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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越臃肿。宋朝将职务和品级脱钩，撤并机构时尽管会减少职务，但官员的品级不会因此降低，阻力相对就小得多，整个机构设置的灵活性都会强得多。
第三，减少议事中的奴性。可能有人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品级和职务脱钩就能减少官场上的奴性？没错，官场上有奴性很难免，但好的官制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先以后来的清朝为例，假设您是一个部门的长官，部门召开常务委员会议事时，您的职务最高，具体工作就由您负责，您的品级（资历）也最高——那还有什么好讨论的，直接您说了算不就行了？常务委员会制本是中华帝国的一个优秀创举，既可以集众智，又可以限制长官擅权。但如果形成一言堂，那会议的实质就会偏离议事本身，成了比官大，谁官大谁说的就对。而且常务委员会作为决策集体，比个人权威更高，一旦形成一言堂，不但不制约长官，反而会扩大个人权威，部门内设的权力监督和制约都会形同虚设，久而久之整个官场乃至全社会都会弥漫着越来越强的奴性。
而宋朝官员品级和实职分离，假设您接受某重要差遣，但由于年资不深，可能有些年长的副官比您虚衔、本官更高，那到底谁官大呢？这说不清楚。所以，我们不比官大，就事论事。更重要的是，官阶和差遣脱钩，下属的品阶由转迁之制，而不由长官随意差遣，所以无需依附于长官，这样就极大地避免了奴性。因此汉唐的张释之、魏征还只是偶然出现，而宋明士大夫诤言直谏却蔚然成风，这既是社会进步使然，宋太宗创制的这种优秀官制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四，减小官员晋升难度。中华帝国结构庞大，但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低估了这种庞大的程度。二十个品级，若逐级晋升，几时能入中枢？算您三十岁中进士，由从九品登仕佐郎开启仕途，每三年升一级官，也要七十八岁才能升到从二品的签署枢密院事，有资格到政事堂去坐最后一把交椅。上面还有同知枢密院事、知院事、参知政事、同平章事，同平章事还分昭文、国史、集贤三级。寿星您还要继续攀爬吗？而且如果实职还是有限的，是否还能保证每三年升一级？霍去病是皇帝的侄儿，还被卡在骠骑将军这一级，绝大多数人恐怕从九品就要被卡死了吧！
请不要小看这个问题，这意味着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偏弱。中华帝国尤其是宋明社会最优秀的政治传统就是全社会参政机会，但如果晋升层级过多，难度过大，事实上就会有效防止来自底层的优秀人才进入上层。到最后您就会发现：草根阶层寒窗苦读，怀着经世济民的理想踏上官场，但就算以最快速度升迁，须发皆白亦只能止步于四五品而已，唯有那些勋贵世家才能以连续不断的破格晋升挺进上层。
宋太宗巧妙地打破这种藩篱，使更多的草根阶层早日挺进中枢机构。譬如名相寇准，三十岁时名动天下，便准备任用为宰执，但他当时职官仅至从六品尚书虞部郎中，按转迁之制，就算大跨步破格提拔，也最多到从四品左谏议大夫。可如果再加上枢密副使这个相当于正二品的差遣，便可参议白虎节堂，承担宰执的实际工作。而论虚衔品级，岳飞十八岁从军，二十七岁授刺史，三十一岁做节度使，三十八岁为正一品少保。他显然没有逐级晋升，而是以功劳大小确定每次晋升跨越的级数。只有这样才能使底层人士有以才华或功高挺进高层的机会，形成全社会的良性互动，而不是被某些世家始终把持。
治理国家的重点在于吏治，搭建好优秀的公共管理体系组织架构，才能源源不断地输出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宋太宗，他非常凑巧地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既终结了五代乱世，突破了中国社会发展至隋唐的瓶颈，又构建起一套规范的国家体系，社会生产力又处于一个飞跃的前夜，他将为这个伟大的民族带来一个怎样的巅峰盛世？
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巅峰盛世
论打仗，宋太宗永远只能跟在唐太宗屁股后面吃灰，但说起理政治国，宋太宗真是要大胜一筹。唐太宗早年善于纳谏，勤政爱民，但他装样子的成分居多，到晚年独断专行、骄奢淫逸颇为人诟病。而宋太宗曾说：“寸阴可惜，苟终日为善，百年之内亦无几尔，可不勉乎（寸寸光阴可惜，就算每天不停地做好事，但人生不过百年，也做不了多少，我能不勤勉吗）？”这确是一种发自肺腑的事业心。宋太宗每天早上天刚亮就到长春殿参加朝会，散朝后立即回办公室处理政务，直到中午才能吃上一口饭。有人劝他散朝后可以先吃顿饭再回崇政殿理政，他却说从早上工作到中午，无暇饮食，这是周文王的故事。
宋太宗喜欢亲自指挥战役，这正是亲力亲为的性格使然，在治国上也不例外。据说他的座右铭是“孜孜为治”，并自称虽没有汉文帝聪颖，但什么事都不怕麻烦，反复考量，才能得出圣裁。但高明的管理尤其是公共管理重在组织结构，而非个人英明。管理学大师宋太宗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史载东京有位市民的家奴丢失了一头母猪，主人击宫门外的登闻鼓告上朝廷。登闻鼓是古代的一种直诉制度，有司衙门一般都设有此鼓，供百姓诉讼。但丢猪这种事应该去敲县衙至多是府衙的鼓，自有包青天为你秉公办理，皇宫这个一般没有弹劾宰相之类的事请不要乱动。宋太宗却受理此案，并亲自判定家奴败诉，但其不具备完全民事赔偿能力，所以代由国家赔偿，赔偿了原告一千文。
一个人口上亿的超级帝国，皇帝亲自来判一头母猪的赔偿？是不是想让人笑掉大牙？但宋太宗说：“如果这种小事都诉于朕亲判，确实很可笑。然而以此心意推及天下，就没有冤民了。”并说唐末帝王深居九重，不知民间疾苦，以致天下大乱，这是最可怕的教训！一个完善的公共管理体系，设计固然重要，但设计好了不运行起来也是废物。宋太宗从源头抓起，以身作则，为庞大的官僚队伍灌输勤政为民的思想，也是在提醒官员们：民间的疾苦可以直达圣听，不要以为国家大了，当官的就可以欺上瞒下，一手遮天。宋太宗赦令天下署衙将《戒石铭》四句：“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勘刻成碑，立于大堂。正是在此诫勉下，庞大的中华帝国才得以润滑运行，创造出这个巅峰盛世。
