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此后，瞿秋白也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入校，任了社会学系系主任。蔡和森、安体诚、恽代英、张大雷等著名共产党人和一些进步学者陆续进校任职任教。李大钊还应邀到该校作了《社会主义释疑》等讲演，宣扬十月革命，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这所弄堂大学当时被人誉为“东方红色大学”。
虽然于右任在该校任职时间并不长，但他和中国共产党员合作得很好。
由于上海大学创办于国共两党酝酿合作的初期，又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旗帜下蓬勃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她是首先实行国共合作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于右任对上海大学是很有感情的。1925年“五卅”运动中该校一度被租界当局查封，于右任闻讯后还特地从河南赶回上海，支持师生们的反帝斗争。他对该校师生发表讲话，说：“我将努力参加此项反抗运动，不但救援本校被捕学生，且将援助市民的斗争。”并且说：“反对帝国主义及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口号，中国人人均当赞成。吾人当广为宣传，使一般民众咸能努力参加运动，达到解放全中国之目的。”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于右任回到上海，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并担任了该部的工人农民部部长。当时，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受党派遣，都参加了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于右任主持的工人农民部，积极贯彻执行革命的三大政策，调查工农状况，开展各种活动。如上海样经丝厂焚毙女工事件发生后，该部就曾向社会发出呼吁，并联合各团体援助工人，争取工人应得的权利。
1924年冬，孙中山先生抱病北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事。于右任也随之北上，参加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当时，北京执行部在李大钊等人的主持下，工作异常活跃，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生气勃勃。于右任也投身于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中。如1925年1月，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讲演大会，“十七、十八两日，分别在师大，美专举行。在师大讲演者为李守常（大钊）先生，讲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在美专讲演者为于右任先生，讲题为真正国民会议之产生难。两先生讲演皆受听众欢迎”。在“五卅”反帝风暴中，北京地区人民大力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6月30日，由“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雪耻大会”发起，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宋庆龄、于右任等分别担任五座主席台的主席。大会通过了要求严惩制造沙面惨案的凶手、收回香港与英法租界地等九项决议案，表达了我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反帝的决心。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于右任非常痛心，并慨然捐款帮助安置死难及受伤的爱国学生。
当时，国共两党还对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领导的国民军做了大量的工作。1925年4月，李大钊应于右任的邀请亲赴河南，向国民军二军解释和宣传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于右任也在开封对国民军二军官兵发表长篇讲话指出：“中国现在的国民革命，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两重压迫。”“在现在的时候，要打倒一切反gemin派，只有联合一切革命派。凡是革命的，都是我们的朋友；越是革命，越是我们的好朋友。”
国民军在北方失利后，于右任也因被奉军严令通缉而转入地下。1926年春，李大钊秘密会晤于右任，请他去苏联做冯玉祥将军的工作。于右任欣然同意。在李大钊的直接安排和资助下，他在6月间途经上海由海道赴苏。苏联之行，于右任写下许多热情的诗篇，讴歌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他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和共产国家的领导人，并和冯玉祥将军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冯将军完全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确定了“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侧应北伐”的战略方针。这时李大钊又从国内发来急电：察绥战局恶化，西安救援急如星火。于、冯等立即分批起程归国。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五原誓师，于右任代表国民党授旗。大军经由宁夏、甘肃，直抵西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此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一批中共党员和乌斯曼诺夫等苏联顾问直接参加了冯部的工作。
西安解围后，于右任正式就任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之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行使着省政府的职权，实际上，它是实行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政权。于右任真心实意地和中共陕西党组织合作共事。魏野畴、李子洲、史可轩、刘含初、王授金、杨明轩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许多进步人士都参加了这个革命政权，并担任了各种重要的领导职务。陕西的工、农、兵、学、妇等群众运动如火如茶，迅速高涨。轰轰烈烈的陕西大革命蓬勃发展，使陕西成为全国大革命运动中比较突出的省份之一。于右任还仿效莫斯科的红场，把西安城内的皇城改名为“红城”，表达了他当时联俄联共的政治倾向和积极的态度。
