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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的不安，他的难过，是担心这个检讨会助长毛泽东对形势的错误看法，因而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他想再去找毛泽东面谈一次，说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是错误的，他可以作检讨，“以便转弯”。为的是他还想着重告诉毛泽东，现在的形势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缺点已是两三个指头的问题；工作上的主观主义是严重的，对于群众的命令主义已成风气。切不可由于他的检讨而放松对这类错误的纠正！可是，他最后还是没有再找毛泽东去谈，因为他想：“这些意见不是已经概括在7月14日的信上了吗！现在要开八中全会，把我这封信当作反党纲领，事先也没有找我谈一下。这时再去找主席谈这些，是毫无益处的。”最后还是打消了去谈的念头。
第三节 在政治局常委会上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叫做“对事不对人”。但在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就在指示下达的同一天，毛泽东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印发给到会人员。写信的人名叫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他在信里反映了许多当时经济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和严重问题。
毛泽东在《评论》的开头写道：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是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他认为，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等。毛泽东称写信人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甚至是“有失无得”论者。
《评论》的后半部分，着重谈的是庐山会议形势。毛泽东写道：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大，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大了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了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的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毛泽东最后写道：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
毛泽东的“划清界线。不仅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和《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对会议起了加温的作用，使批评的调子再度升高。
在批判彭德怀的会上，有人发言开始涉及到他写信的动机和出发点，说“不管彭德怀写信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是向总路线的进攻”。
会内的紧张气氛，波及到了会外。负责彭德怀保健工作的护士惴惴不安，不仅每天晚上只给他两片安眠药，而且开始要求他必须当面服下去。彭德怀会心地笑了，他说：“小同志，放心吧，我决不会自杀！”他顺手从抽屉里抓出一大把药片。护士定睛一看，全是安眠药，不禁伸了一下舌头，把安眠药全部拿走了。
7月29日上午，毛泽东在大区负责人会上宣布准备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7月30日上午，聂荣臻和叶剑英一起来到彭德怀住处。彭德怀追忆道：“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事实有些出入，总是难免的），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检讨的时候，就要能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更会加深‘左’倾危险，使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同日上午，毛泽东找了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和他们谈话。从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历史谈起，谈到当时一、三军团的情况，引导大家重温党和军队的历史，暗示他们要注意同彭德怀划清界线。毛泽东还希望周小舟“不远而复”，及早回头。
这次谈话时间不长，内容广泛。毛泽东对在座的几个人尽管有批评，但总的调子使周小舟几个人感到宽慰。
7月31日一早，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电话，通知他到毛泽东处去开会。彭德怀走进“美庐”二楼客厅，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已在座，另一边坐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这是一次中央常委会，黄克诚他们几个人是被召来列席旁听的。
会议从上午10点50分开始，一直开到下午5点。首先是毛泽东讲话。他没有谈7月14日彭德怀的信，却系统地讲起了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批评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
彭德怀插话说：“到1934年1、2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向黄克诚谈过。”
毛泽东接着说，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毛泽东讲到这里，彭德怀说了一句：“我都六十一岁了，耳已顺了，不要紧的。”
毛泽东又问彭德怀：“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没有正面反驳毛泽东，而是从具体问题作解释。他说：“政治与感情，你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问题认识上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彭德怀接着讲了一些往事。一方面是想表明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先生，对他是很尊敬的；另一方面是想说明他不同意毛泽东说的他两人的关系是“三七开”。
最后，彭德怀勉强表示：“我认为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毛泽东依然说：“还是三七开。”
在对半开还是三七开上，二人一来一往。最后是以彭德怀的沉默做结束。
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进行。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仍然是原来的一些人。彭真让李锐做记录。会议从上午10点开到下午5点，有多一半的时间是毛泽东讲话，他谈的内容很广泛：从井冈山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到斯大林，从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到苏联的教训等等。他的讲话是漫谈式的，但观点是很鲜明的，批评彭德怀。
在毛泽东讲话的间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都有一些插话，大都是向彭德怀提一两个具体问题或对前面的发言作点补充和说明。
一直沉默的林彪则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林彪是7月29日上山的，他在北京就知道庐山“出了事”。他的发言，加重了火药气味，给问题升了格，也给彭德怀定了性。
林彪批评彭德怀说：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林彪说完，毛泽东再次讲话，从哲学问题谈起，说彭德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说彭德怀这个人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在民主革命阶段他是积极的，但革命的方法也有错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有了变化。他对社会主义也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要群众又害怕群众。9000万人上山炼铁的革命热情，他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还说，彭德怀这次对时局估计错了，对自己威信估计高了，对党内同志政治水平估计低了……
随后，毛泽东又谈到党的历史，批评彭德怀曾在1935年长征中鼓动林彪要求毛泽东交出军事指挥权。这时，林彪插话说，长征他给中央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作战，这事他并未和彭德怀商量，是他自己决定写这封信的。
就为林彪写的这封信，当年，在中共中央于四川会理城外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过彭德怀。彭德怀发言申明他在会前并不知道林彪写这封信。过后，毛泽东曾屡次提及，彭德怀总持“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不想毛泽东在今天庐山这一历史时刻，旧话重提，使彭德怀既惊讶又伤心。
之后，彭德怀在他于1962年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信中叙及此事，说：“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从语气看，彭德怀对林彪挺身而出洗雪了他这一段冤情颇为感动。至于林彪何以缄口25年，这时才出来说明真相，胸怀坦荡的彭德怀，似乎没有顾得上去想它。
林彪申明之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回到彭德怀7月14日的信上，说彭德怀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锋芒是对着中央的，是攻击中央，反对中央；说彭德怀写那封信是准备发表的，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用他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说他要修正总路线，另搞一个出来；说彭德怀那封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毫无感情”，全部感情放在后半部分。讲到这里，毛泽东严厉地说：
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