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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虽然有些成王败寇的心思而看不起昭宗，但实际上，至少昭宗相比于他的父亲和哥哥，无疑要贤明的多了，而且有志于振兴祖宗基业，并能从自身做起。他曾对杨复恭说道：“朕不德，今既得你的援立登上皇位，就应该去奢从俭，以示天下。朕曾见先朝故事，尚衣局每日上御服一袭，太常每日奏新曲一首，从今以后这等奢侈靡费都可以禁止了。”
又问先朝游幸制度，杨复恭回道：“臣闻自懿宗以来，每次游幸，都要准备钱十万，金帛五车，十部乐工五百人，犊车朱网画香车五百乘，诸卫士三千。”昭宗便下诏书，以后凡此类游幸，费用一律减半。
看得出来，昭宗还是有一些作为一个贤明君主的必要条件的。特别是昭宗生得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按当时的话说，就是颇具帝王龙凤之姿，所以“即位之初，朝廷内外欢欣鼓舞。”而此时，昭宗还真有个好机会或许能让他有所作为。
晚唐时期，皇权旁落的两大原因，一个是藩镇势力尾大不掉，另一个则是宦官专权由来已久。而在昭宗继位后的这个时候，藩镇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当然是短期内难以动摇的了。但是宦官专权的局面已经有所减弱，如果昭宗能够抓住机会，是很有可能重掌中央大权的。
而宦官之所以能够专权是因为其掌握了中央禁军的兵权，这一权柄从肃宗时期就牢牢地被宦官集团所掌握，后来在神策军成为大唐禁军的绝对主力后，由宦官担任的左右神策军中尉就成了大唐中央政府的实际当家人，甚至可将权力凌驾于皇权之上，故史有“弑主立君，出于中尉，生杀予夺，决于北司”之语。
然而，在这个时候，虽然大宦官杨复恭在名义上还担任着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这个中央禁军的最高官职，但是实际上这支军队已经没有了，实际情况也就是杨复恭成了光杆司令，已经没有军容可观了，这也为昭宗从宦官集团手中夺回兵权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这件事情还得感谢黄巢和田令孜。在黄巢攻入长安前夕，田令孜带着僖宗匆匆而逃，身边只带了五百神策军。当时戍守在关中的数万神策军因为找不到统属，乱作一团，所以凤翔节度使郑畋也就趁机将这数万神策军招致麾下。这样一来，原来的那支神策军也就不复存在了。
田令孜到了西川后，又开始重新组建神策军，招募新军五十四都，共五万四千人，神策军军势又起。然而，到了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用这支军队跟王重荣争夺盐利，结果被王重荣和李克用的联军打得一败涂地，只好裹着僖宗二次逃跑，这支军队再度灰飞烟灭，田令孜重建中央禁军的计划到这个时候也就彻底失败了。在这其后，僖宗命杨复恭代替了田令孜的所有职务，使他成为了中央禁军的领军人物。然而，杨复恭拿到手中的兵力有限，威望又更有限，所以也使他不可能成为像田令孜那么强势的人物，所以昭宗就在趁机其后重组禁军时，分了他手中的兵权。
这里还要说一下昭宗和杨复恭的关系。按唐朝惯例，诸王不得参政，但昭宗在僖宗逃往成都时，由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当时作为皇七弟的昭宗才有参与朝政，“握兵中要”，虽然说在那个时候他也就是占个位子，大事小情都没有他作主的份儿，但正是从那时开始，他和杨复恭有了接触，而且关系处得还非常不错，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杨复恭才力排众议，一手将昭宗扶上皇位。
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两个人都恨田令孜。杨复恭作为杨复光的弟弟，在田令孜得势的时候一直受其排挤，所以对他心怀怨恨。而昭宗在跟着僖宗向成都逃亡时，因走得太急，连匹马也没有，当时他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孩，鞋都跑丢了，累得口吐白沫，刚想躺在地上喘口气，就被田令孜赶过来抽了一马鞭，催他继续赶路。昭宗当时惹不起田令孜，只得忍气吞声，但这口怨气却一直积在心中，这也让他和杨复恭找到了交好的理由。
然而在昭宗被杨复恭扶上皇位后，却非但不感激他，更对杨复恭的专权行为十分地憎恨。这是因为昭宗自幼好读书，深明宦官专权祸国的道理，再加上从小到大，在皇宫里目睹的这些宦官的霸道行为，从根本上就对所有的宦官绝不相信，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杨复恭。
昭宗这些年也算颇经流离，深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所以在继位之后，马上就在京师开始大规模募兵，人数达十万人之多，重新组建起一支庞大的中央禁军。而此时的杨复恭虽然是左军中尉兼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名义上总领禁军，但这支军队却不是他一手创立的，所以也不听他的指挥，而是由昭宗自己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这样一来，禁军的大权就由宦官集团重新回到了皇帝手中，这是在整个僖宗一朝都从没有出现过的局面，形势对昭宗来说是非常的有利。
十几万的大军，本身来说就是个使人震骇的数字，而此时的昭宗，毕竟还是名义上大唐帝国内的最高领导人，还有很多忠于他的朝臣，还有很多支持他的地方势力，如果他能有效地指挥他的军队，利用国内诸侯间杀伐不断的大好时机，打赢两场大仗，重塑天子威严，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一扫中唐以来皇权的颓势，达到他内除宦官、外平藩镇、重振大唐雄风的目的。
