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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子传到罗莎蒙德面前，她服从家规，拿了那个有斑点的梨，没有抱怨。水果盘子又传了过去，几轮之后，盘子又放在桌子中间，这时顶上是一个无斑的好梨。。大卫看了一眼，说道：“我看我还是吃点儿水果吧。”他不慌不忙地拿了这个梨，开始削皮。其他的孩子们大声喊叫起来：不公平，不公平，大卫骗人！
大卫一边削梨一边抬头解释道：“这叫作水果策略。”
1932年孔令侃进入圣约翰大学时，才20岁出头的年纪，其父就让他担任了交通银行代表官股的董事，并常让他将财政部及中央银行在上海的一部分公文带到学校里批阅。孔令侃力毕业后从政管财，呼朋引类成立了一个名叫“南尖社”的组织。“南尖”音似纳粹，试图仿照希特勒的纳粹党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1936年孔令侃大学毕业后，其父立即任命他担任财政部的“特务秘书”。他的这一官职在历史上没有先例，职权毫无限制，事无大小，无不过问。财政部里自两位次长以下，无不以其马首是瞻。
随着财富与权力的增长，孔令侃越发专横跋扈。对当时中国财政金融界的头面人物，他往往直呼其名，颐指气使，当面训斥。就是对他的舅父宋子文，他也不买帐，总直呼其名，称之为“TV”（宋的英文名字缩写），还曾为争购猪鬃生意两人闹得不可开交。更为荒谬的是，孔令侃指名要讨宋子文妻子张乐恰的小妹为妻，公开宣称：“娘舅归娘舅，讨他的小姨子，我就是他的连襟，与他平起平坐了。”搞得孔、宋家族哭笑不得。后此事未成，孔令侃就与比他大10多岁的盛革臣（清末大官僚盛宣怀的第七子）的妻子秘密姘居，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执掌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大权达20年之久的孔祥熙终因劣迹昭著，被蒋介石解除了职务。孔令侃从政当官的路也暂时被堵塞了。他决心另僻蹊径，独自创办公司，成为大财阀。于是，抗战胜利后不久，孔令侃一手创办的扬子公司就在上海举旗开张了。
扬子公司的全名为“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由孔令侃独资经营。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四川路上的嘉陵大楼内，下设工业部、运输部、会计部等，附设利喊汽车公司、中美州航空公司等企业，在纽约、伦敦等地设有分公司，触角伸入了国民党党政机构所有重要机关与英、美、德等国的各大财团。这样，该公司凭借其强硬的后台、复杂的关系、雄厚的资金，在上海乃至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舞台上，翻云覆雨，八面威风。
扬子公司投机倒卖的具体手法有哪些呢？
第一，利用特权，勾结官方。抗战胜利后，美苏等加强了对中国的贸易，各种货物源源运到中国。国民政府的官僚权势集团为了从中大捞一笔，发布了汽车等重要商品的进口限额分配制度，对于普通正式商行，每一季度进口汽车限额仅有7辆，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而使得中国市场上进口汽车价格大涨。而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凭借手中特权，无限额地进口汽车。每辆进口成车约1800余美元，转眼之间到中国市场上却以5000美元高价出售。
在国民政府的“输出入委员会”颁布汽车等商品为限额进口项目之前，孔令侃即通过内线预先得到政府的这个绝密的经济情报，马上密令扬子公司的纽约分公司和伦敦分公司赶在法令颁布前，致电中国海关，申报已购大批英美汽车要求进口。由于这些电报的到达日期都赶在实施限额进口的最后一秒钟之前，所以不管真假，都被认为合法有效。其实当时扬子公司的各分公司连一辆汽车也没购到。然而他们却搞到了合法的进口汽车数额，以后再设法购到汽车，堂而皇之地进口，正赶上国内汽车价格猛涨，仅这一次投机交易，扬子公司就发笔大财。
第二，通过种种方法，联络、献媚于英、美、德等西方国家的工商财团，借以保证与垄断进口的货源。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有一批纳粹德国的战俘，孔令侃见之如获至宝，将其中的几个如毛勒、迈尔柯等人由扬子公司包了过来，待之以国卿之礼，以乃父别墅让他们居住，汽车代步，优礼有加，后正式聘请他们为扬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孔令佩正是通过他们与德国的各大财团挂上钩，从而控制了德国颜料等货物的对华贸易。在扬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还有英国商人一名，英国军官一名，美国军官一名，英国勋爵一名，华尔街代理人一名，另有中国财政部与信托局官员8名，军政部军官2人等。孔令侃巧妙地通过这些人与海外各财团及中国各要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第三，巧取豪夺套取巨额官价外汇。当时外汇由政府银行统一管理经营。官价外汇由政府银行发放，每一美元牌价约合法币1．2万元，但常人难以搞到，而黑市外汇价格惊人，每一美元涨到法币4万元以上。孔令佩与其扬子公司是绝不愿吃亏搞黑市外汇的。孔令侃一是通过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乃父孔祥熙及其姨母宋美龄，一举手就购到几百万、几千万的巨额官价外汇；二是贿赂中国银行外汇部的负责人。1947年夏，他一次就送了两辆上好牌照的崭新进口高级轿车给外汇部主任。以后，扬子公司从该银行领取官价外汇就畅通无阻。
