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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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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往往可以入朝为相,故节度使地位颇重。

玄宗先后缘边设置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自开元至天宝元年,共增至十大镇,如下:

(一)朔方节度使,治灵州,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属之,捍御突厥。

(二)河西节度使,治凉州,断塞吐蕃突厥往来冲道。

(三)河东节度使,治太原,与朔方为犄角,备御突厥及回纥。

(四)陇右节度使,治鄯州,控遏吐蕃。

(五)安西节度使,治安西都护府,统辖西域诸国。

(六)北庭节度使,治北庭都护府,防御突厥余部。

(七)范阳节度使,治幽州,控制奚、契丹。

(八)平卢节度使,治营州,安东都护府属之,镇抚室韦、靺鞨诸部。

(九)剑南节度使,治益州,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十)岭南节度使,治广州,安南都护府属之,绥服南海诸国。

玄宗设置的这一防御体系在对外防御上是较为严密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但制度是一回事,具体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由于府兵制的废止和募兵制的实行,当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类似当今的雇佣兵)。而边兵在边地长期驻守一地,久不更调,便逐渐变成了地方节度使的私人势力。兵士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后期,更演变出一人身兼任数镇节度使的情况,危机更加严重。

宰相李林甫的边将策略更加重了这一危机。他为了独掌相权,不仅控制朝廷百官,对于边帅的防范也不遗余力。

自唐兴以来,军事统帅都用忠厚名臣,规定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四夷之将,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这些名臣往往从节度使的位子上直接入为宰相。所谓“出将入相”,便是指这种情况。开元时期,像郭元振、薛翊、张嘉贞、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名臣,都因为在边地立下功劳,由大将直接提拔入相。从边将中提拔一直是唐朝选相的一条重要原则。

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权,便想杜绝出将入相的根源。天宝六年(747年),李林甫向玄宗进奏:“凭陛下的雄才大略,国家的富裕强盛,而蕃人还没有消灭,是因为用文臣为将帅,怯懦不胜任作战。陛下如果真要消灭四夷,扬威海内,就不如用武官,武官不如胡将。胡将生下来时就气力雄大,少年时养在马上,善于骑射,长大了练习战阵,这是他们的天性。陛下如果安抚笼络他们,任命他们为将,使他们为朝廷尽力死战,那么夷狄就不难解决了。”

任用蕃将并不是李林甫的发明创造,唐太宗贞观年间已有先例,但和李林甫此时的别有用心完全不同。贞观时期,太宗用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蕃将为将,这些人均为大唐奋勇杀敌,且战功赫赫。然而,唐朝廷使用蕃将时也是大费心机,常以汉臣予以牵制,避免不利于朝廷。李林甫提出的建议则是以蕃将为边关主帅,委任他们一方军政大权。这完全是李林甫的私心。绝大多数蕃将不识汉字,是以功勋再大,没有可能也没有资格担任宰相,这样,李林甫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了边帅入相的道路。十分可惜的是,曾经英武决断的玄宗没有看透李林甫的奸诈用心,竟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先后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为边帅。这不得不说是玄宗在军事上的最大失误。在这些蕃将中,玄宗又首用安禄山,对安禄山的器重和恩宠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此时的局势,兵力的分布内重外轻,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之流,精兵强将集中在北方的边境,不免养虎成患,遗患无穷。在众多蕃将之中,以安禄山最为飞扬跋扈,身兼三处节度使,十余年不迁徙,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历史学家认为:“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

节度使的权力也愈来愈大,他们不仅统兵,而且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民政、财赋、刑法权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这无疑成了其后地方割据势力的最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军费开支因此大大增加。

天宝年间,大唐的危机已经不是来自于外部敌人的威胁,而是内部边防的势力。天宝元年,全国军队57万人,49万都驻守在边镇,京城内外驻兵仅及边军的六分之一。外重内轻的局面,成为大唐最危险的暗流。这暗流,到安禄山恩遇最浓时,便开始蠢蠢欲动了。

第三章 风流多情李三郎

美丽并不是罪过,但美丽却往往是罪恶的一个起因。正是因为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使国家大权旁落,渔阳鼙鼓动地来。大唐帝国从此急转直下,盛衰易势,迅速地走向没落。可以说,杨玉环的温柔乡直接导致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剧变。这场剧变,成为唐朝由极盛走向极衰的转折点,从而也成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就开始了长期的向衰。之后的朝代虽然有短暂的武功强盛或疆土扩大,但却是不可与盛唐比拟的。而玄宗对杨贵妃的招致不幸和灾祸的感情则成为中国文学上最有代表性的悲剧主题,无数诗词、小说和戏剧争相演绎。

【一 糟糠之妻忘得快】

一般来说,女性在历史上的作用非常微弱,尤其是在像玄宗这类英主的光芒下。但帝王与后宫的感情纠葛往往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另一条辅线,即使英武的皇帝也不能例外。于是,某些后妃通过控制和影响有权势的帝王,在历史发展中的起到了“点睛”的作用,甚至直接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哪怕是不经意的。尤其在唐朝,妇女相对开放独立,皇宫中的后妃能够与宫外的亲属保持密切的接触,在通常的情况下,她们的近亲便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宫廷的政治斗争之中。

