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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又派黄少谷持他的亲笔信再次去张家口晤冯，促其即去南京商谈。
冯玉祥对黄少谷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人不应南下，蒋公和中央要员皆应北上。
现日寇深入，已非坐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拼。”
数日后，蒋介石又派李烈钧来游说拉拢冯玉祥，冯慨然表示，他和部将“只有上火线与倭寇一拼，一切名义，概不愿任”。
蒋介石来到保定后，汪精卫又发电请冯到保定与蒋介石谈谈，冯不予理睬。
不久汪精卫又派王懋功访冯，国民党中央又电促冯南下，电云：“迭电奉邀，未见命驾，同人日切翘盼，兹特再行电请，希即入京，共策大计。”
冯玉祥看完电报对左右人员大声说：“我冯玉祥宁为抗日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
”
5月24日，盘踞在多伦的日伪军南侵，沽源失守，察省形势危急。
张家口军民组织了察哈尔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决议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领导民众武装抗日。
5月26日，冯玉祥发出通电，宣告就职。
冯玉祥抗日大旗一举，察省民众立即响应，全国各地致电祝贺。
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很快发展到8万人。
这支抗日武装虽然装备低劣，但抗日士气很高，一上前线，便捷报频传，很快就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等城，并向察省的商业重镇多伦挺进。
多伦当地人称“小上海”，是日军的战略据点。
日军茂木骑兵第4旅团两千余人及炮兵部队在此设防固守，以伪军索华岑部为外围，集结在黄旗一带，日军西义第8师团驻丰宁，以为策应。
7月5日，正当抗日同盟军挺进多伦，驱逐敌人前哨时，蒋介石因对冯玉祥威胁利诱不成，便决定给冯加上“赤化”罪名，予以武力消灭，并与日军取得默契，夹击同盟军。
吉鸿昌获此情报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先发制人，迅速攻占多伦。
7日下达总攻令后，当夜开始进攻，经过彻夜激战，攻克敌两道战壕。
天亮之后，敌因获大炮支援，战斗更加激烈。
吉鸿昌、邓文、李忠义三位将领亲临前线指挥，战至下午6时，迫敌退入城内。
9日继续进攻，城外大部分据点被我军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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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悲歌又一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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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吉鸿昌指挥敢死队几次突击爬城，因敌火力猛烈未获成功。
11日，吉鸿昌派一副官带战士数十人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以为内应。
12日晨1时，发动总攻。
吉鸿昌袒胸露臂，带头冲锋，直逼城下。
这时潜入城内的战士高呼：“同盟军打进城了！
”
“同盟军打进城了！
”
并四处打枪，制造混乱。
日伪军大惊，慌忙向城外逃窜。
同盟军冲入城内，经3小时激烈巷战，收复多伦。
为了应付蒋介石和汪精卫军队的进攻，冯玉祥只好把吉鸿昌、方振武等部队从抗日前线调回张北、宣化。
他们与何应钦入察部队前锋相距不过十三四里。
7月18日，中央军的铁甲车突然开过下花园。
冯部只好将辛庄子铁桥拆毁，以阻止铁甲车前进。
由于投机取巧的孙殿英部驻在沙城，横在中央军和同盟军之间，何应钦便许以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和开拔费50万元，将孙殿英调走。
日军以同盟军攻占多伦，破坏了《塘沽协定》为由，派平贺旅团、茂木旅团联合汉奸张海鹏部共2万余人，与中央军夹击同盟军。
冯玉祥受到两面夹击，形势十分危急，遂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因抗战而获罪中央，请各方主持正义。
他的通电立即得到全国的响应。
李济深、陈铭枢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请他们“饬令停止入察之师，勿轻启兄弟阋墙之祸，为外人所笑。”
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请“速停入察之师，若仍执意冥顽，抑内媚外，决取断然处置”。
面对各方强大压力，蒋介石虽未立即开战，但已调集了16个师、2个战斗机队和8列装甲车，与日军一起把同盟军团团包围，并且步步进逼，包围圈愈来愈小。
7月28日蒋介石向冯玉祥提出四项最后通牒：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三、勿滥收散军土匪；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祸。
并说事关察省存亡与全国安危，万不能因循迁就。
冯接此通电后，于7月30日向全国通电说：“吾人抗日，诚为有罪，而克复多伦，则尤罪在不赦……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即无异于反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以应得之罪，亦即甘心。”
冯玉祥虽然不畏强压，但日中军事合围愈来愈小，内有财政困难，外无援助，同盟军内部又发生了动摇，这一切使他的抗日信心受到很大影响。
他召开了军政会，在会上说，如引起内战，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收取渔人之利。
为了保存一部分抗日力量，希望宋哲元早日回察予以掩护。
会上决定取消抗日同盟军的名义。
冯玉祥再度回泰山隐居。
