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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故意卖关子：“我不愿作进一步的评论，因为这件案子尚在侦查中。”
台湾当局一口咬定，雷案是法律事件，它的用心是在逃避世人指责。青年党籍的监察委员陈翰珍，即持此说：“雷案根本不是法律问题，完全是因雷震组织中国民主党的政治问题。”
法律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蒋已一意孤行，只好蛮干到底。
台湾的军事法庭，发挥高度的工作效率，于27日公布起诉书，起诉内容一无新颖之处，主要说刘子英策反雷震，为匪宣传，雷知情不报。
起诉书发表的前三天，《自由中国》的编委及主要撰稿人殷海光、夏道平和宋文明三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愿对该刊的文章自负文责，但当局的对象是雷震，故未予理会。
两星期后（10月8日），军法处走完过场，便匆匆结案，以“煽动叛乱罪”判雷震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七年；刘子英陪葬，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公权八年；马之骕有期徒刑五年；傅正因撰文“攻讦政府，论调激烈”，交感化教育三年。
雷震下狱，海外舆论再次大哗。加州大学教授斯卡拉宾诺，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雷震的罪名，经失败主义直到颠覆政府，但是他的真正罪名，非常简单，他打算领导一个对抗国民党的真正反对党。
。。最近盛传。。蒋经国正在握权。统治秘密警察的蒋经国，不是美国的朋友，在台湾住的人，最怕的就是他。
国民党有理由畏惧像中国民主党有生气的新党派，此点毫不足异，甚至拥护国民党的人士如胡适，及第三势力如张君劢，目前也很恐惧，或在私下批评。自由中国在哪里呢？”
詹姆斯·H·泰勒牧师这样反问着：“起诉书中‘该刘子英图报犹恐不及，断无任意攀诬（雷震）之理。’这说法是错误的。随便看一看历史上记载的就非常多，有的人们甚至捏词出卖朋友。基于这段错误的说法，雷震被假定‘明知刘子英系匪帮派来使其自己为共党工作的匪谍’。我并不是说雷震并不知道此事，我也不是说他已经知道此事。我只要问，刘子英说他告诉雷震说他是被共产党派来工作的说法（雷震对此点已予否认），是否就足以构成他确已知道的事实呢？”
美国舆论的抨击，是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评雷论蒋，国民党所受到的羞辱，不下于吴国桢事件。香港报纸，以纯自己人的身分同样冷峻责骂。《星岛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天祸中国！六十年风水‘返转头’，庚子年来了，又要像六十年前一样，祸乱迭见。当年是清朝的末代，措施每多倒逆，戊戌政变，捕杀六君子等，都是末代王朝的衰象。现在正要号召‘中兴’，岂可重蹈六十年前的覆辙？但是，不祥的事，接二连三地来，拘捕政治活动者，闭塞言论，一如当年，怎不叫人不寒而栗？‘中兴’之象未见，反而出现末代衰风，拘捕政治活动者，拘捕出版人，大兴文字狱；可怖之事，孰过于此？庚子是一个可怖的岁序，过了不祥之年，应化戾气为祥知，否则徒嗟年头不对，于大局何补？”香港《工商日报》转载《德臣西报》的一篇社论：“全球人士都想知道雷震将来的命运。现在事情似乎明显得很：蒋氏统治台湾一天，可以预料得到的，不幸的雷震，将会像一个反蒋人物张学良一样，不能希望可以获得宽大待遇，张学良遭非正式的监禁，几乎已有二十五年，国民党如容许这些措置，应该抹去自己的愚拙饰词，不要把所据的中国小块土地冠以‘自由’两字了。”
