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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炮过去，不偏不倚，正中靶心。
张冲还唯恐杀敌不尽，又要求扩大炮击范围，连续施放炮弹，到步兵冲上去清理战场时，仅需要对付个把鬼子残兵了。
尝到迫击炮的甜头，张冲便索性把迫击炮推到阵地前沿。
你不是要夜袭我吗，那好，我白天算好你必经的区域，晚上只要一听到动静，马上群炮齐发，好好地请你们吃顿夜宵。
此后日军再想晚上出来搞小动作，往往就会被炸得狼狈不堪，由于炮弹来得非常突然，他们即使倒了霉都还不知道是怎么倒的。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便想到了要掐断滇军的指挥系统，让其前后脱节，连个发炮命令都传达不下去。
起先担负这一使命的不是鬼子，而是鬼子专门训练出来的军犬。电话线均铺在守军阵地之后，人轻易很难渗透进去，犬却不然。
可是日军低估了云南“蛮子兵”的能量，后者对山地太熟悉了，几乎就等同于自家院落。
“哮天犬”很快被发现，下场不是毙命就是活逮。
这招不灵，日军又派特工对电话进行窃听，以便掌握滇军在山上的布防规律和作战指令。
偷袭战打到现在，电话窃听算是最有技术含量的。
可是有一天，鬼子特工忽然发现对方在电话中换了一套语言系统，所说的话他完全听不懂。
他当然听不懂，因为张冲已将前线的电话员全部换成了白族士兵。
云南少数民族很多，除了彝族苗族，还有白族，而白族语又是一种很独特的语言，有自己的体系构成，外人不浸淫其中绝难领会得到。
日本人也许可以找到朝鲜语翻译，却找不到白族语翻译，甚至他们有可能都不知道电话里传来的究竟是哪族语言，自然就抓了瞎。
记得吴宇森拍过一部《风语者》，里面美军为了防止日军破译密电码，就征召印第安人入伍，称为“风语者”，想不到滇军早有此例，亦为战场之一奇观。
在这场偷袭与反偷袭的反复争斗中，张冲又赢一局。
张冲在禹王山据守20多天，几乎每天每夜都有激战，有两次最为惊险。
这两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气候条件非常恶劣，一次是晚上没有一点星月之光，伸手不见五指，另一次则是晚上下起了滂沱大雨，视线被严重干扰。
日军就趁这两次天赐机会，发起了凶猛进攻。
当初张冲收复禹王山时，除山顶残留着一撮扛膏药旗的鬼子外，还有一支日军敢死队退到了距禹王山山顶约50米的地方。这支敢死队由于所处位置偏于死角，张冲派了两个连进行驱逐，都未能将其赶走，只得暂时作罢。
让人没想到的是，正是这支敢死队，充当了两次进攻的急先锋，在他们后面，日军后续主力不断涌来。
经历两次激战之后，驻守禹王山的前沿部队仅剩300伤兵，实在支撑不住，不得不请求张冲从速增援。
张冲的作战参谋已经安排好援兵，但被张冲给拦住了，他给前线指挥官打去电话：今天晚上我绝不会给你增援，不是没有援兵，而是绝不可以增！
张冲的决定看似不近情理，其实却是他多年实战的经验总结。
从援兵这方面来说，由于黑夜暴雨，即使赶到阵地，一时也弄不清日军的位置方向，很难起到什么作用，对于原先的守军来讲，很可能会因为有了增援就松劲，两两相加，负负得不了正，反而会使阵地丢得更快。
张冲告诉前线指挥官：我难，敌也难，何况我们还占着居高临下的优势，就是投手榴弹也比对方投得远些。
从现在起，你们要靠自己守住阵地，别指望晚上会有人来增援。谁要想退，提头来见！
挂完电话，张冲便披上雨衣，带着两个警卫员上了前线。
电话里教训人是一回事，以身作则就是另外一回事，那比所有大道理都更管用。张冲出现在第一线后，已经疲惫不堪的士兵们又重新振奋起来。
师长都冒着雨来督战，那我们就算负了轻伤也不能下去。
300伤兵齐声呐喊，不需援兵，他们先用手榴弹，再用刺刀将冲上来的日军给赶下了山。
遭遇两次险情，张冲感到那支日军敢死队很麻烦，一定要连窝端掉才能让人放心。
上次神炮手连长点对点炮击给了张冲很大启发，他决定这次也动用迫击炮，不过不用连长了，升规格，用旅长。
张冲还有个姓万的旅长，是日本陆士毕业的，学的是炮科。万旅长奉命亲自发炮，20分钟炮击，敢死队被杀得一干二净，还缴获一批战利品。
所有战利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白川义则赐赠的一把指挥刀。白川是“一·二八”会战中的日方主帅，能够把他的指挥刀赐人，说明这老小子对所赐之人是很器重的。
白川的眼光也许不错，拿着这把刀的日军敢死队队长平野庆太郎大尉，曾多次带着敢死队对禹王山造成致命威胁。可惜他的命不好，临到头来还是被张冲给“点”掉了。
张冲的卓越表现，令一旁的于学忠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直言整个徐州会战，以禹王山之战打得最为出色，是任何友军不能与之比拟的。
当时有一批青年作家在徐州采访，他们对张冲的足智多谋和勇敢善战印象深刻，有人甚至把张冲比喻为夏伯阳，那个在苏联国内战争中所向披靡的传奇英雄。
由于张冲一夫当关，矶谷师团企图突破禹王山，直下徐州打通津浦线的计划再次被粉碎，让日本统帅部和华北方面军都十分恼火。
台儿庄的失败已经“有损于陆军的传统”，给你第2军添了这么多兵，却仍然是一副熊样，那还是下来吧。
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第一个下马，接替他的是日本皇室成员——东久迩宫稔彦王，矶谷廉介跟着也被编入了预备役。
忆往昔峥嵘岁月，往事不堪一击，台儿庄加上禹王山，原先都不是太出名的地方，却连着撂倒了两位本可“前途无量”的东瀛大将。
板垣征四郎之所以能逃过一劫，缘于他后来趁张自忠被换防，终于攻占了临沂，总算可以有所交代了。