8月14日临行前晚上，冯召集抗日同盟军高级将领20余人话别，并组织了抗日救国同盟会，志愿者歃血为盟，用鲜血在日占四省地图处书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然后向国耻地图宣誓，作为分手后共同奋斗的目标。
冯玉祥在离开张家口时，吉鸿昌赶到火车站送行，在军列上向冯玉祥陈说利害，劝他留下。
吉鸿昌说：“鸿昌极愿总司令有始有终，始则万民称庆，终则史帛留芳。”
冯玉祥无可奈何地说：“鸿昌言之有理，但困难啊，前程维艰，只有激流勇退了！
”
“依鸿昌看，在存亡关头，只能是激流勇进！
你还记得头年咱们游泰山的情景吗？下山则夜雾漫漫，上山则满目生辉。”
“大自然固然如斯，但人事险恶，连最高当局也迁怒于我，谤词恶语如毒箭穿心。
我如不暂作退避，处境更加困难，各方面的误解会玷污我一生清白！
”
“鸿昌认为，抗日救国如盘山而登日观峰：进则明，退则暗；进则兴，退则亡，望总司令三思而后行！
”
“暂作退避，待时而进，为兄只能如此了！
”
吉鸿昌见劝说无用，便说：“鸿昌但盼司令在适当时候重返抗日前线，我将倚马以待。”
冯玉祥走后，对全军影响很大，不少官兵发牢骚说：“既然冯司令都走了，我们抗日还抗个啥劲！”吉鸿昌为了稳定军心，把自己画的一幅“松柏后凋图”挂在指挥部墙上，召集军官开会。
他以松柏喜欢白雪洗面，寒风梳头，在严冬仍然保持青翠的本色来激励大家。
吉鸿昌的话慷慨激昂而又自然顺理，使部将们深受教育，不少人被感动得流了眼泪。
吉鸿昌坚定本部后，立即消灭了出尔反尔的刘桂棠部，重振了军威，又与爱国将领方振武结盟，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
这支抗日武装组成后，就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一面调兵遣将，进行围攻；一面用金钱和官爵收买，用挑拨离间来分化瓦解，致使张人杰等部队脱离了吉鸿昌，使这支抗日武装的处境十分困难。
吉、方二人决定迅速撤出张家口，分别由张北、沽源等地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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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悲歌又一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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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沿途抗日，一面宣传民众，组织民众。
该军准备在北平东北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奇袭北平。
但行到高丽营子时，遭到旧东北军于学忠部的阻击，使奇袭北平企图暴露。
他们便忍痛将该部缴械，继续向北平前进。
经过三四天跋涉，来到昌平近郊。
这时，司令部接到北平地下工作负责人刘宝斋的报告，说已和驻北平西苑的东北军3个师联系好了，只要抗日讨贼军打过潮河，占领北苑，他们就起义，协助攻取北平。
方、吉二人遂越过昌平，直捣北平。
但当抗日讨贼军越过昌平前进约1小时，蒋介石的第25师已用火车运送到沙河车站，并开始布署向这支抗日军进攻。
抗日讨贼军立即停止前进，占领有利地形。
但敌人的援兵不断增加。＇手机电子书网 。。＇
当日夜间，抗日讨贼军除了少数兵力留下与敌对峙外，主力向北平以北的汤山前进，计划在天亮前夺取汤山作为立足之地。
第二天清晨，抗日讨贼军来到潮河北岸时，中央军已在南岸布防，双方隔河对战了八九天，伤亡都很大。
这时，抗日讨贼军的东、西、南被中央军包围。
北面被日军包围，日军的野炮和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抗日讨贼军伤亡更大，只剩下万把人。
而敌人的兵力超过他们十倍以上。
包围圈愈来愈小，阵地几乎全部被突破。
在危急关头，方振武和吉鸿昌两位将军带着自己的警卫连投入战斗，吉鸿昌赤膊上阵，振臂高呼：“弟兄们，我们要为抗日而生，为抗日而死！
为了抗日的胜利，坚决把反动派的军队消灭在阵地前！
”
他的言行，立即使士气大振，连续击溃敌军多次进攻。
这时，北平八大团体，包括各国领事团，为了北平的安定，倡议和平解决。
方、吉二人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条件：军队由蒋介石改编。
吉鸿昌与方振武的抗日行动感染了国民党的一些将领。
第32军军长商震决定营救他们。
他带他们去见蒋介石的嫡系第17军军长徐庭瑶。
徐当即密报何应钦，何又急报蒋介石。
就在蒋介石未回批的时候，商震军长设午宴请吉鸿昌和方振武，由徐庭瑶作陪。
欢宴中，吉鸿昌和方振武托言上厕所，坐上商震给他们准备好的汽车向天津急驰而去。
徐庭瑶以为方、吉二人在商震军部，由商负责不会出事。
但见方、吉二人久去不回，急叫部下到厕所去看，已杳无踪影。
徐庭瑶当即在商震军部以电话通知第25师派兵把住去天津的一切道路，不准放过任何车辆，同时派出武装军车，沿通往天津的道路追缉。
尾追车队一路嘶鸣，尘土飞扬，把几辆架子车都撞到壕沟里去了。
1小时后；方、吉二人发现后面有车追来，便在一村庄让司机停车。
方振武让吉鸿昌与他一同下车躲避。
吉鸿昌说：“你先下去，让我把他们引远一些。”
于是方振武先下车，后雇毛驴骑到天津，乘外轮去香港，再由香港出国。
吉鸿昌机智地躲过了追缉，来到天津，隐住法租界。
但蒋介石、国民党决不会放过他。
1933年11月9日，他在天津法租界国民大饭店被蒋系特务击伤，送进法国医院治疗，后被蒋介石引渡逮捕，解到北平枪杀。
吉鸿昌1895年生于河南扶沟县一个开小茶馆的穷苦人家。
父亲吉筠亭是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人。
茶馆里经常来往一些爱国志士，他们的谈吐给幼小的吉鸿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上私塾后，开始阅读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故事。
17岁时，因求业不着外出当兵。
入伍后便在冯玉祥部下当兵，他机智勇敢，屡立战功，不久便当了营长，到北伐战争时已是师长了。
他为人刚直，又常和西北军一些共产党员来往。
一些人忌恨他，以“赤化”罪要求杀掉他，或解除其兵权。
由于冯玉祥的保护，才幸免于难，但终被挤到偏僻的宁夏省去当主席。
在宁夏期间，他同情人民的苦难生活，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被人民称为“吉回回”。
他的军队纪律很好，受到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