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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团的第1营仍然留驻腊戍，担任飞机场的警戒任务。
日军探听到英军退守仁安羌的消息，马上就分出两个联队兵力，绕到英军后方，占领仁安羌油田，切断英军归路，将英军第1师全部和战车营的一部，包围在仁安羌北面一带地区。又用一个大队的兵力飞快占据拚墙河北岸渡口附近，阻截英军的救援，不过当时在拼墙河北岸和日作战的英军，只是少数步兵和装甲旅战车山炮的一部分，自身都已难保，更无力分兵去救援在南岸被围的部队了。
4月16日，在仁安羌北面的英军第1师已经被包围两个昼夜，粮尽弹缺，水源断绝，危急万分，驻扎巧克柏当的113团，便接到了立即驰援的命令。救兵如救火，113团连夜奔赶，在17日的黄昏时分，到达拚墙河北岸，在距河五英里的地方，进入准备攻击的位置，当晚就展开了猛烈的战斗。18日拂晓起，战斗更激烈，孙立人亲自从曼德勒赶往前线指挥，正午12时，拚墙河北岸日军肃清，英方催请孙部立刻渡河攻击，当时孙部兵力太少，而且南岸地形暴露，日军又是居高临下，孙部站在仰攻的地位，如果攻势稍一顿挫，日军可能立即窥破孙部实力，这样一来，不但不能达成解救英军的任务，并且可能把113团陷入危险的境地。因此，孙立人决定暂时停止进击，打算在黄昏以前用尽各种方法把当面的敌情和地形侦查清楚，再利用夜间去周密部署，准备在第二天拂晓进行攻击。英第1军团长史林姆将军对于孙立人这样计出万全的筹划，虽然表示十分钦佩，但怎样才能使他的被围部队立刻解救出来，却是他更焦急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接到被围的第1师师长斯高特将军的告急无线电话，报告被围官兵已经断绝了两天的水粮，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若是今天再不能解围，便有瓦解的可能。所以史林姆将军要求孙立人无论如何要立即渡河攻击援救，不能等到明天。后来孙立人一再的解释利害，并且请他打电话通知斯高特师长务须再忍耐一天。史林姆将军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斯高特师长又打来了第二次告急的无线电话，说是被围的部队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再也不能忍耐一刻了。史林姆将军脸上显然是变了颜色，他凝视着孙立人，目光慌乱，神情紧张，但孙立人的态度却依旧很平静，并再请史林姆将军转告斯高待师长说：“贵师既已忍耐了两天，无论如何还要坚持这最后一日，中国军队一定负责在明天下午6点钟以前，将贵师完全解救出围。”无线电话中又以焦急而怀疑的语气传来“有无把握”的询问，孙立人斩钉截铁地回答他说：“中国军队，连我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把贵军解救出险！”
这句话使史林姆将军大为感动，和孙立人郑重地紧握着手，认为这是一种“君子协定”。
19日，东方鱼肚白色还没有出现，攻击便开始了。破晓时，左翼部队将日军第一线阵地完全攻占。战斗转进到山地里，日军不顾一切猛烈反扑，孙部已得的阵地，三次失而复得。在日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孙部必须要处处防备敌人侦知实力，所以用种种方法，设置疑兵，虚张声势，又用小部队进行扰乱突击，更教日军无从判断虚实，主攻部队利用山炮、轻重机枪及轻重迫击炮的掩护，反复肉搏冲杀，第三营长张琦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还高呼着“弟兄们，杀呀！”士兵们眼看着自己的长官壮烈地倒了下去，心头热辣辣地默念着他最后所发出的口令，含着眼泪，前仆后继的拚死冲杀上去，一直冲上了油田。山凹里，油田边，都积起了一堆一堆的尸丘。这一场白刃肉搏的大战，从午前4时继续到午后3时，日军的第33师团完全被击溃了，他们丢下了1200多具死尸，退出阵地，113团不过1000人的战斗员兵中也伤亡了一半。这不但是一个冒险的攻击战，简直是一个可怕的空城计。
下午5时，孙部克复了全部仁安羌油田区域，枪炮声渐渐的稀远，敌人显然是在加速后撤。孙部首先将被俘的英军、美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解救出险，并将夺回被日军抢去的英方辎重汽车一百多辆，交还英方。接着英军第1师的步兵、骑兵，炮兵、战车部队等七千余人和一千多匹马都在孙部的安全掩护下，从左翼向挤墙河北岸退出，三天的苦熬已使他们狼狈不堪，一路对着孙部的官兵，个个都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更有许多军官压制不住感激的热情，抱着孙部的军官跳了起来，友情的高扬已经到达了顶点。
仁安羌之役、在军事上是一个奇迹，中国军队是以少胜多，以客胜主，以寡救众。这一仗，不但表现出中国军队是有严格的训练和旺盛的士气，更表现出中国的指挥官有卓越的将才，有高明的判断能力，有超人的战术眼光，胆大心细的断然处置。同时，这一仗还不只是表现出中国军队作战的英勇惊人，并且显示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优越性，从孙立人回答史林姆将军的“中国军队战至最后一人，也一定要把贵军解救出险”的一句话语中，就充分表现了中国军人舍己救人和不背盟信的美德，以及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对道义的高深教养，后来，新38师转进到英法尔时，又和英军第1师碰在一起，彼此语言不通，相互以目光表达情感，有些英军官兵见了孙部，眼眶中竟都含有感激的晶晶泪水，这种表情不只是在羡慕新38师的战功，也不只是在感谢中国军队当日解救他们出险的好处，而是他们被中国军队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了，对于这种亲挚的友情协助，他们当会终身感念不忘的。