这一仗结束，板垣就跑回国内做了陆军大臣，算是弃武从政，自此再也不用到战场上去丢人现眼了。
在徐州会战的前期，从李宗仁、白崇禧，到蒋介石本人，情绪上都十分乐观，甚至希望重新复制一个台儿庄大捷出来，而滇军的坚守也增强了大家的这种信心。
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正在张开，并且离他们越来越近。
第四卷 万里烽烟
第1章 序言
我相信，书有书的命运，就像本书所书写的这段历史，在它发轫之初真相就摆在眼前了，曲折、繁复、虚饰都不是它的全部，只要你在不断地接近，就有意义。
这本书最早的书名叫《正面抗日战场》，但只出了第一部“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第二部“烽火大地”，之后就因故停了下来。其间，有很多朋友在网上留言，问第三部何时面世，对此我也不知如何作答，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确凿答案。
唯一可以告慰大家的是，作为作者，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也一直在努力，直到有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在这本重新出版的书中，凝聚了一些新的写作思考，尤其是吸收读者意见，加快了叙述节奏，因此它既是《正面抗日战场》的续篇，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为了保持延续性，以免突兀，第一部“长城以北”把原先《正面抗日战场》的第一部、第二部综合了起来，并沿着这一线索继续下去，从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起，写到了长城抗战结束。因为这个原因，“长城以北”的部分内容与《正面抗日战场》前两部不能不有所重复，谨以说明。
借这个机会，需要特别感谢在困顿时期帮助过我的朋友和前辈。
有杨琦和她所在的关爱抗战老兵网，后者数十年如一日地给抗战老兵们送去温暖，显示的是一种来自民间的道德良知。同时他们也收集和积累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口述资料，这些对本书帮助很大。
有我曾登门拜访过的那些抗战老兵，如现居上海的夏世铎、祝宗梁，现居南通的汪吉佑，现居北京的赵振英、尤广才。这些老人都已九十岁以上高龄，但思维仍十分清晰，能回忆起当年的很多往事。其中，汪吉佑、尤广才两位老先生都是参加过一线作战、打过硬仗、立过大功的抗战英雄，其叙述更给我笔下增添了很多闪亮的元素。
还有很多我见过面或从未谋面的网友、书友，他们有的和我一起踏访过战场原迹，拜谒过烈士墓园，还有的给我寄来过抗战资料及图片，无法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关河五十州于2011年7月1日深夜
第2章 任何时候都需要胆色
截至1938年4月底，徐州以北战场仍是“太极推手”。基本上是“华北方面军”杀不进来，第五战区也攻不过去，然而这并不能让人过于乐观，因为一切才刚刚开了个头。
此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对徐州威胁最大的已经不是“华北方面军”，而是“华中派遣军”（即“华中方面军”），后者投入的进攻部队也不再仅仅是一个第十三师团，而是整整四个师团。
在松井石根被召回国后，畑俊六出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畑俊六，日本陆军大学第二十二期首席，二战末期由陆军大将晋升为陆军元帅。
畑俊六（左一）因受枪伤而干瘦如柴
与松井出身于文人家庭不同，畑俊六是地道的武士后代，从小接受的就是杀人有理、放火无罪那一套。日俄战争时，他分在“军神”乃木希典的部队，那支部队几乎就是一支肉弹部队，结果他和板垣一样负了重伤。板垣还好一点，只是小腿受伤，他却被俄国兵一枪击中左肺，虽然捡了条命，但影响了健康，以后就如同慢性病人，瘦得像根干柴一般。
这个“病人”却比屠夫还凶狠，比狐狸还狡诈。
超常规战术
畑俊六一出手就是四个师团，这是为了进行迂回包抄。
前两个师团，自外线实施远距离迂回，后两个师团，从内线进行近距离迂回。特别是后面那个迂回，可谓剑走偏锋，因为此前桂军皆集中于淮河正面防线，侧翼兵力十分薄弱。
5月9日，“华中派遣军”攻占了蒙城。
蒙城背后，就是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畑俊六的作战意图也很明显，只要掐断这条铁路线，徐州将不攻自乱。
蒙城失陷立刻把蒋介石给震醒了。此时，徐州的东、南、北三个方向都有了敌情，若是西面再被截断，就成了四面合围。
别再想在徐州那里装口袋了，赶紧想法子不让人家的网罩上自己的头才最为要紧。
5月11日，蒋介石带着作战厅厅长刘斐等人速飞郑州，准备组建一个超规模的兵团，即豫东兵团。
听到即将成立豫东兵团的消息，李宗仁还以为是给他派援兵来了，颇有在徐州以北再大干一番的想法。
他完全会错了意。
蒋介石建立豫东兵团，不是要继续在徐州打“第二个台儿庄大捷”，而是要搭一个救人的梯子，把即将陷入包围圈中的李宗仁及其五战区各部队给捞出来。
豫东兵团组建之后的任务，就是确保陇海铁路安全，守住徐州西大门。
做完这些部署之后，蒋介石想想还是不放心，又派刘斐去徐州，以便提醒李宗仁：日军大包围之势将成，不赶快想办法的话，十几万大军就要丢掉了。
见到刘斐，李宗仁还是一脸镇静状。
不要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