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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传-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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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并可有效地用来对付“四人帮”的支持者在上海等几个大城市所建立起来的武装民兵部队,它还保证了汪东兴的警卫团能有效地随时听从调动。

  最终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的。“四人帮”被排除在外还蒙在鼓里。会议是10月5日。

  此处有误。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是华国锋、  叶剑英、李先念作出的。宣布对王洪文、张春  桥实行隔离审查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译注日在军委总部举行的。10月6日夜晚,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去中南海一座建筑物参加华召集的一个会议时,被汪东兴的部队挨个抓了起来。几乎在同一时刻,江青、毛远新在他们的住所也被抓了起来。据说,当江青被带走时,向抓她的人尖声喊叫,她的勤务员则向她吐了一口唾沫。

  注释:

  ①《剑桥史》第15卷,第345页。

  ②同上书,第35O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页。

  ④同上书。第4页。

  ⑤《问题与研究》1979年第2期,第96页。

  ⑥斯宾塞:《当代中国研究》第646页。

  ⑦《邓小平画册》,第97页。

  ⑧伯纳维亚:《邓小平》第97页。

邓小平传……第十二章 处理善后

第十二章 处理善后

  1976—1981年

  逮捕“四人帮”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政治局已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而也更巩固了他的总理职位。但是,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并没有向外界透露,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位策划者希望这一行动能够继续保密,以便于解除地方上“四人帮”余党的武装。“四人帮”在被逮捕前,已将重型武器分发给了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民兵武装,王洪文还在中南海设立了特别指挥中心,命令各地的民兵随时准备采取武装行动。

  结果,在北京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顺利地解决了上海方面的问题。曾有人给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发了一个秘密电话(“妈妈住院了”),暗示“四人帮”的行动计划破产了。但是,他们还是被华国锋等人巧妙地调回了北京,并一一被逮捕。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民兵和正规部队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不太清楚这些冲突有多少是支持“四人帮”的民兵发动的,又有多少是那些试图保住自己势力范围的省级领导人发动的。这些动乱蔓延得范围很广,特别是在长江以南地区。直到1977年底1978年初,中央政府才真正控制了距北京不足一百公里的天津。但是,效忠“四人帮”的正规部队并没有控制首都或其他一些大的地方政权。

  10月21日,也就是事件发生的第十五天,官方正式公布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消息使成千上万的人欢乐无比,激动地涌上全国各个城市的街头。连续几天,首都主要街道上挤满了游行的队伍。工厂和机关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停止了工作。同春天的那次游行不同,这次的游行是多姿多彩、热热闹闹的,人们有组织地举着标语、敲锣打鼓地走上街头。夜晚,鞭炮声此起彼伏,使得一位西方记者产生了误解,报道说“四人帮”的支持者已经被枪决了。大批被关押在“牛棚”中的人重新获得了自由。在上海,停泊在港口的轮船长鸣汽笛,庆贺胜利。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也纷纷告别了农村,动身返家。

  邓小平究竟对叶剑英的计划了解多少,从未有人知道。他本人和其他的人也没有透露过。不过,邓小平确切地知道叶剑英是要采取行动的,他也知道,不让“四人帮”追查到行踪及逮捕自己,就是对叶剑英计划获得成功的最大支持。

  据说,逮捕“四人帮”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叶剑英就立即打电话给邓小平,因此,他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消息。10月10日他写信给华国锋,表示“衷心”拥护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并把逮捕“四人帮”说成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胜利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0月底,邓小平与华国锋见了一面。他们是去探望邓小平从前的战友刘伯承时在医院遇见的。邓小本告诉华国锋,他,一个“走资派”,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表示完全支持华国锋。华国锋请邓小平谈谈他的看法,邓小平说,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虽然不应忽视重工业的发展,但是应当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他还说在改善“人民的生活”的过程中,“专制”一点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海外很多人都觉察到的邓小平自身的一个矛盾。他急于在经济领域进行大胆地试验,但在政治上却持保守的态度,邓小平并没有把政治自由化视为经济自由化的先决条件,而是把政治上的自由化看成是对社会、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严重威胁。

  谈话中,刘怕承希望死后能由邓小平主持他的追悼大会(刘伯承此时八十二岁,双目失明)。邓小平说,这恐怕有问题,因为他是犯过错误的人。这时,公务缠身的华国锋要告辞了。临行前他说邓小平一点也没有减少活力。邓小平的回答非常巧妙或者可以说是话中有话,他说,他的精力归政治局使用。

