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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无不精’，就是指此而言。有些巨商，干脆输钱捐官，如江陵巨商郭七郎输钱数百万，买到了横州刺史的官。穆宗时，‘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刘禹锡曾对这一商人贾客经商谋利富比封君，贿赂公卿的现象作过描写。他说：‘贾客无定游，所游唯利并，眩俗杂良苦，乘时取重轻……徼福祷涛神，施财游化域。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
黄崇嘏简直有些弄不清李曜的立场了，他作为朝廷右相，说起朝廷的丑闻居然一点也不避讳，连怪异都没法形容了，简直就是诡异。
不料李曜似乎全未发觉黄崇嘏面色有异，仍然说得极是兴起，甚至有些眉飞色舞：“许多官吏面对经商能获厚利的机会，自然跃跃欲试，遂直接参与经商活动，或与商人合伙，或自行经营。于是各级官吏经商谋利之风愈演愈烈，上至王府朝廷中的百官公卿，下到地方上的藩镇州府，都争先恐后地设置行铺邸店，服鬻求利。如金吾大将军、光元节度使王宗，乘时贸易，富拟王者。朝廷屡发敕令禁止官吏经商，如天宝九年诏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德宗大历十四年的赦书说：‘王公百官，……如闻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与人争利，并宜禁断。’武宗的敕文中也曾说：‘如闻朝列衣冠，或承华胃，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地方上的军政大吏如节度观察等，也多做生意，‘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各托军用，实私其利息。’朝廷也深知商品经济观念影响深远，官吏经商已举世滔滔，积重难返，遂不得不承认现实，变更法令，改为所有官吏在乡村及坊市开设邸店，经纪求利，一律按照百姓例差科，不得有特殊优待。这实际上是取消了以前的禁令，默许官吏经商。例如：‘诸使、诸军、诸司人在乡村及坊市店舍经纪，准前后敕文，收与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应属诸军、诸使司等在乡村及坊市店铺经纪者，宜与百姓一例差科，更不得妄有影占。’都是其中明证。”
黄崇嘏终于忍耐不住，道：“正是由于官商合一，互为依托，致使国家商税日蹙，不法商贾获利丰厚。白居易曾说，由于盐商等‘皆多藏私利，别营稗贩，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尽入于私室。此乃下有耗于农商，上无益于管权明矣’。这种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使得‘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他认为，商盐获利丰厚是与盐商直属朝廷管理的体制有关的。因此在《盐商妇》一诗中写道：‘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桑绩……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
李曜见她居然知道这一点，颇为意外，不过却并不反感，反而笑道：“说得是，继续说。”
黄崇嘏脾气上来，也不管会不会得罪了这位朝廷右相，继续道：“这种官商结合的经营方式，既不能保证政府垄断全部收入，又不能对商人的利益进行调节，造成盐税流失于私人手中与农商利益的巨大反差。因此，他把利归商人作为政令失度的主要标志，认为‘使幸人奸党，得以自资’者，此乃‘政之疵，国之蠹也’。因此，他认为朝廷兴利除弊的首要任务就是‘沙汰奸商，使下无侥幸之人’，破除这种官商合一，互为利用的管理体制。”
李曜见她一脸正气地说来，不禁笑了起来，点头道：“白乐天公的见解是有一定的合理性。”见黄崇嘏对这个评价似有不服，摆手制止，道：“不错，商品经济观念的发展，几乎摧折了官定的‘抑工商’国策的影响，从而使工商者的地位不仅能堂而皇之地‘尽居缨冕之流’，而且力过吏势，横行天下，‘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成为‘上客’。有些巨富甚至敢与君王同座论事，如富商邹凤炽，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又曾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其绢未竭……”
对于农工商问题，李曜的思考不是一年两年了，对于其中的情况也算思考得比较透彻，他现在所做的，按照后世一句名言来讲，其实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要知道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土地兼并的加速，促进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那么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通过经商敛集了巨量货币财富的商人，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消费，把大量的货币投入市场，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农产品、手工业品，促进了市场的活跃与货币流通的加速周转；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触角伸进最重要的财富代表——土地之中，进行土地买卖。
