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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沃尔特的担忧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或者他只是很享受我们前一天的冒险经历，所以想再增加点“调料”，让这趟旅途变得更精彩。然而，当栈桥升起时，沃尔特指给我看渡轮的甲板上站着一个人，他正狠狠地盯着我们。当渡轮慢慢驶离之时，沃尔特举起手臂向他致敬。我可不确定我的同事这样做是否正确。
我们在一家露天的酒吧坐了下来。这家小酒吧在第一班渡轮到达港口时就已经开始营业了。现在是早晨6点，太阳刚刚从山丘后面升起。一架小飞机在天空中一路攀升，在港口的上方转向，朝着外海飞去。
“这附近有机场吗？”沃尔特问道。
“是的，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只有一条跑道。我记得只有邮政专机和私人飞机才会在这里起落。”
“走吧！如果我们碰巧能搭上其中一班，我们就能彻底摆脱跟踪我们的人了。”
“沃尔特，我觉得您这是妄想症爆发了，我压根就没觉得有任何人在跟踪我们。”
“阿德里安，尽管我把您当成好朋友，可我不得不说，您有时候真是让人生气啊！”
沃尔特为我们点的两杯咖啡埋了单，我也只好给他指出通往小飞机场的路。
于是沃尔特带着我，我们俩一边沿路走着，一边试图搭顺风车。前半个小时我们毫无所获，太阳炙烤着白石板路面，温度越来越高。
我们的状况似乎引起了一群年轻人的注意。我们俩看起来就像两个迷路的旅客。然而当我毫不理会他们的嘲笑，用希腊语向他们求助时，他们大吃了一惊。其中年龄最大的那位想让我们付钱，但一旁的沃尔特看在眼里，最终竟然奇迹般地说服了他们，让我们免费搭乘其中两个人的摩托车。
紧紧抓着各自的摩托车司机，我们出发了。以这样的速度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拐来拐去，我实在找不到任何一个词来形容这一群疯狂的车手。我们朝着小岛机场的方向一路疾驰。在我们前方是一大片盐田，盐田的后面是一条从东至西的沥青跑道。停机坪上空空如也。这群年轻人当中最机灵的那个告诉我，每两天一班的邮政专机可能已经起飞，我们刚好错过了。“肯定就是我们刚才在码头上看到的那架。”我说道。
“您的观察力真敏锐！”沃尔特回答。
“有时也会有医疗飞机，如果您很着急的话。”车队里最年轻的那个对我说。
“什么？”
“当岛上有人病得很严重时，就会有医生搭飞机赶来。他们有医务专用的‘小鸟’。在那边的小屋子里有一部电话可以打给他们，不过必须是在很紧急的情况下。有一次，我的表兄得了阑尾炎，飞机在半个小时内就赶来送他去医院了。”
“我觉得我的肚子开始疼得厉害了。”在我把年轻人说的话翻译给沃尔特听之后，他对我说道。
“您该不会是想把大夫招来，然后让他们把飞机开去雅典吧？”
“如果我死于腹膜炎的话，您可得为我的生命负全部责任！多么沉重的负担啊！”沃尔特双膝跪地呻吟着。
这些年轻人笑了起来。沃尔特装腔作势的样子让人无法抗拒。
年龄最大的那位给我指了指不远处的调度室。那里的墙壁上挂着一部老旧的固定电话。除此之外，在这间被当作调度室的小木屋里面只有一把椅子和一台可能是战争年代残存下来的高频收音机。他拒绝为我们拨出求救电话，因为如果我们的欺诈行为被揭穿，倒霉的就会是他。他可不想让他严厉的父亲又多一次管教他的机会。沃尔特站起身来，递给他几张钞票，试图说服我们的这位新朋友，就算挨一顿揍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现在您都开始贿赂小孩啦？您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我打算跟您分摊这笔费用呢。不过，如果您愿意承认您跟我一样觉得这很有趣，我就全额埋单！”
我可不想撒谎，于是拿出钱包准备为这次的欺诈行为掏钱。于是，男孩拿起了听筒，转动着手柄。他告诉医生自己需要紧急协助，有个游客疼得浑身抽筋，大家把他送到了跑道边上，希望能派飞机来接他。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听到了逐渐迫近的马达轰鸣声。沃尔特再也不需要蹲在地上假装肚子疼了。突然，一架小型单翼飞机从我们头顶低空掠过，沿着跑道向前滑行。它先是在跑道上颠了三下，然后才停稳下来。
“现在我终于明白它为什么叫‘小鸟’了。”沃尔特叹着气说。
飞机向后一转，朝我们靠近。直至来到我们身边时，飞行员才关掉了马达。螺旋桨又转了一阵子，年轻人们咳嗽了几声，然后一切恢复了平静。他们一声不出，专注地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飞行员从飞机上走了下来，摘下了皮革头盔和防风护镜，跟我们打招呼。前来的医生叫苏菲·舒沃茨，70岁上下，举止优雅，有些像阿梅莉亚·埃尔哈特（著名女飞行员及女权运动者）。她用流利的英语问我们当中哪一位生病了，口音略带一点德国腔。
“是他！”沃尔特指着我大叫。
“您看起来也不是很难受啊，年轻人。您到底怎么了？”
问题来得太出其不意，我实在没办法为沃尔特圆谎。我向这位女医生坦白了我们所有的情况。她最后打断了我，点燃了一支香烟。
“如果我理解得没有错的话，”她对我说，“您让我改变飞机的航向，是因为您需要一个私人交通工具送您去雅典？您的胆子可真够大的！”
“这是我出的主意！”沃尔特叹了一口气。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很不负责的行为，年轻人！”她用脚蹍灭了扔在沥青路上的烟头，对沃尔特说。