作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首先要选择一座京城作为经济中心。前代选择京师，往往以皇室安全为重，选择山川形胜之处，但所谓山川形胜，另一种说法即为交通不便。汉唐最初均定都关中，以据崤函之固，但中国的经济重心在中原，所以汉唐又都迁都河南，不过仍然选择有虎牢关拱卫的洛阳。而自大运河工程、汴河疏浚工程实施后，运河和汴河交汇的开封便成为航运中心。而开封地处天下之中，一马平川，容易修建四通八达的官道，最适合作为中华帝国的经济中心。五代兵无常形，为便于集结，大多定都开封。宋太祖定鼎天下，多数人建议定都长安或洛阳，以求京师安全。唯有当时的晋王赵光义坚持认为宋朝定都应以经济中心而非战略安全为首要标准，并引用吴起名言“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力主定都开封。
宋太宗即位后，力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思想（其实也不是御敌，每次都是他侵略别人），以减少战争对国内经济社会的破坏。所以宋军从不像耶律休哥那样利用本土战略纵深，而总是深入别国纵深。这样虽然对作战提出了更高要求，甚至直接降低胜率，但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耶律休哥那种诱敌深入的战术虽为他本人立下无数战功，但为本国发展带来的灾难效应却往往为人忽略。
尽管现在总有人爱拿所谓的“弱宋”来说事，但事实上自宋朝建立至突发靖康之难，终北宋一百六十七年，只有两次外敌突袭，分别掠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和邕州（今广西南宁），也很快被清退，而国内从未爆发过大规模内战。和平是发展的首要前提，屏蔽了战争蹂躏的社会才能专注于经济建设并持续发展。那宋朝之前是什么情况？今天皇上在白登道被匈奴人包了饺子，皇后去行贿才把他救出来啦；明天突厥可汗打到渭水便桥，皇上亲自上桥去把他们吓跑啦；国内一会儿是七王之乱、八王之乱，一会儿又是安史之乱，经济怎么发展？宋太宗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的公有军队，设计科学的阵形——当然，不能由他亲自指挥——在李继隆、曹玮、范仲淹、狄青、章楶一代又一代名将的指挥下，人民子弟兵浴血奋战（当然，奖金不能少），始终御敌于国门之外，国内也未发内战，为中原留出了一个长达一百六十七年的和平发展时期，才有机会创造出这个中华文明也堪称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巅峰盛世，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另外，这个盛世还非常凑巧地汇集了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科技飞跃等各种有利条件。勤奋惊人的宋太宗在这个关键时刻把握好了这个历史节点，终于炼就了一个成熟的中国特色封建社会。
中国特色封建社会和西方传统的封建社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全社会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不可逾越的阶级划分。应该说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和阶级划分一直在淡化，但直到唐朝，仍然存在着良贱制度，将人分为良、贱两种籍贯的制度，只是奴婢的数量在减少，地位在提高，而且有较多的路径摆脱贱籍。而至宋代，人类历史上才第一次从法律层面上正式废除良贱制度。
其实从宋太宗亲判赔猪案就可以看出，一位市民和家奴之间的经济纠纷，这种事在前代哪需要告官，家奴和那母猪一样都是你的私有财产，要打要杀都没人管。但在宋代，主仆之间的纠纷已不能私裁，而须官府依法裁决。
全社会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更需要高水平的公共管理体系，而原来官场上的主力——门阀世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那谁来组成新的官僚队伍？宋太祖曾说：“作相须读书人。”岂止是宰相，庞大的中华帝国需要大量读书人来当官，科举正好成为从民间察举人才的好途径。隋唐科举取士很少，官源还是以门阀荫举为主。宋太宗扩大科举录取，最多的一次就录取了五六百名进士。这些从民间选拔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占据了各种官位，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掌握行政权力的氛围，拼爹的市场就小多了。尽管宋朝仍有一些人凭恩荫入仕，可如果这些人想在政治上有所发展，还是得先去考个进士。比如名相吕公著、文彦博、范纯仁、史弥远等均出身宰执世家，成年即可获得恩荫的小官，但他们又不吝精力去考中进士，才能获得普遍认可，否则也只能永远领个六七品的俸禄混日子而已。所以，我们看到宋朝的庙堂之上，晏殊、曾巩、欧阳修、范仲淹、庞籍、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总是闪耀着一长串熠熠生辉的名字，没人靠家族背景，没人靠资本支持，我相信这是某些整天叫嚣着“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国家至今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远远无法企及的政治文明高峰。
这不仅意味着良好的官场风气，更意味着良性的社会状态，宋仁宗（赵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