说来也巧，在昭宗刚刚组建成这支军队不久，这样的好机会就接二连三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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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十四太保 第026章 担忧蝴蝶
昭宗接连得到的机会，主要有两个，一是陈敬瑄和田令孜兄弟在西川跋扈，昭宗将之视为叛逆，派宰相韦昭度率军讨伐；二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吃了败仗，朱温、赫连铎和李匡威等地方强藩联合起来请求朝廷讨伐他。
前者前文有述，韦昭度这个文人宰相贪生怕死，几乎可以说白白将西川乃至整个蜀地拱手送给了王建。后者则正在进行当中。
昭宗被张浚这个眼高手低的大忽悠哄得自信心爆棚，决心下定：打！
不过作为皇帝，定下大政方针也就是了，其他什么调兵遣将、准备军械粮草、协调各镇军之类的事情，就不需要他来操心。于是昭宗略一空闲，就想起“害死”先帝的医学博士王弘还在狱中，杀不杀都还没做决定，便打算把这件事办了，好歹也是给先帝的一个交代。
不过昭宗一打听，王弘这个人却不好杀，主要是背景惊人，其曾祖父乃是前太仆令、号启玄子的王冰。王冰这一家乃是世代名门，什么门生故吏、姻亲至交，可以说遍布天下，在文人士子之中有极大的影响力。如此一来，这王弘就成了烫手山芋，杀了也不好，不杀也不好。
昭宗一看事情不好处理，干脆往下面一推，让宰相们合议。宰相们自然更不肯得罪士林名门，很快做出决定：流放云中。
这个决定其实很有猫腻。首先，云中乃是赫连铎的地盘，赫连铎现在对朝廷表现得似乎还是很恭顺的，把人往他那里一丢，他应该不会亏待；第二，赫连铎是吐谷浑人，就算真是犯了傻，把王弘给杀了，或者照顾不周死了，那也是人家蛮人不懂事，跟他们诸位宰相无关，天下士林如果不满，麻烦大家去骂死赫连铎，诸位宰相一点意见都没有；第三，云中离王弘老家太原也不算远，他家中势力也许还可以因此对他照顾一二，如此王家也要承宰相们的一份人情。
这么一箭三雕的好办法想出来，诸位宰相都很满意，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接着，王弘就上了路。因为宰相们都不敢把王弘怎么着，押送犯人的两个公人自然更不敢对王弘有丝毫不敬。
王弘自己这一系，血脉单薄，只有一个女儿，跟在他身边，他获罪流放，女儿王笉心中担心父亲受苦，便和自己的贴身侍女萍儿一道换了男装，跟着父亲一道北行。由于担心河东即将成为战场，他们还特意没走河中、河东这一线，而是绕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往潞州北上，哪知道却遇到了这一档子事，王弘居然就这么巧不巧地死在了路上……
李曜听完这前因后果，心中忖道：“眼下朝廷正要找李克用的麻烦，这次王弘之死又是由于潞州后院将兵变而生，只怕朝廷肯定要把这件事推给李克用。王家既然是太原名门，必然在太原颇有根基，偏偏太原现在又是李克用的老巢，有了王家这么一个地头蛇在太原不听话，只怕李克用也会比较郁闷。”
此时，摆在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面前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首先，联军打出了奉天子招讨的旗号，在出兵之前更削去了他的一切官爵、属籍，这样一来，就把曾为唐朝立过大功的李克用跟黄巢、秦宗权这种反贼划上了等号，使他在政治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第二，联军四面出兵，必然要使河东军分散兵力，以应付由四个方向进攻而来的敌人，这样的战争局面对河东军来说非常不利。第三，这次对李克用的讨伐战争是在昭宗亲自牵头发起下，纠合了大批地方藩镇势力，其中像朱温、赫连铎、李匡威这些人都是李克用的死仇，对此次讨伐李克用十分卖力，而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下，原本和李克用关系比较密切的藩镇都因怕惹火烧身，都不敢出兵相助，从而使李克用在国内地方藩镇中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
从以上几点不难看出，此时摆在李克用面前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这是一场非常难打的战争，而偏偏又是一场绝不能输的战争，因为如果李克用一旦战败，国内将再无他的立足之地，甚至他想再向上次一样率部逃往阴山都很难做到。那么，在如此之多的不利因素面前，李克用能打赢这场战争吗？
李曜忽然特别地担心起那传说中的蝴蝶效应来，因为眼下的“历史”已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变动——冯霸死了。
虽说在原本的历史中，冯霸也一直不算什么大人物，看起来似乎不至于能影响什么大局。但是李曜却不这么认为。
原本的历史中，冯霸领潞州后院将五百人造反，将潞州牙将李元审打伤，于是李元审逃回潞州，在家养伤。李克恭为了表示自己是个关怀属下的好领导，亲自前往李元审家中探视，结果安居受便趁此机会造反，率军将李元审宅邸围困攻打，最终将李克恭、李元审这对难兄难弟一起烧死，然后举州投降了朱温，朱温随即派河阳留后朱崇节率兵镇守潞州。当然李克用对此是绝不会坐视的，所以立即派大将康君立率军围攻潞州，到了张浚赶来之时，潞州之战还没能打出结果。
张浚带兵于晋阳与诸镇兵马会师后不久，朱温即派大将葛从周率精骑从壶关连夜抵达潞州城下，冲破河东军阵进入潞州城，与朱崇节共守潞州。与此同时，更派大将李谠、李重胤、邓季筠率兵攻打李克用所属的泽州，又命佑**节度使张全义、长子朱友裕率军驻扎在泽州之北，以应援进入潞州、围攻泽州的军队。
当时驻守在泽州的是原河阳节度使李罕之，泽州被围之后形势十分危急，但他和张全义是死对头，不可能投降，只好向李克用连连求救。而在这个时候，赫连铎和李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