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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因脑溢血逝世于南京两江总督府，年不过六十二岁。消息传出，天下震动。
一时之间，同僚朋友、门生故吏云集南京，曾国藩的葬礼成了一场诗文大会。盖与葬者既多文学之士，撰文者又发自真情实感，所以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作。比如老朋友老部下李元度的哭师十二首，就笔笔沉郁，句句动人：
一夕大星落，光芒薄海惊。
九重悲上相，万里失长城。
传说骑冀尾，虎图富甲兵。
宗臣应附袷，天语极哀荣……
而李鸿章的挽联后来更成了千古名作：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时人这样评价这副对联：“豪迈精当，亦自占身份，非鸿章不能亦不敢道此。”
在林林总总的祭文挽联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对，是当时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的，其文曰：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更为令人意外的是，在对联后面，居然属的是“晚生”二字。曾、左二人通信，从左宗棠为布衣时起，都是称兄道弟，左宗棠从不肯让一步。在曾国藩官拜大学士后，按惯例左宗棠对曾须自署“晚生”，左宗棠却说，“惟念我生只后公一年，似未为晚，请仍从弟呼为是”。所以生前左宗棠从来没对曾国藩称过晚生，这也成为当时官场上一则趣事，因此谁也没想到左宗棠会在挽联上署“晚生左宗棠”。
听说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左宗棠十分震惊。他以前没听说曾氏有致命的大病，且六十二岁，对当时养尊处优的阶层来说，并不算长寿。他没有想到，曾、左之间的恩恩怨怨，这么早就结束了。也许在奏折中写上“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几句之时，他就已经有与曾国藩和解的想法了。一方面由于军事匆忙，另一方面，他以为时间还长。没想到，机会永远失去了。
坐在西北军营之中，左宗棠回想起与曾国藩一生的林林总总，越想越觉得伤怀。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曾侯（国藩）之丧，吾甚悲之。”“从前彼此争论……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只有失掉了老朋友的这一刻，他才意识到他的损失是多么巨大，他又是多么对不住这位忠厚长者。他和曾国藩较量了一生短长，总也不服气。但是到了这一刻，静心反思，他服了。他自甘同时代第二人的身份，所以以“自愧不如”四字作为二人关系的最后总结。这对心高气傲的左宗棠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
六
如果曾、左关系能以此为结局，无疑是一桩动人佳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在曾国藩身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极其照顾。曾国藩死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左宗棠送给他三百两银子，还在家书中这样回忆曾、左交谊：“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曾纪鸿因病去世前后，左宗棠在医药费丧葬费上又多次给予帮助。在给李勉林的信中谈及此事时，左宗棠说：“吾辈待其（曾国藩）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轾。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诚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亦未尝有所歧视也。”
曾纪鸿贫病而死，证明了曾国藩一身清正，毫无虚伪，更增加了左宗棠对曾氏后代的垂怜之意。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委任曾国藩的女婿聂缉规为营务处会办，第二年，又提升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聂氏自此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江苏巡抚。左宗棠在推荐聂缉规的书信中这样论及自己的推荐与曾、左友情：“而阁下有以处仲芳（聂缉规字仲芳），亦有以对文正（曾国藩）矣。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
但与此同时，在曾、左关系的是非曲直上面，左宗棠并没有停止发言。人越老年，越顾虑自己的身后名声，所以越急于要澄清此事。左宗棠晚年，每与人交往，他几乎都要谈到曾左关系问题，每次谈及，他仍然喋喋不休于证明自己在一些具体问题的正确，曾国藩的错误。这在曾国藩的弟子们看来，当然是“骂曾”的继续。
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就绘声绘色地描写左宗棠晚年在这个问题上多么昏聩：左宗棠由西北入京，一路上遇到所有人，话题不外两个，一个是他在西北的设施多么合理，另一个就是讥评已经去世的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见到客人，所谈也不过如此，喋喋不休，让客人插不上话。
薛福成的这些记述，多小说家笔法，本不必据为信史，但也绝非空穴来风。左宗棠对与曾国藩关系的辩解，一直持续到死。光绪四年三月二十日，曾国藩死去数年，左宗棠犹致书朋友，对曾的道学功夫表示怀疑：
从前金陵克复，幼逆逃去，弟曾致书文正，谓应据实陈明。文正不悟其意，翻疑弟之有意讥切，沅圃宫保亦以为非。此等私见，颇非自命读书学道者所宜有。
七
对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们评价议论得很多。其中老朋友郭嵩焘的评价虽然掺杂了很多情绪因素，不过仍然因有见地而值得一读。
对于一生至交曾国藩，郭嵩焘由亲近而敬佩，最后甚至达到崇拜的地步。他这样评价曾左二人的不同：
