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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企业股票价格下跌和破产损害了银行资本的基础，银行无法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的风险加大，在市场上的筹资成本增加，从而为日本金融业连锁性的不景气和破产埋下了伏笔。虽然《巴塞尔协议》是为防范金融风险所设置的，但是美英金融资本所主导的设计使该协议对于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极不公平，事实上起到了加剧日本金融危机的作用。日本在金融泡沫破灭后，迟迟不能回复景气，金融危机向纵深发展，直至日本的银行和企业交叉持股结构彻底瓦解，《巴塞尔协议》功不可没。
第三，公允价值的国际会计准则的导入。所谓公允价值，简单讲就是一个企业的资产是由投入的历史价值的合计决定，也是由当前市场交易的价格决定。和大多数国家一样，日本对资产一直采用历史成本的计量方法。但是历史成本的资产计量方法对于企业并购非常不利，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导入，使企业的股票价格直接反映了资产价格，为金融资本通过操纵股票价格，然后通过股票置换等非货币交易手段并购企业打开了方便之门。
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之后，利用美元的基础货币地位，使世界各国的贸易盈余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的资本市场，美国的股价高高在上，为美国通过股票低成本并购日本企业提供了便利。因此，日本学者感叹，公允价值和“三角合并”的解禁，使美国一些垃圾股的企业，通过一些手段拉高股价就可以轻松地置换到日本最优质的企业。
简单地总结，日本货币主权的缺失，使日元汇率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干预不断攀升，造就了庞大的泡沫。《巴塞尔协议》的规定限制了金融泡沫中日本银行的自救能力，破坏了日本银行和企业的融合关系。银行和企业的结合体被瓦解以后，日本银行和企业成为金融资本渔猎的目标，而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的导入，更使得金融资本对日本银行和企业的并购成本极为低廉。
作为企业并购制度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三角合并”的解禁终于在2006年5月准备开始实施。在这个关键时节，发生了一件被称为“活力门”的戏剧性并购事件。活力门公司是日本的一个门户网站，借助美国雷曼公司的资金支持，强行收购了规模几倍于自身的日本放送公司。该事件引起日本政商两界对并购法案极大的反弹，“三角合并”的解禁被推迟到一年后的2007年5月才正式生效。
“三角合并”的解禁在日本引起很大的争议。在此之前日本企业交叉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人曾感叹要想购买日本的企业，除非把整个日本买下来。可是经过十几年结构性的市场化改革，《巴塞尔协议》、新的会计准则、“三角合并”的先后导入，日本企业已经彻底丧失了抵御资本实力兼并的可能。这在米塔尔和日本新日铁的并购和反并购的斗争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米塔尔是一家印度跨国钢铁巨头。1971年，米塔尔在印度刚刚成立时还是一家钢铁小作坊，可是通过一系列的收购和兼并，以超常规的速度进行着扩张。米塔尔不断进行收购和兼并，带来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而规模的扩大带来效益的提升，又再次拉升米塔尔的股价。在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下，高高在上的股价为下一步的并购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背景下，米塔尔在钢铁行业的扩张如同19世纪末期洛克菲勒石油帝国扩张过程的一次重演。2006年，当时已经世界排名第一的米塔尔，通过股票置换的方式并购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二的钢铁集团——阿赛洛集团，规模更上一层楼，超过排名第二的日本新日铁两倍以上。
米塔尔在收购阿赛洛以后，迅速引起日本钢铁业排头兵新日铁的警觉。因为在此之前，新日铁曾经和阿赛洛达成技术合作协议，向阿赛洛提供高强度车用钢板技术，专门向在欧洲的日本汽车公司提供优质汽车钢板。米塔尔在收购阿赛洛集团以后向新日铁提出，要将阿赛洛所持有的新日铁高强度车用钢板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新日铁在此技术上前后投入4000亿日元，时间长达7年，米塔尔的要求严重损害新日铁的利益，因此新日铁严词拒绝了米塔尔的要求。米塔尔则强硬回复，不排除强行收购新日铁。
新日铁的股份大量分散在个人持股者和外国资本手中，理论上讲米塔尔并购新日铁财务上、法律上将不存在任何障碍。此时正值日本三角并购法正式实施前的休眠期，为了抵御米塔尔的恶意并购，新日铁一边安抚中小股民，一边在世界各地扩建新工厂，并向当时排名世界第三的韩国浦项钢铁和排名第五的中国宝钢集团提出了交叉持股的请求。出于种种因素，米塔尔暂时放弃了收购。2007年7月，双方就汽车用钢板技术交流和合作达成一系列协议。尽管如此，协议中并没有规定“彼此不并购”的条款，新日铁依然可能成为米塔尔的并购对象。
成为外资并购对象的远远不止日本的制造业。“三角合并”解禁后的次年，2008年1月，美国的花旗集团以股票交换的方式兼并了日兴证券，成为日本“三角合并”第一案。日兴证券曾是日本的四大券商之一，当时持有的资产规模大约有43万亿日元，而花旗付出的代价只有1万亿日元。
金融资本压力下产业资本的融合契机
美国的金融资本，依靠对日本产业资本的相互持股的规模优势的瓦解，将日本的产业资本一一击破。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已经全球范围内融合的流动性极强的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所依靠的传统壁垒已经无效，单个国家的产业资本如果分兵作战，必将一一被金融资本所吞噬。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金融资本的压力，产业资本为了保全自己和发展自己，必须像金融资本一样实现跨国的重组、融合或者相互持股，这是产业资本取得对抗金融资本的规模优势的唯一出路。