由于仁安羌援救英军卓越的战功，孙立人荣获“英帝国司令”勋章（C·B·E）和美国的“丰功”勋章。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和“东方野战之狐”。
四面楚歌“仁安羌大捷”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抗战胜利后，新一军4万多人马辎重，借道香港，在美国军舰护送下，开向东北，部队首先在秦皇岛登陆，然后乘火车到锦州一带集中。途中受到东北民主联军的袭击，伤亡颇重。这一年初，孙立人又一次出国考察，此时尚未回国，全军由副军长贾幼慧率领，辗转迂回到沈阳外围。在四平街，新一军同东北民主联军激战了一个月，伤亡惨重，却攻不下一个小小的四平街，蒋介石非常不满。这时，孙立人已经回国，急忙从关内赶来指挥战斗。也是他运气好，东北民主联军在保卫四平街的战斗中，赢得了时间，正作战略转移。因此，新一军一举而下吉林，长春、德惠，陈兵松花江畔。这一战又给孙立人镀了一层金粉。
但孙立人既非黄埔弟子，又非陆大学生，在国民党部队中自成一系，且孤芳自赏，自命不凡，仗着美国人撑腰，有时连蒋介石也不放在眼里。所以，蒋介石对他也不满，适逢云南部队60军184师在东北起义，投向共产党，使蒋介石愈加感到非嫡系部队不可靠。云南部队的后台是龙云，蒋介石曾以明升暗降的手法，把龙云调到中央，削掉了云南王的兵权。于是，便使用同样的手法，提升孙立人为东北“第四绥靖区司令”，接着又任为东北九省保安长官司令部副司令长官，把他调离长春到沈阳与保安司令杜聿明共事。而他的新一军，也交给了黄埔出身的50师师长潘裕昆。孙对这种人事安排自然不满，但又没有办法，只能暗中怨恨。不久，只身南下。
孙离开东北，心情抑郁，意兴阑珊。最不甘心的，是受黄埔系的排挤欺压。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蒋介石依从美国的授意，任孙立人为“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在美国顾问的直接控制下，开始在台湾训练新兵。其后，蒋介石又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除为了部署逃命外，也有牵制孙立人的用意。陈到台后，即曾暗中策划孙立人的凤山军官训练班并入军校中，陈系的林蔚、郭帏、罗卓英等企图将孙的练兵权转到罗卓英手上，但没有成功。
1949年9月，蒋介石为了取得美国的积极援助，以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又“提拔”孙立人为“台湾防卫总司令”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在陈的控制下，孙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在长官公署成立不久的某次会上，孙就曾很不满地表示：他虽为台湾防卫总司令，而军队的调出调入他一点都不清楚，调换一个军长，他连一个通知都没有接到。陈曾指使其嫡系的第6军，用“升官”的办法拉孙的80军的官兵，80军一个老兵到第6军可升班长，班长可升排长，此事引起孙的异常气愤。
蒋介石复位后，陈诚任“行政院”院长，又升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表面上向美国做出了姿态，得以争取美援，实际上又以陈诚系的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用以牵制孙立人。据1950年材料，孙知道实际的权力操在“参谋总长”手中，不愿就任，要陈诚答应他两个条件：第一，仍任“台湾防卫总司令”；第二，仍兼负陆军军官训练责任。后经陈同意就任。表面上陈虽同意了孙的条件，但孙仍然没有人事权和指挥权，而且训练权的大部分也相继被陈夺去。孙曾哭诉于何应钦说：“台湾完了。”
1951年5月香港《自然日报》称：孙立人仍旧是一个“木偶司令”，不经蒋介石同意不能任免一个营长，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也不得调动任何部队。蒋纬国的装甲兵部队更不容孙过问。孙的“陆军总司令部”的决议，每次均被周至柔控制的国防部加以删改，双方常打公文官司。陈诚的亲信原任国民党第6军军长戴朴等陈系军官，竞拒不出席孙召集的台湾防卫会议，此外，当时孙虽名义上仍兼“陆军训练司令”，可是，校官以上的训练全由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陈诚系的将领万耀煌、彭孟缉负责，高级政工干部的训练又由蒋经国的政工干部训练班主持，孙的凤山军官训练班，只能训练尉官以下的人员。陈诚手下的一些喽啰，对孙挂名的“陆军总司令”空衔，也喧嚷要予以夺去，如1950年黄杰从越南逃到台湾和陈诚系的黄埔出身军人段沄、罗奇等叙餐时，大家公开他说：“陆军让孙立人干，难道我们黄埔就无人吗？”曾决定要夺取“陆军总司令”的位置，后经吴国桢提出：“要顾及美国人的印象”，才暂作罢。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说：孙立人的处境，自美学成归国那天起，的确备尝嫉妒倾轧之苦。国民党军队将领中，有留日派、保定和黄埔系，惟留学英、美，形单影只。假使不是宋子文成立税警团，孙立人可能毕生从事军事训练。假如没有和盟军并肩作战的机会，孙亦不可能脱颖而出，中外驰名。那位西点军校出身的温应星，当了一阵税警团长，即销声匿迹，50年代，参加香港的“第三势力”，和蒋介石隔海对抗，就是最好的例子。
孙的学识，据说卓越超群，这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变成他的负数。蒋介石在1940年前，不让孙入野战军，带兵作战，多半基于现实形势的考虑。这一点，我们要承认，蒋作为最高统治者，权衡人事的综合平衡，有其独到之处。
据一位跟过孙多年的老部下说：“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讲人际关系，和他的同辈，几乎没有人可以合得来。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军事汇报，他从未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