真心赞同国共二度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共同努力促成的。当时，身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真心赞同国共两党再度实行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于右任一直密切注视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的侵华活动，深为中华民族的命运而忧虑。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于右任后来看到这份重要文件，内心很是激动。他曾和何香凝、柳亚子等交换意见，都衷心赞同中共《八一宣言》里所提出的各项主张，深感中国有了出路。他也十分赞赏杨虎城将军的抗日救国思想。某次，杨将军到了上海，想深入了解国内外的形势，于先生就特意做出安排，使他秘密会晤了坚决主张抗日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将军在南京反被扣押。由于一切消息都被严密封锁，南京无人能得知西安的实情。杨虎城将军便派人到南京去见于先生，并秘密将一份铅印的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四项声明》转交给他。于先生见到这张传单后，十分激动地说：“我明白了，共产党真的要抗日哩！”他彻夜未眠，终于想出了一个把这项消息传播开的巧妙办法。
第二天，他在南京政府的“总理纪念周”会上把传单交给了张继，假称是一名陕西商人在农村墙壁上揭下带到南京来的，由于在场的人们都争着要看，张继于是就在会上全文宣读了。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声明》通过于右任之手，在南京迅速传播开了，使国民党上层官员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广大人民群众更是深受鼓舞。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于右任曾对人说：“这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一样。
第一次国共合作，西山会议派等年老人反对的多。这次国民党元老多拥护。国难当头，年老人读书多，经历深，他们知道亡国之苦。”
在八年抗战期间，于右任一再大声疾呼：“祖国危急诚万万”，“民族生命争一线”！“中华民族齐心进”，“神圣战争当共负”！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激昂的抗战诗文。他对外呼吁“全世界人士应为正义人道而动员”，对内主张国共坚持合作，团结抗日。他赞同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到底的主张，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卖国。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曾多次和于先生恳切交谈，而且还通过王炳南、屈武等人经常与他保持联系。这些都对于先生的思想产生很好的影响。抗战初期，于右任曾为中共中央在汉口创刊、后迁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题写了报头。汪精卫当了汉奸之后，他曾发表《以胜利击破汪倭毒谋》等广播讲话和文章，义正辞严，申张了民族的正气。
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了反共第一的方针，相继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同年夏至次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了分裂倒退的反共恶浪。于右任对此痛心疾首。后来当他得知“皖南事变”的真相后，异常气愤，手拍桌子厉斥说：“这样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他曾当面对周恩来表示，要反对内战，反对投降。他还对周围的人说：“日本帝国主义者疯狂侵略中国，大敌当前，我们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集中力量，共御外侮，方能取得胜利；绝不能存党派之见，制造分裂，导致亡国之恨，做民族的罪人！”
悲离大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期间，曾在周恩来副主席的陪同下登门拜访于右任。后来，于先生也设宴款待毛主席，并表示反对内战，赞成和平，支持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和平建国。可是，国共两党签订的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就再次挑起了内战。1947年2月，国共谈判完全破裂，中共代表团被迫从南京等地撤退。于右任此时心情十分沉重。他忧愤国事，往往夜不能寐，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忧虑。
1948年冬，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急速发展。于右任和不少国民党人士都力主和谈。在蒋介石宣布“引退”的前夕，于右任还当面敦请蒋把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释放出来。后来，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拟派他到北平代表南京政府协助和平谈判，他当时连行李都准备好了，打算一去而不返，可惜因故未能如愿。后来屈武回到南京，给他捎来了周恩来副主席的话，说：“我们欢迎于先生来北平。如果将来决裂了，那就请他留在这里。既然他不能来平，那就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等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然而于右任在南京早就被人严密监视，已经身不由己了。
1949年4月21日早晨，一名身着国民党高级军官制服的不速之客突然闯进了于公馆：“报告院长，战事情况非常紧急，共军已经突破了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飞机已经准备好了。”于右任面带不悦之色：“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那人听了，立即用威胁的口吻嚷道：“院长必须马上离开南京！”没等老人穿好衣服，就强迫上车直驰飞机场。仓促间，于右任提出要先到上海去。在上海仅停留了三四天，于氏便在有关方面的紧紧催逼下又匆匆飞往广州。5月间，残缺不全的监察院又在广州开了一次院会，于氏再次提出辞职。可是，仍有许多人反对，甚至有人追到于氏的住处以是哀求。这时，他既有意冲破自己周围的藩篱，又害怕遭到特务们的血腥暗杀。直到最后去了香港，也依然如此。10月9日，即广州解放（14日）的前夕，于又被人拉上了飞机，运载赴台。到了台湾后，他仍一再请求去趟重庆（当时未解放），亲自安排一下发妻高仲林和长女于芝秀。但是，得不到任何明确的答复。直到10月30日，方突然被通知有飞机去香港。他当机立断，抛下一切即仓促登机。11月26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乘专机经由香港去渝晤蒋。于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