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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候，会谈实际上程序化了。王炳南和约翰逊轮流照本宣科。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你来我往的答辩，这就要靠反应灵敏，要看善不善于抓住对方谈话的漏洞了。约翰逊是一个老练的、知识面广泛的职业外交家。也许他严格遵守了杜勒斯的嘱咐，在辩论中从不失礼，不用尖刻的语言进行还击。在最难受和尴尬时，他也不过就是红一红脸，多抽几支香烟。
我方也始终彬彬有礼。我方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言谈有理，举止沉着，保持着文明讲理的外交风格。
双方的助手从不在会谈中发言，但他们有时递张条子，写上意见，或耳语几句。李汇川和林平都在会谈中给予王炳南许多有益的建议。
有意思的是，双方在会谈桌上非常严谨，互相守住一条防线不放，会下却时常有些有趣的事，甚至是友好的私人交往。周恩来指示王炳南要大胆地同约翰逊进行私下接触。约翰逊也取得杜勒斯的同意，可以和王炳南进行个人交往。
谈判对手的私交在会谈僵持不下时，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双方有时就互相邀请吃饭。在正式场合不便说的话，私下可以磋商，交换看法，摸摸底，甚至还可能有点突破。记得这还是约翰逊首先开头的。他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想了解我方的态度，又要避开记者的视线，便在一个僻静的山上找了一个别墅，悄悄地邀请我方代表去吃饭，在饭桌上解决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后来为了同样的需要，经请示总理同意后，王炳南也在同一地点请约翰逊吃饭。几年后，周恩来还风趣地问到王：人家请你吃饭，你有没有回请？周恩来就是这样，事事都十分精细，在外交上非常讲究礼节。还有一次，我国的京剧团到日内瓦演出，王炳南邀请约翰逊和他的助手们来看戏。他们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但一再叮嘱说，要保密，不要声张，千万不能让记者知道。看完戏，约翰逊称赞道，“这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艺术表现，是美国没有的。”
当时华沙到日内瓦之间没有直航飞机。王炳南每次去日内瓦会谈都必须提前一天先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去换捷的飞机，然后从布拉格经苏黎世换瑞士飞机去日内瓦。到了布拉格，他常常和约翰逊相遇，同坐一架飞机，回来时也一样。有时因气候不好，飞机不能起飞，他们便在苏黎世过夜，王炳南和约翰逊一同被安排在一家旅馆住宿。旅途中，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双方从来不谈公事。王炳南的英语马马虎虎能凑合一些，约翰逊也能讲几句简单的中国话。他们俩便连汉语夹英语随便聊天，这种时候总是轻松愉快的。当时瑞士政府对中美会谈在日内瓦举行是十分重视的，曾指示机场领导要特别照顾我方，因此在苏黎世机场上下飞机时，机场场长对中方代表非常客气，每次都亲自前来迎送，而且陪同中方到贵宾室休息，还招待喝咖啡。
后来由于一架飞机失事，约翰逊便不敢再走这条线了，改从巴黎走。失事的是一架从苏黎世起飞的大型捷克斯洛伐克的飞机，还载有从拉美演出后回国的中国演员，没想到飞机上天后不到5分钟就爆炸了。王炳南原来也订了这架飞机的座位，因故晚走了一天，才得于幸免。还有一次飞机起飞后发生故障，降落在慕尼黑。联邦德国当时和我国没有外交关系，王炳南只好同全体旅客一起坐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这可急坏了在伯尔尼的中国大使馆，冯铉大使非常担心，怕他会出什么事。他为了让联邦德国政府知道王炳南因故到慕尼黑的机场，就故意直接打电话到机场找“王大使”，结果候机室的旅客都惊讶地盯着王炳南，闹得满城风雨。闻讯而至的记者们更是互相传递消息：“中美会谈的中国大使到了慕尼黑！”可见中美接触影响之大。
十五年会谈中唯一达成的协议为了使中美会谈不在一个问题上纠缠，更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谈，国内对在押的美国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核实和处理，王炳南接到国内指示，于9月10日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对在华的12名美国人的复查已经结束，他们可以获准离境，在其它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我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从而使这一段反反复复在原地踏步不前的会谈有了进展。
中美双方终于在9月10日的会谈中达成了一个协议，也是15年会谈中唯一达成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不难看出，这是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就别出心裁，搞了这么一个各说各的“杰作”，叫作“协议声明”，英文为agree－mentannouncement，以后尼克松和周恩来达成协议发表的上海公报也仿效了这种形式。这份协议同时也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发表前的唯一一份中美之间达成的正式协议。王炳南至今读来都能感觉到这份协议上每一个字的份量。
至此，关于遣返侨民问题暂告一个段落。
五十年代末，周恩来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方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美方采取敷衍态度9月20日，双方又开始会谈，王炳南认为侨民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第一个议程可以结束了。中美大使级会谈应该进入第二项议程，即讨论其他实质性问题。但是，他没想到，美国在第二阶段的会谈中采取了极为敷衍的态度，并且不断在第一个议题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以致使会谈拖泥带水，几乎是寸步难行。