  事实上,邓小平已下决心为实现全面政治平反而奋斗。他有许多支持者,其中最重要的是陈云和王震。陈在“文革”中“靠边站”了,但没有遭受迫害;王震是位老将军,在1972年曾以个人名义代他向毛泽东求过情,然而,对于为邓小平平反,华国锋有很大的顾虑。且莫说为邓小平平反对他本人的权威是一种威胁,至少还要改变官方对天安门事件的定论。而如果不对毛泽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批评,也就无法改变这一定论。华国锋的全部权力是毛泽东给的。

  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部署该年的工作任务。作为一般党员的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的许多支持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他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却坚持认为“四人帮”是“极右”的代表(毛泽东和他们也曾用同样术语为林彪定罪);批邓以及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是正确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的。他坚持汪东兴向他建议的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②他唯一让步的是承认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认为“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必要的。

  不过,这已经足够让他们之间进行谈判了。不清楚他们两人是谁主动的,也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曾经面对面交谈过。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是邓小平首先采取行动的。4月10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个星期,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支持华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还提到了前一年10月10日写给华的另一封信,表示完全支持粉碎“四人帮”后华所担任的领导职务。邓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阅他的这两封信。邓的这一建议显然被接受了。接着,5月底,“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前去拜访了邓小平。可以肯定其中一位是汪东兴,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邓小平对他们说,华的“两个凡是”不行。因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因为撤掉他的职务是毛下的命令),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几天以后,“中央两位领导同志”又去拜访了邓小平,邓又重申了上述思想③。

  这对华来说是个坏消息。尽管如此,华还是以为自己不能和邓一样固执。在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1976年4月以前的所有党、政、军职务。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对恢复他的职务进行表决之前,邓发表了谈话。谈话中,他拒绝接受“两个凡是”,而主张要对毛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以改善党风。在场听邓发言的人都听得出来,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向华国锋提出了挑战。

  邓这时已经快七十三岁了。同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年龄一样。但他看起来并不比他五十多岁时老多少,而且身体比同龄人健康得多。他唯一比较严重的疾病是耳背。他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助听器了,借助助听器,他可以听得很清楚,甚至在大型会议上可以掌握会议进度。他的声音坚强、有力,但相当刺耳。他可以发表长篇演说,而且不显得疲惫。他走路很快,十八年前摔断的腿已经完全恢复了。

  邓小平的妻子和继母在经历了三年的流放生活后,身体并未受到太大伤害。事实上,卓琳回到北京时,身体反而比离开北京前更健康。继母夏伯根也挺硬朗。她是一位船工的女儿,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照顾邓小平及其一家人身上,并且还可以干些体力活。1992年,她仍健在,是年她八十九岁。

  邓小平的孩子当中,只有邓朴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一伤害是非常令人痛心的。1972年,他获准住进北京一家设备很好的医院时,几乎已经完全瘫痪了。1976年他出院后,被安排在一家电视机厂工作。1977年春,他搬回家住时,邓小平把房子作了一番整修,使他可以坐在轮椅上,自由地往来所有的房间,并可搭乘一部电梯上下楼。1980年,邓小平秘密送他去加拿大治疗,在那里他至少做了两次手术,这才使他可以再度坐直身体,可以移动手臂和脖颈,但还是无法行走。8O年代以后,为了照顾中国千百万的残疾人,邓朴方建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任会长,从而使他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

  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已经结婚,是一位艺术家(她本想当一名音乐家,但196O年她生了一场病,所以没法再上音乐学院附中了)。邓小平的第二个女儿是邓楠,也已经结婚。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毛毛)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一直住在家中。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当中,邓榕长得最像父亲。她活泼好动、精力充沛、敢于直抒己见。和邓朴方一样,她也是一名党员,但邓林不是党员。她在江西陪伴父母的时间最长。后来,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描述了在江西的生活。

  邓小平最小的儿子邓质方十四岁就参加了红卫兵,和邓楠一样,在1967年他父母被软禁时,他也去了山西插队。1973年,他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目睹了1975年动员学生集会反对他父亲的情形。但他本人似乎并未受到迫害。198O年,他被派往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研究所学习(他的指导教师和同学当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80年代初,他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回了国,但并没有入党。

  “文化大革命”给邓小平家族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他的二弟邓蜀平在土改中被没收了其在四川的土地,之后入了党,1967年3月他被武汉的红卫兵折磨了好几个星期,最后自杀了。红卫兵批斗折磨他是因为他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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