尽古今人才，只有狂狷两途。吾辈守之，仕不必求进，禄不必求丰。苟得行其志焉，斯可矣。万钟之禄，不以为泰；不得行其志而退，终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笔蓐，取给一身而无所歉。左文襄公，狂者类也。知有进取而已，于资财无所校量，日费万金不惜也，而亦不可与居贫。闲居静处，则心不怡而气不舒。
意思是说，左宗棠心性修养功夫远远不够。只知进取，不能静处。而曾国藩进可以做大事，退可以做圣人。郭嵩焘还认为：
左帅以盛气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余，以语圣贤之道，殆未也。
王船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在郭嵩焘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
第四章 京官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
第一节 一跃龙门，气焰不同
一
曾国藩是中国最后一个圣人。圣人似乎和钱是绝缘的，谁见过孔夫子或者朱熹先生谈论自家的财钱呢？
所以研究曾国藩的文字汗牛充栋，却没有人研究过曾国藩一生的收入与支出。
然而事实上，圣人生活也离不开钱。曾国藩是个心思细密的人，有那么一段，他坚持每天都记账，剃一次头，拣两块豆腐，都要记到花销账上。
那么，曾国藩一生到底挣了多少钱，都来自什么渠道？又是怎么花出去的？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曾国藩步入仕途，是否使曾家由普通农家上升为富贵家第？
曾国藩长期担任高官，并且号称清廉。那么他吃什么样的早餐，穿什么样的衣服？是否遵守官场潜规则？有没有过灰色收入？身后留没留下巨额遗产？
其实这个话题十分重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传统社会的许多侧面，比如礼金在官员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陋规”到底是不是全进了官员个人的私囊，官员们的灰色收入都有哪些来源，官员们的实际收入和名义收入的差别。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传统时代清官可以分为几种，贪官又为什么必须贪污。中国几千年来贪污愈演愈烈，和传统财政体制的弊端到底有什么关系。
二
如果要填出身成分，曾国藩应该在表上填上“地主”二字。不过为了准确，前面应该加上一个“小”字。
划成分主要看人均土地。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时，他家里共有一百多亩田地，一共八口人，人均十二亩半。
由于人口的增长，晚清时代中国的人均田地在两三亩左右。毛泽东的出生地与曾国藩相距不远，毛在与斯诺谈话中说，“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后来又买了七亩，“就有富农地位了”。人均五亩多地就算富农，以此标准判断，曾国藩家成分被定为小地主当无疑义。
和我们想象中的地主生活不同，在普遍贫困化的晚清，小地主的生活也仅止于吃饱糙米饭，顶多偶尔还可以吃到半个咸鸭蛋而已。曾国藩家是在祖父曾玉屏手里发达起来的，曾玉屏一生勤苦，成为小地主后，仍然一早一晚亲自浇地灌田。曾国藩在他的墓表中说他自述“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也就是说，虽然家里雇了长工，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种菜，亲手养猪养鱼，一天到晚也不闲着。甚至在曾国藩点了翰林成了京官后，祖父仍然亲自下地拾粪、种菜。在祖父曾玉屏的带领下，曾家一家都勤奋刻苦，节俭异常。院里屋外，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几块菜地，侍候得无微不至。全家上下都有一种奋斗向上的心气。
曾国藩在这种气氛中出生与成长，他和弟弟们课余时间常干放牛、砍柴之类的零活。为了补贴家用，几兄弟甚至还到集市上叫卖过菜篮子，到采石场帮人推过运碑车。强悍的山风早早地粗糙了他们的皮肤，强健了他们的筋骨。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提及此事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吾则不忘落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场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闭塞山乡的农家生活，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十分深重。其一生超乎常人的吃苦精神、克勤克俭的生活作风、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都与此种家风的陶冶密切相关。
至于曾国藩姥姥家，境况远不如曾家。曾国藩母亲江氏本也算出身殷实人家。但她父亲“轻财好义”，大手大脚，不善持家，“家遂中落”。到曾国藩长大之后，他的舅舅一辈多落到下中农甚至贫农水平。
三
在传统社会，只有读书做官，才能使家业真正坚如磐石。如果没有“有功名”的人，那么这个家庭永远只是一个土财主，上升不到乡绅的阶层。
湘乡曾氏明清两朝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秀才。祖父曾玉屏下决心供孩子读书。儿子花了几十年没读出去，人到中年才勉强中了个秀才。他转而又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特别是最聪明的大孙子曾国藩。
道光十八年春，二十七岁的曾国藩成为湘乡曾氏数百年来的首名进士。
自捷报传到白杨坪那一刻起，湘乡曾家的居家气象立刻变了。上等的木器家具运进了原本俭陋的农居，祖父曾玉屏和父亲曾麟书出门应酬时也坐上了轿子。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
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
是什么使曾家一下子翻天覆地呢？虽然中了进士，步入仕途，但并不是马上就有大笔收入。而且，清代的翰林官员工资十分低微。那么，曾家的钱是从哪来的呢？
当然是借来的。曾国藩成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工资十分有限，但“边际效应”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