王炳南在早些时候就已经提出了第二阶段双方所要讨论的实质性问题，即台湾问题和周恩来总理与杜勒斯直接会谈问题。王炳南一再指出，只有通过外长级会谈的切实可行的途径才能实现解决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等这样严重的问题，并讨论两国建立文化交流、贸易关系等等。由于直接涉及到台湾问题，因此这第二个议题比第一个侨民议题的谈判复杂得多，难度大得多，斗争也就尖锐得多。
10月27日，我方又一次主动就美国提出的双方保证不使用武力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协议草案。我方在这个草案中援引了联合国关于成员国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条款。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同意，它们应该用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为了实现它们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举行外长会议，协商解决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约翰逊拒绝了这个协议草案。这样，美方实际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这使约翰逊显得沮丧。他不停地抽烟，一轮会谈下来，他的烟缸里塞满了烟蒂。直到11月10日，美国提出了自己的协议草案，称：。。一般来说，并特别对于台湾地区来说，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美利坚合众国放弃使用武力。
。。一般来说，并特别对于台湾地区来说，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使用武力。
这个草案的第一条是荒谬的，美国要求在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防御”权利，岂不是要中国政府承认美国霸占台湾的合法地位吗？草案的第二条是无理的，它等于让我们放弃解放台湾的主权。
尽管如此，王炳南在拒绝了美国的协议草案后，耐心地作了又一次的努力。在12月1日王炳南提出了新的草案。为照顾到美国不愿明确提联合国宪章条款和两国外长会谈，这个草案只提“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它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威胁或武力”。
美国是没有诚意的，他们不愿认真讨论我方的草案，约翰逊只是一味拖延时间。在这以后的接连三次会谈上，他都拒绝对我方的新草案作任何具体的评论，而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直到1956年1月12日，他才有一个草案提出来。这与上次他提的草案并无二致，即继续要求我方承认美国在我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自卫的固有权利”，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美国要求的这种“权利”是我方绝不能给予的。
以上事实证明，我方在第二项议程中一直积极寻求达成共同协议的机会，以使中美会谈能成为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途径。我方提出了积极的合理的建议，但均因美国无此诚意而使会谈停滞不前。这一阶段的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1956年4月到5月间，美方提出了一项协议草案，我方提出了一项对案，均未通过。会议仍无丝毫进展。
特别要说的是，在这第二阶段的讨论中，美国还违反了第一个议题所达成的协议，迟迟不提供在美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名单及情况，并继续刁难他们回归祖国，使印度作为第三国很难开展工作。美国就这样层层设置障碍，甚至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想方设法来阻拦会谈的进行，王炳南看得很清楚，心里很气愤。美国在这一段会谈中的表演，使他对这个政府坚持反共反华的本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单方取消采访禁令1956年，台湾海峡局势继续紧张。一面中美大使级会谈漫无期限地在进行，一面杜勒斯狂妄声称，美国在台湾地区将不惜进行原子战争，恫吓中国人民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这两手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正如上述，杜勒斯太傲慢了，他过低地估计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决心。事实上，无论他用什么手法，都不能使中国政府放弃保卫中国人民利益的根本立场。会谈仍然在继续。王炳南几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他和约翰逊常常是互相读一通发言稿，他提出一些美方侵犯中国领海、领空的抗议，然后交锋几句，最后双方决定下次会谈的日期就散会。
但是，周恩来却运筹帷幄，他在积极思考如何进行新的斗争。指导小组的同志也在出点子、想办法，抓住一切机会，做有利于我方的事情，促进会谈的进展。
1956年8月，犹如夏天的第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美国新闻界和国务院被震撼了，轰动了。要知道，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不准许任何人对新中国进行符合事实的报道，因此，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新中国是不很了解的，他们渴望知道真情。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