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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还未完全结束的时候，国家财政收支已接近平衡，这应该感谢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迅速解放了中国大陆；感谢全国军政公教职工努力工作，而过着艰苦的生活；还要感谢全国人民踊跃缴纳公粮、税收和购买公债。没有这种共同努力，要达到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比较稳定，是不可能的。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和全体军政公教职工，继续奋斗，克服困难，实现大家所希望的财政经济、金融物价状况的进一步好转。
应该说，这种希望并不是空想，只要全国人民与政府共同努力，是完全可能实现的。最主要的根据是，照现行计划，财政收支已经接近平衡，这是与去年根本不同之点。去年金融物价经过三次大波动，今年一二月也有相当的波动（注「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到一九五○年二月，全国物价先后发生过四次大的波动。第一次，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以同年三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物价上涨一点八倍。第二次，发生在七八月间，以同年六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七月份物价上涨一点八倍。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全国物价大波动，是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以同年九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十一月份物价上涨三点五倍。第四次，发生在一九五○年一二月间，以同年一月上旬平均物价为基期，二月份物价上涨零点九倍。每次物价上涨风，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然后波及各地。带头波动的是粮食和纱布。中央财经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使物价在一定幅度内波动，避免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一九五○年三月以后，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参见本书《制止物价猛涨》（第29—31页）和《控制市场物价的几点意见》（第32一33页）两文。——第51、55、77、113页。」），这是因为去年国家财政赤字占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二。去年每次物价大波动之后，短时期中虽也有过金融物价比较稳定的状态，但那种稳定是暂时的，并不是因为财政赤字缩小了。相反地，由于军政费用逐月增加，使得财政赤字逐月增大，造成了金融物价的不稳定状态。去年的某些暂时性的稳定，或者由于解放地区的扩大使人民币流通地区随之扩大，或者由于若干种商品适逢上市季节而价格未升。因为那时短期的稳定是建立在上述的条件上面，不是建立在财政收支的平衡上面，继之而来的波动，就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则不同，收支接近平衡，财政赤字极小，为了调剂军民需要和市场价格而必须掌握的几种主要物资，政府已有必要的准备。如果今后每月还可能增发少许钞票的话，主要也不是为了填补财政预算上的赤字。这一点，是与去年根本不同的。
全国人民及工商界过去十二年是处在通货膨胀（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二年间，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深受其苦。据统计，一九三七年六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国民党统治区的纸币发行量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第35、78、85、88、101页。」）的环境中，他们的生活及经营方法不能不适应这种环境。但是，必须看到，这种状况已经开始转变，并将进一步转变。当然，实现这种转变，也有一定的困难。因为经过十二年战争（注「这里所说的十二年战争，指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四年解放战争。——第9、63、78、95、128、140页。」）之后，人民的购买力大大降低，有些工商业长期走着投机取巧的道路。因此，希望全国工商界看到这种转变，预作必要的准备，与政府共同努力，克服转变中的困难，争取更好的局面。那些依靠通货膨胀投机取巧的人，要改变过去的行为，转入正当的经营，以避免对国家和自己的不利。我们还希望全国人民忍受目前某种程度的困难，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总之，我们的经济情况正在由坏转好，困难只是暂时的。
