，在十日之内，就攻下了魏博军所属的卫州和相州的大批县镇。此时已到春节，汴军原地安营，摆宴庆功，喜迎大顺二年的到来。而与此同时，身在魏州城的魏博节度使罗宏信却没有这份好兴致，一边感慨这人一倒霉，喝凉水也塞牙，一边急忙抽调各州兵马，会师屯于内黄，死守通往魏州的大路。
到了正月初四，朱温率大军攻打内黄，一日之内五战五捷，斩首万余，兵锋直逼魏州城下。罗宏信万分惊恐，知道再对抗下去必定是死路一条，所以急忙派遣使者去朱温营中请罪，送去大批钱物、粮草、马匹酬军，并表示从此愿永远听从于朱温的命令。
这个时候，朝廷已经满足了李克用的一切要求，李克用也就带兵返回了河东，朱温生怕李克用会乘胜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