从米塔尔和新日铁的发展过程以及两者的竞争手法来看，可以明显地看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不同的发展逻辑。在金融逻辑下，企业更多地借助于资本市场的兼并重组来实现规模的扩张，企业本身就是交易的对象，因此米塔尔的经营者更加关注分析家和投资者的利益，而不是钢铁本身。而日本的产业资本的代表新日铁，在1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完善技术投入，逐步地积累到现在的规模。
新日铁的经营者曾评价米塔尔说，“一个只注重于短期利益的企业是无法持续7年，投入几千亿日元来发展技术的。”的确如此，在高强度钢板技术上，新日铁拥有专利达1038项，而米塔尔仅有可怜的38项，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技术落后的企业，反过来却要兼并技术先进的企业，这尖锐地反映出在全球化资本和产业的矛盾下，日本型技术企业的困局。
这种现象是由两国不同的经济特点决定的。日本虽然是个岛国，但是产业制度却和德国类似，具有明显的大陆国家的特征。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财富是由资本产生的还是由劳动产生的。相对而言，海洋国家更为重视资本，重视商业流通，崇尚交易，重视市场的调节，崇尚自由竞争，财富的分配更倾向于资本。
大陆国家认为劳动创造财富，崇尚劳动，崇尚协作，重视政府的作用，财富的分配倾向于劳动者。因此前者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后者可以称之为人本主义。
日本自古就是一个重视制造的民族。在古代，日本就意识到本土面积狭小，只有制造出精良的物品，才可以通过海外贸易积累财富。比如说日本刀，日本的冶铁和锻刀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但是自宋代日本刀就开始出口中国。虽然日本和英国一样是一个岛国，但是基于重视制造这一民族秉性，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谋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其经济制度、法律制度、金融制度更多地模仿法国和德国，在政府的作用、资本的运用、产业的组织、财富的分配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大陆国家的特点。
“二战”后，站立在废墟上的日本重新选择了产业和贸易立国的道路。通过所谓“政官财铁三角”——政府、官员和企业的紧密结合，日本政府和企业迅速组织起适合制造业发展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日本奉行市场经济的原则，日本政府并不通过指令对各类市场资源直接配置，但是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市场资源的配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在日本金融制度的设计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战后，日本政府面对美国的压力，设计出一套企业融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而不是以证券股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此外日本政府对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也作出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种种限制，银行被禁止提供全系列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是被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专门提供短期融资的城市银行，专门为产业发展提供长期融资和政策融资的“信托银行”、“长期信用银行”等。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制度限制了股票证券融资的无序、混乱、难以管制等缺点，使日本制造业能够有指导性地从银行获得产业发展所需的宝贵资金。此外，在战前财阀的基础上，日本在战后形成了以主营银行、大型商社、大型制造业为核心，通过交叉持股构成的规模巨大的企业集团，或称财团。
在财团的核心企业之外，依附有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集团包含从金融、原材料、制造到销售的各个环节。这种大企业控制中小企业的制度就是日本特色的“企业系列”制度。企业系列，通过交叉持股将分散的中小企业纳入高度分工、高度综合的生产体系中，形成了金融和产业的完美组合，使日本跳过自由竞争的阶段，快速形成和外国企业相抗衡的企业集团。
从日本的经济制度上看出，在金融和产业的结合中，金融虽然处于核心控制地位，但是其目的却是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服务。在金融和产业交叉持股的环境下，日本企业获得了稳定的经营环境，可以安心地从事技术改进和生产，因此交叉持股是日本保证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制度之一。日本金融和产业的完美结合，仿佛一架造血机，为日本的产业发展和产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资本的地位。
日本交叉持股，并非目前一般人所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日本企业的关系可用战舰来比喻，并不是多艘战舰用铁索连成一个铁索船，而是多艘战舰组成一个舰队。一只军舰受到打击，并不意味着整个舰队就要全军覆灭，恰恰相反，日本金融和产业的交叉持股，企业的股份严重分散，一个企业的危机很难传导到其他企业或者主管银行。
一个企业发生危机以后，经营较好的企业和银行可以展开救助，从而保证整个集团经营的稳定性。美国面对这种制度安排，企望日本企业“一损俱损”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