第四，堂而皇之地走私进口物资，逃避海关关税。1947年秋末，孔令侃从海外运回近百铁皮箱装的走私货物，报关时声称这是“蒋夫人”行李，要海关免验放行。就凭这么几句话，海关立即大开绿灯，扬子公司派卡车装36次才拉完。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行李”哪能装满近百箱的东西！仅这一次，扬子公司就逃税几十万美元。孔令侃除常用“蒋夫人”名义外，还常用“励志社”、“国防部”、“财政部”等众多名目的证明使海关免验放行。1948年，国民党政府除在战场上节节失败外，经济也陷入了严重危机之中，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物价飞涨。蒋介石为了挽救危机，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了所有商品必须停留在8月19日市价的“限价政策”。但豪门巨商纷纷藏匿黄金、白银与外汇，拒不兑换；商人们纷纷停业、歇业，囤积商品，隐匿货物。为了稳定市场与社会秩序，蒋经国宣布“平抑物价，不准囤积居奇”。派出经济检查大队对上海各工商业户进行全面检查。首先枪决了泄漏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接着又枪决了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亚光与大富商王春哲等人。不久又逮捕了申新总经理荣鸿元、永安公司的郭棣活等工商巨头64人，其中还有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杜月笙闻讯，立即向蒋介石提出责问，说：“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远远超过维屏等各家；泄露经济机密的情状，也远为严重。希望蒋先生一秉至公，派员查封处理。这样才可以使大家心服口服”。此话一出，蒋经国只得派出人马到扬子公司清查，果然与杜月笙等人所说相符，后终因宋美龄庇护而不了了之。
声名狼藉的孔二小姐在“孔门四杰”中，最为横行不法，声名狼藉的要数次女令俊即孔二小姐。孔令俊所做的事情，如非亲眼目睹，真令人难以置信。她经常穿男装，效法旧社会的男人“讨人纳妾”。夏晋熊曾回忆如下：提起这位小姐，还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在重庆唯一的特殊毕业生。1942年，该校一个美国教授武道到了重庆，宋霭龄见到他，要他为孔令俊弄一张圣约翰的毕业文凭。这个美国人异想天开，要她就近在重庆找一些老师，算作是圣约翰大学的教授，专教她的女儿，读满一定学分以后，就算毕业。宋霭龄照着这个建议，就在孔的部下，挑选有博士衔的几个留学生为她女儿教课，被聘的有哈佛大学毕业的王元照，康乃尔大学毕业的邓辉，我也被聘教法文和经济学，还有武道自己，每次上课，说是一小时，实际上教了十几分钟，就陪学生聊天游玩。这样混了一年，孔令俊的圣约翰文凭就到手了。孔令俊仗着她父亲的地位，真是无恶不作，为所欲为。有次空袭警报，她亲自驾车向新开市（孔的乡间官邸）驶去。时值夜间，灯火管制，军车不能开灯，必须缓慢行驶，而她仍开足速度，向前疾驶。我们坐在另外一辆车上随行。路上交通警察举手拦路，要她放慢速度，她破口大骂：“去你妈的蛋！”踏足油门向警察身上冲去，这个警察被撞出路外，满地是血。后来车上的副官跳下去，招呼照料，才把警察送到医院。又有一次，范庄一个年轻中士把手枪遗失了，副官报告这位“二小姐”，她不相信，认定他是把手枪卖给人家了。当夜亲自审问，这中士不承认，孔令俊就命人把他吊起来抽打，整整搞了一宵。
第二天中午我们看见她眼睛有些肿，她说昨晚审了一宵，还没下落，下午预备睡午觉，晚上再把这个小家伙吊一宵，看他招不招。以后怎样，就没有人去过问了。
孔家的奴仆也仗势欺人。有个副官的徒弟，在孔家当小司机，有次在重庆南岸，因做衣服跟裁缝争吵，动手打人，被对方揍了几下，回来向副官师傅哭诉。副官带几个人去把铺子全部捣毁，引起四邻公愤，把去的人围打了一顿，一个茶房头的眼睛被打瞎。孔令俊为此事大发雷霆，打电话给警察局把铺子封闭，逮捕肇事人。
孔令俊在官邸秘书处，经常干预公事。秘书陈延祚，对她趋奉最甚，许多送来的公文，先请她过目，特别有关人事的任用、调迁的案件，中央银行人事处长潘益民、财政部人事司长高晓楼跟孔令俊经常有秘密的谈话。公文先呈阅，后呈阅，或暂时压一压，她可以左右一切，甚至在孔祥熙批公文时，她在旁边，指手划脚参加意见，孔也听之任之，有时竟会受她的影响。外边知道向孔有所要求，先通过这一关，事情就好办得多。抗战前夕，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李润生，把自己的南京住宅作价卖给银行。胜利复员时，李为了把这所房屋占为己有，活动恢复南京分行经理原职，他所活动的对象，就是孔令俊。监察院委员李世军对此案还提出过弹劾。孔令俊对做生意发财之道很精明，她经常从香港空运重庆缺乏的商品，出售牟利。她的货物一概由财政部总务司司长边定达出面作为受货人，后来航空检查站也打通了，知道这个底细，就照例放行。
本来“二小姐”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当年，关于她的“花边新闻”特别多，而正因为她并非什么了不起，却正好从有关她的“新闻”中看出四大家族当年的“了不起”。
“孔门四杰”的故事，可以写一部演义。它的内容将远比《太真外传》、《虢国夫人》更为离奇古怪。从这些轶事、丑闻中，可以如实地揭露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和本质。
第八节宋子文难展故伎蒋介石愿望落空继孔祥熙之后，1963年2月17日，宋子文也接受了蒋介石的访台邀请。蒋介石逃到台湾，多次邀请宋子文前去担任要职，均遭其婉言谢绝。蒋介石并不死心，他仍希望能利用宋与美国人的渊源，争取到更多的援助。1962年2月，蒋再度电邀宋去台湾，其妹宋美龄亦反复敦促，盛情难却，宋不得不到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