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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军-第5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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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的。
  龙谦的话里有开玩笑的成分,但其凝重的神态却让方、洪二人笑不出声。
  龙谦知道。蒙山军原先那一套“军事共产主义”制度肯定不行了。跟随他打天下的元勋宿将们要求享受胜利的果实,职务是一方面,待遇也很重要,如果不给待遇,必然导致大面积腐败的发生。
  但是,薪酬问题却不是单独存在的,其牵连甚广。
  第一,政府的机构设置及职数问题。政府刚组建,就出现调整机构设置的呼声。龙谦知道,治理如此庞大的国家。十几个部局肯定是不够的。比如周学熙的工业部,将来肯定会派生出若干分工更细的部局出来,但眼下却只能如此,尽量压缩部局的数量。同时尽量精简公务人员。也就是精简职数。
  第二。公务人员职务消费问题。大部分人尚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但龙谦是清楚的。如果开始不定好规矩,以后就不好处理了。如何确定公务人员的非薪酬待遇。直接决定着薪酬水平的确定。
  第三,公务人员的薪酬确定原则。走不走高薪养廉之路?就历史而言,宋朝的公务员待遇是极高的,廉洁指数究竟如何,龙谦也说不准。明清两代公务人员的账面工资却极低,比如清朝总督是从一品大员,薪俸却只有180两,而且是年俸。这不是开玩笑吗?在北京办一桌上档次的宴席,如果席面上有鱼翅熊掌一类珍肴,没有三十两白银下不来。一位类似于共和国大区司令官的高官,一年的薪水就吃半桌好菜?所以,贪污是必然的了。所以,才出现海瑞那样极端的清官,连吃一次肉都成了官场新闻。清代雍正朝之前,官员“正当”贪污的路子主要是火耗银子,火耗的水平基本看出当地主官的廉洁程度。所以,锐意改革的雍正帝才推出了火耗归公的政策,杜绝了官员对百姓的公开盘剥。同时推出了养廉银制度,等于承认官员的薪俸太低了。如两江总督,一年的养廉银就高达27000两白银,是其正常薪水的150倍!
  共和国当然不能走清朝的旧路。
  在建国之前,龙谦正式委托方声远牵头研究制定公务人员薪酬问题。为此,龙谦召集了军委会各局主要官员开了一个专题会,讲了他对机构设置,职数确定以及薪酬问题的基本原则。
  当时他便委托王士珍做一个专门调查,调查什么?就是历史上各朝各代百姓与官员的比例问题,他承认自己读书不多,对于这方面的知识基本为零,但隐约记得一个资料上说西汉的官民比例是最低的,大约九千名百姓才奉养一个官员,之后就越来越不堪了,满清是多少,不知道。需要专门的人员查阅资料。
  龙谦说,今天我讲三个问题,第一是薪水问题,第二是编制问题,第三是职务消费问题。
  先说第一个。官员的薪俸来自税收,税收来自百姓,所以官员的数量和薪俸水平牵连甚广,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活。与其让官员低薪过苦日子,然后养一帮人监督官员,不如直接将薪水定的合理一些。合理是多少?济南的大学教授月薪300元,中小学教师月薪100月或者更多一些,什么级别的官员可以比大学教授?济南的工厂多,据说技术工人可以拿到30~50元,而一般的小工,大概在10~15元。好几年没有去了,不知道这个数字确切否。我说这些,就是一个参照物的问题。中级官员不能高于大学教授,下级公务员不能高于中小学教师,这个原则希望你们考虑。高级公务人员,比如我这个总统该拿多少钱?大概让做具体方案的人感到不好办,我说一个标准好了,20倍!什么的20倍?就是普通市民收入的20倍。这是一个上限,很可以了,不能再高啦。我的薪水大概是系列中最高的,确定了我的,其他的就好办了。
  第二个是编制问题。要特别注意压缩编制,你们或许不信,我说一个预言,编制总是要膨胀的,一直膨胀到老百姓承受不住,大家一起完蛋。所以,我们这些奠定共和国最初基础的人,要目光长远些。一个字,就是紧。机构编制要从紧。能用一个人的,绝不用两个人。副职的职数,原则上不超过两个,能不设的就不设,能用一个的就不用两个。我的意见,政务院在出台公务人员薪酬标准前,应当先将政府各部机构框架确定下来,搞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出来,不仅指导中央部局,也管各省。不然不好办。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编外”人员的问题。据说朱元璋曾因为江南某县一些不在编制内的公务人员大发雷霆,杀了好多人。朱洪武是苦出身,晓得百姓奉养官员的难处,编制外的官员吃的也是皇粮国税。要严禁出现这种现象。许公持的警察厅就叫唤人手不足。希望开一个口子。允许他招募1200名编外警察,邓市长向我报告,我没有同意。这个口子不好开。一开就不得了。不信你们去问一问专家,看历史上有没有这种现象?我告诉你们,有的,每当一个王朝快完蛋时,这种编外人员就格外多,等超过一定比例,王朝就轰然倒塌了。
  第三是职务消费。这个词是我发明的,意思大家都理解。一些现象大家已经视为当然了,比如住房,比如用车,比如请客吃饭。很多人觉得,请客是为了公事嘛,外交局请洋人谈事,不能说是私事。理论上不能完全杜绝职务消费,但要定一个规矩。比如总理,比如唐局长,这类消费肯定少不了,让他们都自掏腰包,我担心他们不久就会打辞呈给我了。(笑)但不加限制会出问题!我跟你们说,我最近就常请人吃饭,开销都是我的薪水,太太意见很大,连呼吃不消。(大笑)我跟太太说,凭什么我挣那么高的薪水?就是有接待客人的意思在里面嘛。但太太不认这个帐,所以工作还得做,不然后院就不安宁。
