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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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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惩办预防不力之军警。

第二次示威运动之后,学生中大部分主张作第三次游行,但未被学联会接受。学联 会接纳了清华、燕京学生要求,组织扩大宣传团,向平汉线附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此 议在第四次学联大会中通过。

扩大宣传团系由平津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分五大队,下分大中小各队及排班,再 设常务、交通、组织、总务、纠察、调查、救护各组,悉采取军事化组织领导与方法。

各队预定1月8日在固安会齐,召开大会。全团学生达3000人,但宣传成绩不佳。民 众参加听讲者,好奇者占95%,同情者只占5%。固安之会因宣传口号,发生左右派之争 执。

右派主张,宣传口号只限抗日,左派主张宣传抗日并用倒蒋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右派愤恨共产党人从中利用,退出宣传团。左派将所余团员重加整编,约定1月10日会于 保定。但两日之后,各队均被冀察政务委员会便衣探警分别截回。各团返平后与燕京、 清华,东北大学等团体合组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其组织采取民主集中制,实行 列宁路线。1936年1月人数为300人,9月发展到1200人,占大学生总人数1A10,此支有组 织有纪律的志士,逐渐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掌握北方青年地下工作的核心。

“一二·九运动”的前十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呼吁工人、农民、 兵士、学生同心抗日。“一二·九运动”之后,中共再度发表告全国学生民众书,对华 北学运备致钦敬,并请工农兵学不问信仰与否,一律共同参加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恰 与军警用封禁拘捕手段对付学生成为鲜明对照。青年心理,何去何从自可明了。日本逼 取自治,原想防中国赤化,今日反使中国共产党势力深入华北,全民抗战思想深入人心。 日本人的失算不在国民政府之下。

中国近代史有两个明显的特殊现象,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鲜见。一个是学生运动, 一个是汉奸现象(汉奸现象下面再谈)。中国近代史中学生运动迭起,世界各国学生运 动都不像中国学运有其鲜明特点,有其鲜明的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一个王朝的更 替,它的前奏都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之后若干年这个旧政权消亡,以学生运动提倡的 新思潮,以政党或政权的思想体系建立新的政权。

举例说: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康、梁作为参加殿试学生,率百余名学子,上书光 绪皇帝,要求变法革新,后来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旧势力镇压,实则已使大清 王朝摇摇欲坠。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

1919年“五四运动”,反对袁世凯21条,袁世凯坐龙廷81天,引起天下大乱。

1926年,北京“三·一八”学生运动,段祺瑞政府以枪林弹雨对待请愿学生。段政 府已在风雨飘摇。

此次“一二·九运动”牵引世局,至为重大。14年后,国民党被赶出大陆。

……

中国近代史中的学生运动有几个特点,1。与外国侵略有直接关系。

2。一般在后期分化为两种观点,或者出现内奸,有人告密。

3。策源地都是在北京(北平)而后波及全国。

4。代表着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新思维。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其基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经过北伐初定中原。没有 远见的领袖们往往取得了政权掌握住军队以后,就忘记了中国的一条古老的思想:“得 其民,斯得天下矣!”蒋介石为何迟迟不进行抗日?他有他的道理,如:国家尚未统一, 共产党势力壮大,经济脆弱,没有战时金融体制,没有战时兵役法等等。说到底,是还 没有剿灭共产党。可是外交外战不断失策失利,国人无法忍辱。1931年“九·一八事变”, 连日本首相犬养毅都暗示中国要打一打关东军的气焰。可是张学良将军下令驻守在奉天 (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抱着枪躺在兵营里假装睡觉,看看日本兵冲进来好意思开枪吗? 现在听起来像是说笑话,可是这是真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 国人都无法理解。尤其令民众愤怒的是,政府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下得狠心,而对嚣张跋 扈的日本人却软弱无能。中国历史上不是也有烛之武退秦师,蔺相如完璧归赵等不畏生 死的爱国志士嘛,现在怎么没有!一个政权将亡,首先想到的是搜刮民脂,继之封住他 们的口,镇压他们的反抗。自国民政府建立,到1935年不过十余年的历史,军事北伐, 政治南侵。好像自其诞生的那天就染上了中国固有的病毒。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渐渐地意识到中国再不需要一个准皇帝代替一个旧皇帝, 一个变相的独裁代替一个名正言顺的独裁。宋哲元提出的“结束训政,实行宪政”—— 虽然提得不是时机——也代表着一种思想倾向。

在未取得政权之时,强调民意,在取得政权以后,强调综合国力,也是历史必然。

曾参加“一二·一六运动”的一位奥地利学生在1939年著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学生是对的,因为他们不能坐看外国的侵略;政府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想避 免一场必败的战争。学生不能体察到开战以后的局势,而政府必须取得青年的拥护,才 能完成他苦心撑持的政策……”

秦德纯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讲过类似的观点。可是当时政府举措维艰,与青年之间距 离难以弥合。1936年1月16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在南京中央军校接见师生代表。 在这之前左派学生就以“听训”之词嘲侮赴京代表。蒋的3个小时讲话,虽得到与会代表 信任,但未能造成深远影响。宋哲元“军队都没有办法,学生又能起什么作用”的话, 同样远远没有料到“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也许远远超过了他们10万大军的力量。