整理收支，缩小赤字，仅仅是财经工作的一部分，还有许多重大问题亟待解决。已经做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征收公粮中的畸轻畸重现象，应加改正；现行税则在执行中还须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审查，其中不合适者应予修改；税款负担和公债推销，应该达到合理和适当的程度；一部分工作人员在征收工作中的不良作风必须整顿；对税务人员要进行整训，防止贪污偷漏；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需要调整，使公私兼顾的原则在实际政策和具体办法上体现出来；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应该改进；公营工厂（注「这里所说的公营企业，意同国营企业，都是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不再使用“公营企业”这一名词。——第4、67、70、79、86、93、102、113、152页。」）的管理有待于改善；公私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应减少盲目性，逐渐增加计划性；如此等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六个月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的工作重心是放在财政方面，达到了平衡收支、稳定物价的目的，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数月的工作，除坚持财政工作方面一切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并克服工作中发生的缺点以外，将召开若干必要的会议，拟订若干必要的法令，把工作重心转到调整工商业（注「参见本书《目前经济形势和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的措施》一文（第99一110页）。——第79、114、138、267、283页。」）方面去，并做出成绩。
我要向此次政府委员会报告的第二个问题，是去年的灾情，今年的粮食准备工作和救灾工作。
去年，整个说来，我国的农业收成还不算坏，但灾情是严重的。之所以严重，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和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战争，对生产和水利长期破坏的结果。去年的灾害，除极小部分是旱灾外，都是水灾。华东的皖北、苏北、山东，华北的河北、平原（注「平原省——是旧省名，一九五二年撤销建制，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第30、79页。」），这五个省区的不少地方受灾很重。华中、西南、东北、西北各省的个别地方，也有灾情。全国合计，受灾程度不同的农田一亿二千七百九十五万亩，灾民共约四千万人。其中集中的大块的重灾区，共二千八百余万亩，最需要救济的重灾民约有七百万人。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自去冬以来，用各种方法救济灾民，帮助他们克服困难。现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今年全国的粮食供应够不够，会不会发生大困难？二是灾民能否度过当前的春荒？
在这里，我想把去年的灾情同一九三一年全国大水灾的情况作个比较。根据伪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一九三二年的报告，一九三一年八个省的受灾农田共一亿五千七百八十七万亩，计：江苏四千一百七十八万亩，安徽三千二百八十二万亩，湖北一千七百二十八万亩，湖南一千零七十九万亩，河南二千九百三十二万亩，山东一千七百一十六万亩，江西五百四十七万亩，浙江三百二十五万亩。灾民共有五千二百七十一万人。这就是说，一九四九年的灾田比一九三一年约少三千万亩，灾民少一千二百余万人。
再来看看一九三一年那次水灾之后的粮食供应情况，并把它同今年中央人民政府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作个比较。一九三一年大水灾的次年，即一九三二年，粮食进口，加上东北进关粮食，共二百二十四万吨。这个数字应该作为去年水灾之后计算今年粮食供应的一种重要的参考材料。我们今年的粮食准备是：东北入关一百零三万吨，四川运出二十万吨，浙赣、粤汉两铁路沿途若干地区可运出约三十万吨。如有必要，东北进关粮食还可增加。同时，我们还准备在必要时，购进若干外国粮食。即拿前述三项计算，已经与一九三二年的救灾粮食数字相差不很远。如东北增加入关粮食，外粮进口又不受阻挠，则相差更少。这是粮食准备方面的比较。如果计算到去年灾田比一九三一年约少三千万亩，多收获粮食约三百多万吨，则今年粮食供应绝不会比一九三二年差。
应该估计到，十二年战争之后，全国农田产量降低了，民间粮食的存底也薄了。但又要估计到，由于十二年来的通货膨胀，城市人民为了减少货币贬值的损失，大多购存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就粮食的消费说，因为长期战争造成的贫困，人民吃粮的数量是有弹性的，在粮贵的情况下，一般可以吃得粗一点，稀一点。
为了保证全国的民食，政府正在进行粮食调运。一方面，从交通不便但有余粮的地区，用各种方法运出相当数量的公粮到交通线上。同时，从去年收成较好历来又有余粮出境的省区，在不超过历年出境粮食的限度内，运出若干公粮接济灾区和大城市。
调运费用是很大的，平均计算，运费等于粮价，有些地方甚至超过粮价。运费虽大，但不少都被灾民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取得了。这样的调运，对全国有必要，对余粮区的农民也有利。如果余粮区的公粮不运到灾区和大城市，而就地与农民竞卖，则粮价将大跌，造成谷贱伤农的情况。另一方面，大城市如果粮食不足，必使工业品成本提高，其结果不仅大城市人民生活会发生困难，余粮区的农民也必然因粮食贱、工业品贵而受到损失。政府调运粮食的目的，是把偏僻地区的余粮调到可以机动的交通线上，既可以进，又可以退。只有这样的调度和部署，才能供应全国的粮食需要。
像上海、天津、广州这样的沿海大城市，曾经长期依赖进口粮食，今年则将以国内粮食来供应。许多人因为海口被封锁，担心大城市发生粮食恐慌。我们认为，除因内地交通十分不便而暂时又被封锁的个别海口城市，今年可能感到一时的粮食困难外，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大城市及各省城市，均将得到必需的粮食供应。今年单是国家的公粮，包括麦征之后的公粮在内，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