1960年10月8日，“雷案”初审结束后，台湾“监察院司法委员会”
成立了以委员陶百川、刘永济、金越光、黄宝贯、陈庆华5人组成的“监察院雷震调查小组”，以免外界谓当局有“干涉司法审判”之嫌。但该调查小组向主管单位提出“面晤4位被告，即雷震、刘子英、马之骕和傅正作当面查询之要求”时，却遭到拒绝，原因是“没有蒋总统之指示，他们不敢做主”。雷震发监执行，胡适等四十人曾联名请求“特赦”，蒋介石演双簧，交“国防部”签注。“签注”的结果，不问可知。雷震被捕后，《自由中国》也被迫停刊。
狱中生活从1960年9月4日起，到1970年9月4日止，雷震在新店军人监狱，整整坐了10年牢，一天也不少。
10年的狱中生活，无疑是雷震83年生命中最暗淡的岁月。通常他以写日记、打苍蝇、抓臭虫等活动消磨时光。不过这10年的日记，也如同日记的主人一样，十分不幸。1970年7月23日，雷震应该恢复自由前，台湾“国防部”军人监狱的监狱官，居然滥用权力，连同雷在狱中三易其稿才撰成的回忆录，一并抢夺上交。结果，日记的主人虽然走出了监狱，日记却继续坐牢。直到1988年4月由傅正和雷震夫人宋英发动平反“雷震案”以后，经一再追索下，才答应归还了日记。军监居然公然宣称，回忆录已烧毁。而这10年的日记，又拖到1989年1月27日才勉强发下。但军监又另耍手法，只发下1961到1970年的10本日记，而将入狱初的日记扣留。
雷震的狱中日记，较详细地记录了他的狱中生活。下面摘录其中数则：1961年2月26日星期日今天天晴太阳不好，晨6时35分起床作散步与运动。
近日来写得太累，晚上睡得不好，今天勉强写，仍写了2500字，今日头昏得利害，惟耳鸣较好。。。今天开始打苍蝇消磨时间，4时开始打了42个，华先生在隔壁则打了900个。
1961年3月15日星期三今天天气较好，但是太阳不佳，晨起（6时20分）作散步与运动。时时出外打苍蝇，以代替活动。晚间散步3次，共50个来回，又走了几身汗，惟晚间仍是睡得不好，但是咳嗽少了一些。
牢后面山上，前几日葬了一个大人，昨日又葬了一个小孩。我来时不久生病，曾告诉董监狱官，我说死在牢里时，希望葬在对过山上，以纪念我在此受苦难，照现在看起来，不等我死，而对面山上已葬满了。钟山说前几年一座坟也没有，自从立法委员（即马晓年？）葬起，现在已有56座了。
今日写了1500字。
1961年10月6日星期五晨起钟山发现床上被上有两个吃饱了的大臭虫。难怪这两晚睡不好。这个臭虫大概是前天晒了牛皮垫子的时候由隔壁爬过来。张班长那一天晒被子，他们房间多得很。
1961年10月9日星期一晨起微雨，不久即晴，今晨又捉了5个臭虫，钢丝垫抬到外面去晒，床架子和铜丝架子均用开水烫过。
今日写了5200字。
1968年联合国人权保障委员会，致函台湾当局，要求赦免雷震三分之一刑期，蒋介石不理。到了雷震刑满10年出狱前一个月，军人监狱的狱吏和高级特务钟文蓁要雷在出狱前立下“誓书”，才能干刑期终了时间开释，否则不得出狱。雷因为“于法无据”，一再拒绝。于是军监又通知雷的妻子，动员她劝雷。然而雷在妻女落泪下跪恳求下，仍无动于衷。
雷妻不得已，请来了雷的好友谷正纲来监劝说。谷要雷看在妻子这10年所受的煎熬和痛苦份上，接受当局的条件。雷开始仍无动于衷，但在谷的一再劝导下，有些不耐烦，于是问谷：“究竟要我写个什么东西？”谷正纲即从袋中掏出一个纸条子，说是“台湾警备总部”主管人交给他的誓书底稿，要雷震照样写一份交给“警备总部。”内云：“我出狱后不得有不利于国家之言论和行动，并不得和不利于国家人士来往”，雷说：“我一生从来就没有对于国家不利之言论和行动。这一点我兄可以证明的。惟第二点太含混了，谁是不利于国家之人士，我实在不知道”。后经谷正纲的反复劝说，加上雷的妻女在一旁眼泪汪汪，又见这个誓书的内容是国家，雷便照写了。