当局是不会听学生和民众意见,官本位国家的传统就是尊卑有序。12月18日,以宋 哲元为首的华北当局还是半秘密地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长城抗战树立起来的二十 九军形象,使民众大为失望。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前没敢公布日期,18日凌晨从东单到外交部街一带布置大批军 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成立大会极为冷清,到会来宾、记者、工作人员共20余人。宋 哲元致开幕词后,委员代表李廷玉讲话,成立仪式只用20分钟就草草收场。

接着举行首次委员会议,宋为委员长理所当然,推选常委三人,即:秦德纯、刘哲、 王揖唐。秦德纯属西北军势力,刘哲虽然是前教育总长,属东北军系统,王揖唐是前国 务总理,典型亲日势力,这三个常委也算是三足鼎立吧。再看整个人员安排,最高顾问 非土肥原莫属。其中委员如下:西北军势力:秦德纯(北平市长)

肖振瀛(天津市长)

张自忠(察哈尔省主席)

石敬亭(原西北军参谋长)

门致中(原西北军军长)

东北军势力:万福麟(前黑龙江省主席,五十三军军长)

刘哲(前教育总长)

胡毓坤(前东北军军长)

程克(前天津市市长)

亲日势力:王克敏(皖系干将,行政院北平政整会代理委员长)

王捐唐(前国务总理)

高凌霞(前国务总理)

李廷玉(前代理江西省主席)

贾德耀(皖系旧人)

冷家骥(资本家)

不久,在日方坚持下补充亲日势力,齐燮元、汤尔和、石友三、曹汝霖、陈觉先等。 以后又以各种名义安排了平津地区下台军阀、失意政客和亲日汉奸100多人。其中包括潘 毓桂、白坚武、张弧等。这些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全部倒向日本人,积极参加了伪政权 的建立工作,在日本人的安排之下控制敌伪时期华北政权。

这些亲日分子中,身居要职,能量很大又深为国人切齿的人物,恶行不胜枚举者, 不妨再介绍,一下潘毓桂、石友三。

潘毓桂,安徽人。其父潘文楼与宋哲元祖父是同学。后来潘文楼在广西做知府,宋 的父亲宋湘被潘聘为家庭教师。1935年7月潘与白坚武、石友三发动北平叛乱,未果退隐 天津,后又到北平。抗战时期红极一时的名为中国人实为日籍电影明星李香兰就是在潘 毓桂家中长大,潘收其为干女。在贫穷落后的中国人中,潘的生活水平可算凤毛麟角, 家中有红外线抽水马桶,每日24小时可洗热水澡,“文明”的程度和现代人比,恐怕大 款莫及。潘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任政务处长,其貌似为宋出力实为内奸,1937年 “七七事变”前后其不断把军事情报密报日方。事态严重以后,每次军事会议情况,军 力部署调动,日人了解一清二楚,主要情报来源即出于潘毓桂之手。南范血战失利,佟 麟阁将军、赵登禹将军殉国,即因潘的出卖。

石友三在7月叛乱失败以后,逃回天津,四处活动以图再起。石觉得混得无聊,每日 必去泡名妓王双喜。这个女界名流对他也很仗义,每天不叫他掏出三万块银元绝不歇手。 因石友三在西北军时是宋的旧部,二十九军占据平津以后,宋深知石必不甘寂寞,为笼 络住石,免其闹事,与石商量,任石为冀北保安司令,并把陈光然等两个团交给石指挥, 同时将石自己拉起的人马再编两个团。石知宋意,把陈光然交给他,实是看住自己。石 友三知道自己名声不佳,在宋的眼皮底下拉起人马必很困难。石相信占卜扶乩,求签为 “上上”,石高兴地带着姨太太和十几匹宝马到北平安定门外的黄寺上任去了。

石友三很善交际,和土肥原、今井武夫多年前就有交往。

“七七事变”之前,石获悉东京、北平在传闻“七夕之夜必发生柳条沟事件”(柳 条沟事件指1931年9月18日在奉天柳条沟引发“九·一八事变”)石马上驱车在北平城里 四处寻找日本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见到今井立即表示:“七夕之夜如果中日两军发生 冲突,我部决不与日方为难。”宋哲元撤出北平时挟其南撤,石友三趁局势混乱收罗散 兵,扩大实力,不久即扩充到12个团。土肥原这时已被任命为师团长也在鲁南一带,石 又与土肥原恰商投靠之事,后来被高树勋将军诱捕勒毙,埋在黄河沙滩里,让他魂归大 河了。

石友三与殷汝耕不同,殷投靠日人,打出大义凛然旗帜,呐喊所谓救亡口号。明知 自己不光明,却用光明的口号塑造光明形象。而石友三对自己投敌却毫不遮掩地说: “没有当过汉奸的人,以为汉奸好当,当过汉奸的人,真他妈的王八蛋才当汉奸。”

这也是汉奸的一个种类!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 第七章日本国内军人叛乱曾在燕京大学读过书并参加“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的一名奥地利学生在1939年著 书,书中提到:“中日之战,在中国是太早了五年,在日本是太迟了五年。日本容许中国准备五年, 始行开火,是太迟了;中国如在1937再坚忍五年,日本或至不敢再和中国作战…”

20世纪30年代日本正面临空前未有的经济危机,由于军费支出连年直线上升,迫使 国家总预算连年有增无已。昭和6年(1931年)由于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军费支 出占全国总支出的31。2%。昭和9年(1934年)便激增到44%,昭和11年(1936)又增 至47。7%。日本政府弥补巨额赤字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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