  我请客真的是为了工作,我相信大家也一样。但日子久了,问题肯定会出现,假公济私是免不了的。所以,我要政务院在研究薪酬、编制的同时,研究一下职务消费问题,将规矩立起来就好办了。职务消费花的是公款,是民脂民膏,所以必须接受调查审计,要过监察部那一关。发现经费使用不当的,要处理。轻则罚款,重则降职撤职,再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所以,宣传局要在法律上完善这点。
  总之,我的基本态度是,官员的薪水可以高一点,但要有限度。官员的日子不能自由,权力不能滥用没有约束。从我这个总统做起,你们各位都做好了,下面就好办了。共和国不同于满清,不同于封建王朝,就体现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开创一个跳出治乱循环的盛世,必须严厉管制官员,而不是管制百姓!谁要是觉得当官太难了,请他离开好了。
  根据龙谦的指示原则,方声远着手制定一系列制度。委托拟出任民政部长的王士珍进行调查,王士珍先成立了调查统计局,对北京、上海、天津、济南、广州、南京(江宁正式改名南京)六座大城市各类人员的薪水、实际物价进行了科学细致的调查,形成了一份让龙谦颇感兴趣的调查报告,龙谦特意指示王士珍奖励调查局,认为这份报告做的极好。
  目前,六座大城市的薪水和物价水平都不一样,最高的竟然不是上海而是济南!这点大出龙谦的意料,本来他以为上海应当是最高的。
  这个时候的物价比较低。就以上海为例,一石大米3~4元,煤炭一石一角四分,食盐一斤4分半,白糖一角一斤,猪肉一斤3角,活鸡一斤8分,鲜蛋一个2分,豆油一斤2角5分,煤油一斤6分,肥皂一块5分,一盒老刀牌香烟3分,绍兴酒一斤一角钱。调查局一名调查员拿了一块钱(银元)请客,六个人,茶资8个铜板,吃了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小吃,一共花了不到30个铜板。1块银元大约可兑换250个铜板(上海华元流通不算好,主要是银元和铜板)。
  地价不等。上海在100~300元之间(地段不等),比南京、广州要高一些。南京郊区一亩年产400斤稻谷的农田售价不过120元。北京大致也是这个水平,而济南则高于北京,在150元左右。
  就工资而言,工人的薪酬水平普遍高于警察,也高于政府工作人员。上海的巡警月薪在10~13元之间,但上海的纺织女工月薪约20~25元(技术熟练工)。济南更高,华源枪厂的工人平均薪水在40元以上,高级技工的薪水竟然达到了150元,一个月的薪水就可以买一亩地了。而上海早已成立的卫生局的一名科长,薪水不过30元。
  有了这份翔实的调查报告,方声远的工作就好做了。
  在确定政府机构编制方案和职务消费规则之前,政务院首先拿出了公务人员等级级别和薪水标准的草案,几经讨论修改,报国会审议批准后算是定案了。
  方案确定共和国政府工作人员(简称公务员)等级共18级,对应确定薪酬。最高为年薪为总统,12000华元,最低为600元,是政府雇佣的杂役。最高和最低相差20倍。
  龙谦感觉到自己的薪水有点高了,月薪1000元明显超过了他20倍的限额,但政务院及国会认为在限制了高级领导人职务消费后,这个薪水不算高。横向比各国元首,基本是最低的了。
  这天,龙谦从石景山电厂工地回到西苑,在海晏堂大门口遇见了在国防军总医院工作的张红草。
  “咦,到吃饭的时间了,为什么要走,留下吃饭吧。”
  “不了。刚才跟夫人聊了好久了。”
  “好久不见,最近好吗?”龙谦对那几个“活下来”的女兵一直很关切,“陈淑为什么不送你?”
  “刚来了客人,是方总理的夫人,我便告辞出来了。”张红草看周围无人,“司令,许小姐的情况你知道了吗?”
  “什么情况?”
  “她生了。”
  “生了?什么时候?男孩女孩?她身体没事吧?”
  “4月28日夜里。她身体没事。我刚从那边回来,还以为你知道了呢。是个男孩子,很漂亮的男孩子……”
  “是吗?她怎么说?”
  “司令,你真的不管她了?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要了?”
  “你跟陈淑讲了?”
  “没有。要讲也是你讲。我说算什么?”
  “她的态度我知道。其实,做一个普通人未尝不好……”
  “她其实一直关心你。听说了国庆日的事,反复问了我几遍。司令,你的心太硬了……”
  “红草,这件事我做错了。已经错了,再改错误就更大……她的性子很强,我知道。红草,到了我这步,一些事就由不得我了……谢谢你,我知道了。”
  张红草看龙谦神态萧索,“司令,孩子是没错的,你不能让他没有父亲。”
  “我知道,知道……”
  
  第六章出巡第一节济南
  
  1911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六。料峭春寒中,中央军区司令官封国柱、山东省长张莲芬率山东文武大员肃立在站台上,等候着总统专列的到来。
  火车站已经彻底戒严,除了有资格接站的高官外,没有一个记者。预示着总统的出巡带有秘密色彩。
  自1906年底离开山东,龙谦还是第一次回来。
  元月份津浦路北段通车,使得龙谦有了乘坐专列出巡的可能。自1909年进京,迄今一年半时光,龙谦一直“窝在”北京,出巡的第一站选在济南,足以证明他对自己发迹之地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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