这样，土地急速集中，占有少量土地的小农加速丧失土地而破产，成为游离于土地之外的要素，被迫抛入市场，或受雇于大土地主，成为庄园中的佃客或租佃人，或卷入城市，成为手工业生产的后备军和补充人，这样又为庄园主和手工业主提供了再生产的前提，加速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发生和成长。中唐以后，大土地庄园迅速形成，国家被迫采用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的措施，这表明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已成必然趋势，不可阻挡。在唐以前，商品经济也间有发展，土地兼并之势也很厉害，但始终未形成中唐以后的大土地所有制形式，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从宏观上能够进行有效地干预和调节，其原因就在于中唐以前的商品经济发展，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看，还没有产生突破性的力量。
培养与军事相关的重点垄断性“国企”，培养民间各行业大商人集团，培养大批量小商人分流，无疑就是李曜在工商业上的主要目标。至于农业，仍然是机械大生产之前的重中之重，但李曜绝不会用抑制工商来实现。他觉得，自己乃至整个河东河中集团对于科技的鼓励与重视，迟早会引起质变后的量变。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智乾却忽然道：“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是故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如今右相麾下两大军械监财势雄于天下，大唐钱庄更是连朝廷府库亦难以比拟，试问右相，敛财如此，真可谓守正耶？”
卷二 开山军使 第214章 秦王之尊（卅四）
“如今右相麾下两大军械监财势雄于天下，大唐钱庄更是连朝廷府库亦难以比拟，试问右相，敛财如此，真可谓‘守正’耶？”
“嗯？”李曜微微诧异，转头朝智乾望去，问道：“请教阁下高姓大名？”
智乾拱手道：“不敢劳右相下问，鄙姓何，贱名知浅。”
李曜笑道：“倒是个好名字，知浅，知浅……这与韩昌黎公的‘退之’正有异曲同工之妙。”
智乾谦逊道：“岂敢与韩公相提并论。”
李曜沉吟一下，道：“理财之事，你方才说得甚好，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不过，你提到某所实际控制的两大军械监与大唐钱庄敛财，这就对某的用意揣度得太过肤浅了一些。”
黄崇嘏心道：“这话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不过推托之意明显，不过也是，李右相权倾天下，岂会为一白衣解释自己施政意图？随意搪塞过去也就是了。”想归想，心中仍不禁有些失望。
智乾却不服气：“若说两大军械监所为，或可言其工极巧、其势须大，非寻常百姓可自行为之，须得由节帅王府甚至朝廷出面，才能有今日之盛。然则大唐钱庄竟然将朝廷当作寻常白衣，放贷收息，这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如此还不能称之为敛财么？”
李曜心道：“要回我北山军营路途不近，便跟这人说说也是无妨，此人虽不知我在经济上各种布局的意图，但至少敢当着我的面质疑我的决定甚至用意，单是这一点，就已经很是难得了。嗯，这种人说不定可以用来做监察，放进御史队伍没准是个不错的想法……”
他见智乾——或者说何知浅颇不服气，笑道：“我且问你，如今我大唐国民经济，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何知浅迟疑了一下，道：“愚以为乃是钱重物轻。”
“哦，你是说钱荒。”李曜反问。
“钱荒？啊……愚意正是如此。”
钱荒是古代社会货币发展过程中，因流通中的金属货币相对不足而引起的一种货币危机现象，中国货币流通史上的第一次钱荒形成于唐代贞元年间，历经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帝，持续了五十几年。不过若不是李曜刚才这句话，历史上唐朝时并未出现“钱荒”这样明确的称谓，而是用“钱重物轻”来形容这种货币危机现象。“钱荒”一词的首次出现，其实是宋代欧阳修在庆历三年的上书中提到的“淮甸近岁号为钱荒”。宋朝人用“钱荒”二字说明了“钱重物轻”的内涵：“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不过这个确切的称谓，现在就被李曜剽窃而“首创”了。
李曜微微摇头：“钱荒并非主要问题，不过也算其中一样吧……这样，你既然提到钱荒，那本相倒想问你：我大唐为何会出现钱荒？”
何知浅踌躇道：“难道不是朝廷铸币太少？”
李曜也没料到他对这个问题理解得如此肤浅，心里也只能感叹古人对于财务一道的研究真的过于浅薄——这话不妥，应该是绝大多数古人，因为毕竟还有刘晏那一类专业人士。
他只好一脸失望地摇头：“财政之事，并不比军国之事稍小，其中复杂程度，远非尔等所尽知……钱荒之根源，不在铸币不足，不在物产丰饶，而在两税法。”
何知浅显然绝非唐人中研究财经的那一类人士，完全想不到两税法与钱荒有什么关系，便有些疑问。
偏偏李曜身为朝廷右相，其对这个问题回答在某些时候又不能太过直白，因此很是为他解释了一通这其中的道理，从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破坏导致两税法的产生开始讲，详细地为他分析了整个两税法的方方面面，然后才小心翼翼地从政治、经济两方面解释两税法实施后的影响。无风注：这些解释附文说吧，虽然我知道是吃力不讨好。
这番深入浅出地讲解下来，不仅何知浅将李曜惊为天人，就连一贯心高气傲地黄崇嘏和那伪蜀国夔王王宗范也心服口服。
黄崇嘏强忍心头的震惊，暗道：“人言李正阳‘兵圣文宗’，如今看来，岂止如此！虽说君子重义轻财，但能将财赋之事看得如此透彻，难道就当不得神、圣等尊称？”然后想起李曜的飞黄腾达，还真是从打理“钱财俗物”而始，顿时心情怪异，有些怅然，又有些释然。
王宗范则想：“此前听闻李正阳神算无双，我只道不过是用兵厉害，如今看来，何止用兵！他这一番解释，委实洞悉一切，怕是财神公亲来，也不过就是如此这般了。朝廷有他主持大局，我蜀国哪有北望关中的希望？只怕割据蜀中都没有半点胜算！不过当初曹刘之事而已……”心下一时黯然，整个人仿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