“我感到非常抱歉。”沃尔特惭愧地说。
在一旁围观的年轻人们并没有听懂我们在说什么，依然饶有兴致地观看着这场“演出”。
“警察在追捕你们吗？”
“没有。”沃尔特保证，“我们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两位科学家，我们现在的境况有些敏感。我们确实没有生病，不过我们需要您的帮助。”他央求道。
女医生似乎一下子放松了警惕。
“英国，我向上帝发誓我爱死这个国家了。我爱死戴安娜王妃了，她的遭遇真悲惨！”
看到沃尔特画着十字，我暗想他的表演天赋到底有多么深厚啊。
“问题是，我的飞机里只有两个座位。”女医生继续说，“其中还包括我的。”
“那您是怎么把那些伤病者运出去的呢？”沃尔特问她。
“我是一个四处飞行的医生，但不是救护车。如果你们打算挤一挤的话，我想我应该还是能成功起飞的。”
“为什么说应该？”沃尔特不安地问。
“因为这样会稍稍超过飞机所允许的载重量，不过这条跑道应该没有看起来那么短。如果我们全力加油，拉紧闸，应该能达到飞起来的速度。”
“否则的话？”我问。
“啪嗒！”女医生回答道。
用丝毫不带口音的希腊语，她要求年轻人们远离跑道，并请我们俩跟着她走。
在转动飞机以便重新出发的时候，她向我们讲述了她的故事。
她的父亲是德国犹太人，母亲是意大利人。在战争期间，他们逃到希腊的一个小岛上安了家。岛上的邻居们帮助他们躲过了追查。等到战争结束后，他们却再也不想离开这个小岛了。
“我们一直生活在这里。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其他地方安家。与这里的小岛相比，难道你们还去过其他更美的天堂圣地吗？我爸爸是飞行员，我妈妈是护士。你们能想象我为什么会成为四处飞行的医生了吧。好了，现在轮到你们了，说说你们逃亡的真正原因吧。哦，总之，这也与我无关。你们看起来也不像是坏人。不管怎么说，我的飞行驾照就要被吊销了，任何一次飞行的机会都会让我很开心。但无论如何，你们得付给我汽油钱。”
“为什么您的飞行驾照要被吊销呢？”沃尔特有些担心地问。
女医生继续检查着她的飞机。
“每一年，飞行员都需要通过体检，其中包括视力检测。到目前为止，负责检测的眼科医生始终是我的老朋友。他非常友善，总是假装看不到我在背视力表。其实最下面一行字母我已经看不清了。可是，他现在退休了，我也没办法再瞒别人。你们不用担心，就算是闭着眼睛，我也能让这老家伙飞起来！”女医生大笑着走开。
她不太想在雅典降落。因为在一个国际机场降落，必须通过无线电获得许可，到了之后还要接受警察的检查。她实在受不了那一大堆需要填写的表格。相反，她知道在波尔托海利翁有一小块废弃了的场地，那里有一条还可以用的跑道。从那里，我们只需要搭乘水上出租车就能回到伊兹拉岛了。
沃尔特先坐进了飞机，我接着坐在了他的腿上，尽量保持不动。安全带不够长，无法绑住我们两个人。我们只好放弃了绑安全带的想法。飞机马达开始轰轰作响，螺旋桨缓慢地转了起来，在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之后，加快了转速。苏菲·舒沃茨拍了拍飞机舱，示意我们飞机即将起飞。周围的响声如此剧烈，以至于我们无法相互交谈。飞机开始沿着跑道缓慢滑行，然后向后转，逆着风。马达的转速开始攀升，飞机抖得相当厉害，我一度以为它在起飞之前就会散架。我们的飞行员松开了手闸，沥青跑道在飞机的滑轮下向后飞驰。几乎快到了跑道的尽头，飞机头部终于开始向上抬升。我们总算是飞离了陆地。在停机坪上，年轻人们激动地挥舞着双手向我们告别。我对着沃尔特大喊，让他也挥挥手，以表示感谢。然而沃尔特同样对我大喊着，他的手指正紧紧抓住机舱的边框，等我们到达时，可能需要一把扳手才能撬开他的手。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早晨这样俯瞰过米洛斯岛，我们在海拔几百米的高度上航行。飞机上没有装玻璃窗，大风在耳边呼啸，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无拘无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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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
维吉尔待了一会儿才适应地下室里忽明忽暗的环境。要换在几年前，他的眼睛很快就能看清楚，但现在，他是老了。在这个地下室里有一些支撑着整个建筑的梁柱，当确定自己已经看得足够清楚，有把握穿过这座“地下迷宫”之后，他开始在位于水面上方十几厘米的木栈道上小心地向前移动，这条地下运河带来了阴冷和潮湿的空气，但他也顾不了那么多。维吉尔很熟悉这个地方，他现在正好在王宫市民厅的下方。当来到那三块大理石地图所在位置的下方时，他拉下了安在一块厚木板上的拉闸开关，然后等着机械开始运转。只见两块木板旋转起来，露出了一条通向最里面墙壁的小路。墙上有一道门，在阴影中原本看不出来，但此刻已在墙上的砖块中间显现出来。维吉尔走进去，用钥匙在身后锁上了门，然后打开了灯。
屋里放着一张金属桌、一把扶手椅，还有一块平板屏幕和一台电脑，这些就是这里全部的“装备”了。维吉尔坐到键盘前面，看了看手表。一声信号响起，提醒了他，会议已经开始。
“各位先生，你们好！”维吉尔在他的电脑键盘上敲打着，“你们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聚在这里。”
马德里：“我想，是因为这个已经尘封了多年的案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