这里要特别提到玄宗生命中的4个女人——王皇后,武惠妃,梅妃,以及杨贵妃。这4个女人在玄宗身边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各不相同。按照三类人的划分来看:王皇后参与了历史,最终却是为历史潮流所左右的人;梅妃则是典型的女人命运,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之舟,最终死于安史之乱;武惠妃和杨贵妃则是属于局部改变了历史的人。无论她们最初的动机如何,争宠也好,爱情也罢,因为她们的丈夫是大唐天子,她们对丈夫的影响势必将影响到国家的命运。

白居易的千古绝唱《长恨歌》,使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脍炙人口,流传千古。受了艺术作品的影响,后人总以为玄宗是个对爱情十分专一的多情男子。其实,这个风流天子是个典型的好色之徒,不但朝秦暮楚,而且寡恩薄情。糟糠之妻王氏曾与玄宗风雨同舟,虽是患难夫妻,但还是落得个十分悲惨的下场。

王氏出身于山西望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后。李隆基还是临淄王的时候,王氏被纳为临淄王妃。当时李隆基一家并不显赫,在武则天的高压下,甚至时常有生命危险。王氏一进入李家的大门,便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政治的风浪之舟。

李隆基与父亲一家一度被武则天幽禁,行动不得自由,经济上也极为拮据。有一次,李隆基过生日,堂堂大唐藩王,竟然家境艰难,无以为贺。还是王氏的父亲王仁皎脱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去换了一斗面,做了一顿汤饼,才勉强为李隆基过了个寒酸的生日。

在李隆基当上皇帝之前,王氏很好地扮演了贤内助的身份。李隆基计划铲除韦氏之时,特意把与太平公主商定的计划告诉了王妃王氏。王氏不免为丈夫担心,倘若事败,不仅李隆基性命不保,合家老小也会牵连受诛。但她深明大义,竭力赞成丈夫的大事,表示愿与丈夫共生死。只是想到公公相王年迈,禁受不起这般折腾,便向丈夫提出,不要把这事告诉父王,万一事败,以免连累父王,再说假如父王不同意反致走漏消息,坏了大事。李隆基深以为然。夫妇俩又对起事过程的一些环节反复进行了谋划讨论。这就是《旧唐书》中记载所说:“上将起事,颇预密谋,赞成大业。”王氏超乎一般女人的坚强性格由此可见,李隆基对她的见识显然是十分看重的。

李隆基在当藩王的时期,府中除了正妻王氏外,还纳有不少美貌的姬妾,相比之下,姿色平常的王妃就不那么受宠了。但王氏是结发妻子,李隆基对她一直很是敬重。加上当时李隆基忙于经营政治,女人再如何美貌,在他心目中也都处在次要位置,所以王府中妻妾之间也都相安无事。

李隆基即位为玄宗后,共过患难的王妃王氏立即被册立为皇后,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进为太仆卿(属于地位较高但并不重要的职位),兄长王守一擢为尚乘奉御。然而,这并非王皇后好运的开始。玄宗天性风流,生性好色,容貌普通的王皇后必然要面临色衰爱弛的厄运。

即位初几年,玄宗尚能尊崇皇后,以礼相待,对皇后的外家也颇能优待。皇后的兄长王守一是玄宗推翻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时的密谋者之一,玄宗在未得势时,便与他交往甚密,后特意将睿宗第七女薛国公主嫁给他为妻,结为至亲,并封其为驸马都尉。皇后的父亲王仁皎,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国公。不过,王氏家族从未得到任何重要的有权势的官职。玄宗在任用外戚这方面一直非常小心翼翼(后来当他遇到了杨玉环后,便完全改变了)。甚至他对待自己的亲弟兄也是如此,只让他们担任有名无实的荣誉性职务。新即位之初,玄宗显然不希望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来分享他的权力。但到了晚年,他对政务产生了极大的厌倦,反而愿意将权力交给亲信的人,比如李林甫和安禄山。

王仁皎病死后,玄宗准许特别优待,想按自己外祖父窦孝湛死时的丧葬规格,为岳父王仁皎修筑高达五丈一尺的坟茔。大臣宋璟、苏颋坚决不同意,劝谏说:“官居一品,坟只高一丈九尺,先朝开国元勋,坟高亦不过三丈许。从前窦太尉坟,已逾越礼制,怎可再蹈前辙?万望陛下遵守朝廷成制,成全中宫美德。”(《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玄宗这才作罢。

但是,婚后多年的王皇后一直没有生育,随着后宫妃嫔宠姬越来越多,她愈发受到玄宗的冷落。玄宗早年在潞州任职时曾纳一名赵姓娼家女,长得妖冶迷人,能歌善舞,性格温婉可人,颇得玄宗宠爱。玄宗即位后,册立赵氏为赵丽妃。此外,后宫中还有皇甫德仪、刘才人、杨妃、钱妃等,经常有十分香艳的一幕:“帝每后宫春宴,使妃嫔各插艳花,亲捉粉蝶放之,蝶止者幸焉”(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

天子的多情,也感染了身边的人。玄宗曾经组织宫女们为边塞军士缝制衣服。有个兵士穿上了这批衣服,还在短袍中发现了一首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畜意多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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