过了两三天，“台湾警备总部”负责人又送来一份誓书的底稿，却把原稿中的“国家”改成“政府”二字。雷说：“国家和政府不可相提并论，这是常识，凡有现代知识的人，都应该懂得！”然而雷还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含泪写下了誓书，成全了常以民主法制自我标榜的台湾当局的“司法”笑话。株连家人“雷震案”发生后，雷的亲朋也大受牵连，而深受其害的是他的子女们。他们受到教师百般刁难、求职到处碰壁、出入境受到走私嫌犯般难堪的搜身。1960年雷震服刑以前，他尚在求学阶段的三个女儿雷美琳、美莉、美梅就已是学校里的“特殊分子”了。雷美梅高中时因制服只有一个口袋，而非多数同学的两个，受教师屡次警告。大姐雷美琳的遭遇更荒谬，她就读世界新专时，有一名姓刘的教师每次在走廊遇到她，就对她谈保密防谍，上她的课，则会在黑板上写下“保密防谍”四个大字。有一回，这位教师要同学写一篇作文，题目是：“一个伟大人物”，雷美琳写的就是父亲雷震，教师给了她40分，并对全校同学说这位认为自己父亲是伟人，“无视于国父、蒋总统存在”的同学“不要脸”。经雷美琳向校方陈情后，该教师居然在校务会议中下了”不是她走，就是我走”的最后通牒。由于没有教师认为学生写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伟大人物便罪当开除，所以这名教师终如其所愿，“走”了。早在雷震入狱前，国民党特务已24小时盯住雷家。雷美琳值班太晚，男同事送她至家门口，隔天这位好心的同事就被“安全人员”约谈，他们拿着暗中拍摄的雷美琳与男同事站在门口的照片问他“到雷家干嘛？”。原来常到雷家借报的邻居，也因类似情形不再来往。亲友多不敢与他们接触，雷家就这样被孤立了起来。
在当时苦闷的空气中，雷家姐弟们偶尔也会制造一些乐趣。大雨天，与父亲坐在凉亭里，看着两个一边监视、一边东张西望、若无其事的特务，淋着滂沱大雨，像落难老鼠的惨状，使他们乐从中来。有时雷震要到中南部为筹组“中国民主党”开会，他们会陪父亲借道邻居家，翻越后山，到景美搭车。姐弟几个再由另一条路走回新店，打从前门晃回来，唬得那几个特务一愣一愣的，搞不清他们没有出门，怎会从外面回来的。
1964年，雷美琳随夫婿往美国。几年内，姐弟也陆续离台。一两个星期可以发下的出境证，他们却等了将近半年。1966年，雷美梅去美时，雷震正住院，病房随时有两个保防官陪伴，她怕有关单位改变心意，临时禁止她出境，竟连离台的消息也没告诉父亲。雷美梅回忆说：“当时匆忙成行，就像逃难一样。”
定居美国后的雷氏姐弟，每次回台，出入境时也备受阻扰。一班飞机抽查两个中国人、两个外国人，这四个人恰巧就是持台湾护照的大姐、小弟，及待外国护照的二姐、三姐。人被带到小房间搜身，如果可以的话，海关人员会把他们的皮也掀起来检查看看的。带回送人的礼物，也要受严密搜查。面霜被搅得溢出一半，糖果盒被拆烂，甚至牙膏也挤出一半，行李箱被翻得合不拢来。排在后面的老外看了，当场对她们说：“女士，如果你要告他，我随时可以为你作证。”但是，告了他们，于事何补？口口声声注重“国家形象”，国际形象的国民党当局，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外国人面前演这类荒谬侦探剧，受害的，又岂只雷震家人？
雷震出狱后，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