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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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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有人开始威胁了:“听说王大人的老母亲思念故乡,刚到兰州便想要返乡。老夫人年纪大了,恐怕经不起鞍马劳顿,万一出不了兰州城……”王廷赞领会他的弦外之音,警惕地看了他一眼。对方立即笑道:“哎哟,下官扯远了。下官的意思是,王大人何不仿照老夫人家乡故居的面貌,在兰州修一处大宅子,让老夫人享享福,也算王大人尽了孝心。”立即有人拍手赞成道:“这主意好!不过……我大清官员俸禄微薄,王大人又是个清官,哪来多余的银子修宅子?要不这样吧,我们在场的各位先各自凑一笔钱,算是借给王大人,先把宅子修起来,让老夫人住上?”众官员一齐笑道:“好说,好说。”眼见众人目光灼灼,一齐落在自己身上,王廷赞不由得叹了口气:“各位美意……唉……”

  王廷赞的心思确实动了,但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的还是他的心腹王长随的话。

  天快亮时,蒋全迪一干人终于离开了。王廷赞还在动摇不定,王长随终于开口了,劝道:“大人,天就要亮了,看样子您非得作出决定了。各位大人跟您彻底交心坦诚地谈了一夜,利害关系都算说尽了。您再没有什么表示,咱们估计就走不出这总督府了。”王廷赞愤恨地道:“总不成他们对我威逼利诱,我就此屈服了?”

  王长随道:“大人一直以清官自诩,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不过小人也看得出来,大人已经有些动心了……那知府蒋大人说:收捐一事,其实百姓的利益并没有直接受到影响。他其实说得有道理,我看大人听了也是神色为之所动。”

  王廷赞叹了口气:“话听起来确是有理。可是说到本质,这样上下一气,对付皇上;大家分肥,对付左右;散赈行善,对付百姓,其实还是以钱为中心。监生的文凭,从纸张上来看实在不值几个钱,但到了无良子弟手中,就可以借此变成官帽,有了官帽,他就能再想法子赚钱,这样,他捐监的小钱就变成了大钱,最后坑害的还是百姓啊。”

  王长随苦笑道:“大人说得都对。只是……”一指门口的守卫,“如果大人不加入他们,不但大人走不出总督府,恐怕老夫人也有危险啊。”

  王廷赞长叹一声,良久不言。王长随道:“大人,既然形势如此,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王廷赞无奈地摇摇头道:“想当个清官,还真是不容易。”

  他连夜去找陕甘总督勒尔谨,原本就是想改变“监粮折银”的违法行为。但到了眼前的地步,在巨大的压力和利益诱惑下,他不但放弃了造福甘肃百姓的理想,没能继续当他的清官,还与勒尔谨同流合污,沉沦于捐监收银中,再也不能自拔。

  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甘肃河州(今临夏东北)百姓王伏林等倡立新教,聚集教徒,竖幡念经,与老教相抗。因清廷历来支持老教,总督勒尔谨得知王伏林所为后恐生事端,派差役前往锁拿,王伏林等人仗剑拒捕,还打伤了差役。勒尔谨立即出动大批官兵前去剿捕,包括王伏林等不少教众被围杀,被捕者则被发云、贵、川、广烟瘴之地及东三省为奴。令勒尔谨和王廷赞想不到的是,他二人于四年后先后下马,均是因为另一次新教教徒起义的爆发,这就是后话了。

  贰、王亶望之能事

  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月,乾隆皇帝下谕旨批准陕甘总督勒尔谨在甘肃如例收纳监粮的请求。此时的乾隆自然想不到,这是一道日后令他追悔莫及的谕令。

  清朝的捐监制度始于顺治六年(1649),至康熙四年(1665)已经成为定例。到了乾隆皇帝即位时,捐监实行多年,已经是弊端重重。乾隆元年(1736),乾隆皇帝下令罢除一切捐例。但不久后廷议时,群臣认为捐监为士子应试之阶,请求允准户部收捐,收监粮以备各省赈济,乾隆皇帝同意,但只保留了折色捐监(折色,即将该收捐的粮食折价成银钞布帛或其他物产)。不过因为只有户部有收捐的权限,因而此项措施对增加粮食储备的效果并不明显。到乾隆三年(1738)时,乾隆皇帝将捐监的权限划归各省,由各省总督或巡抚主持捐监,但又规定改折色捐监为征收本色(米麦称为“本色”,指只能直接收捐粮食)。

  按照乾隆皇帝的打算,原本计划各省捐谷三千余万石。遗憾的是,捐监收粮的权力下达到各省地方后,实行得并不顺利。这是因为朝廷只准地方收捐本色粮食,但地方收了粮食后,还要面临储藏的问题——“地方有司每以岁久霉变,易罹参处,折耗补数,贻累身家,一见积谷稍多,即为忧虑”(《历史档案著各省将采买补仓及纳谷捐监一概暂停事上谕》)。这样,地方官员为了避免因粮食发霉损耗引发的补偿,对征收本色往往积极性不高。

  在这期间,不断有捐监案冒出,大多是地方官员为了中饱私囊,在经办捐监时私收规礼(旧时官吏﹑差役凭借便利,巧立名目的惯例性收费)。比如乾隆七年(1742)福建捐监“经收各员于部定仓费饭食之外,每名索取规礼二三十两至四五十两不等。查每名监生,统计捐费不过百十金,今公家收其二,官吏取其一,虽曰减价,其实加价”(《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九》)。最后查明涉案官员共收规礼一万五千九百三十六两。地方官员大收规礼,无疑大大提高了报捐的标准和门槛,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报捐人数的减少。

  更有甚者,还有地方官员私自将征收本色改为折色。比如乾隆五年(1740),潮州府海阳、潮阳二县县令私收折色案发。当时海阳县报捐四万三千八百石,实储仓谷三万一千三百余石,潮阳县的仓储则只有报捐的十之二三。两广总督马尔泰认为二县县令改本色为折色情有可原,“多有先收折色为将来买补地步,以避霉变,以冀余平之意”,因此只下令二县县令补足仓储即可。乾隆皇帝得知后,对马尔泰的处理大为不满,认为:“各省纳粟准做监生,原为豫筹积贮,以裕民食起见。若地方有司私收折色,是巧开捐纳之例矣。在州县之私意,不过目前希得余平,将来又可免于折耗。不知年岁丰歉,难以豫定,一有缓急,仓廪空虚,何所倚赖?彼时若欲购买,价值必致昂贵,其弊不可胜言。然此犹其善者,若遇不肖州县,收银在库,易致侵挪,从前亏空之弊,大率由此,岂可又蹈前辙?”(《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一十六》)显然对地方私改征收本色为折银一事深恶痛绝,海阳、潮阳县令均因此被革职,所缺仓谷被勒令各自掏腰包赔补,两广总督马尔泰也因处理不当被交部议处。

  尽管乾隆对捐监案进行了严厉处理,但各省地方官员在执行时照旧趋利避害,捐监收粮成效并不显著。数年后,仅得粮食二百五十余万石,可谓步履维艰,甚至有大学士认为:“各省纳本色,有名无实,请停止,专由部收折色。”(《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二》)但乾隆皇帝没有同意,为了弥补各省收粮不足,又下令户部重新恢复收捐折色。但收捐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储备问题,积弊照生。尤其是自本色捐监推行以来,各省粮价普遍上涨,乾隆皇帝开始考虑捐监政策的存废问题。不过,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最先被废除捐监的竟然是最贫瘠的甘肃。

  甘肃地处西北,本来就土瘠民穷,名列全国最穷的省份之中。加上清朝初年蒙古准噶尔为乱,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多次对西北用兵,乾隆即位以来,又有平准定回之战,甘肃连年需供应前线所需役夫、军粮,当地人的生活由此更加困苦。雍正皇帝在位时,曾经将甘肃的地丁钱粮赋税全免,并特别准许甘肃开捐纳粮,所收捐粮用来纾解军需或民困。由于甘肃开捐门槛较低,每人只需捐麦豆四十石(一般省份需捐米一千石),不仅甘肃当地稍有积蓄的人家争相捐监,就连外省商民也趋之若鹜。但正如前面所提,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官员的地方就有贪污,捐监很快变成地方官员捞取外快的捷径,即使是以“贫瘠”著称的甘肃也不能例外。乾隆三十一年(1766),陕西、甘肃捐监舞弊一案浮出水面,地方官员在捐监中行折色、浮收、包捐、侵占、勒收之实,乾隆皇帝断然停止了这两省的捐监,不久后又对安徽、直隶、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的本色捐监予以叫停,全国只剩下云南、福建、广东三省收本色如旧。

  甘肃停捐之后,为了解决当地军民的吃饭问题,户部每年均需拨银一百数十万两。但即便如此,全省仍然缺粮,粮价奇高。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陕甘总督勒尔谨、陕西巡抚毕沅联名上奏,声称甘肃地瘠民贫,时有灾荒发生,百姓经常需要朝廷的救济度日,而甘肃官仓粮食储备素来不足,希望皇帝能够准许在肃州(辖境相当于今甘肃酒泉、高台两县)、安西(辖境相当于今甘肃玉门市及安西、敦煌两县)二州恢复捐监旧例,通过捐纳的方式来增加官仓粮食储备。

  当时,管理户部的是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他认为勒尔谨、毕沅所奏确为实情,如果能恢复甘肃的捐监,让有财力的人交纳豆麦捐为监生,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好事,因此力劝乾隆皇帝同意勒尔谨等人的奏请。

  于敏中,字叔子,一字仲常,号耐圃,江苏金坛(今属江苏)人。其兄于振是雍正元年(1723)状元,于敏中本人则是乾隆二年(1737)的状元,时年才二十四岁,为清朝历史上最年轻的状元。其人少年得志,聪慧敏捷,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乾隆皇帝喜欢吟诗作文,往往是口诵之后,由近臣代笔。于敏中陪侍在皇帝身边时,只听一遍,就能一字不差地默写出来。正因为才干超群,于敏中长期受乾隆皇帝的宠爱,仕途一帆风顺,官越做越大。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担任军机大臣,直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去世时,在军机处任职近二十年,堪称乾隆时力秉钧轴的重臣之一。他一生中最大的贡献,是担任《四库全正总裁,亲自领导了《四库全的编纂工作。

  不过,于敏中文才出众,官高位显,为官却并不廉洁,是当时有名的贪官。乾隆是清朝第一个靠秘密建储制度登上皇位的皇帝,上台伊始,尚无自己的势力和亲信,执政初期为坐稳皇位费尽了心思,因而大权在握后,喜欢乾纲独断。又自诩“明君”,公然宣称“本朝无名臣,也不需要名臣”,因而朝廷上下均“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其身边重臣也多是品行操守不良之辈。有人评价说:“讷亲横,于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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