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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柴的机会以后还多的是，只要你能把青山留住。
尽快撤退。
但退，是一门艺术，甚至是比进攻更为复杂的艺术。
如同进攻时亦左亦右一样，蔡廷锴也必须在撤退前搞出比进攻还要大的声势来。
他用的办法是玩了命似的跟日军死磕到底，状若疯狂。
直到3月1日下午，日军根本看不出中国部队有一丝一毫要撤退的迹象。因为战斗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连经过补充的金泽第9师团都弄到了无预备队可用的程度。
蔡廷锴的玩命死拼，给白川这个老狐狸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认为守军还会在庙行战场一线继续苦撑。
趁着夜色掩护，全军西撤至第二防线。
金泽师团打了一天，累得要死，晚上这个觉是睡得真好，根本想不到中国军队会进行转移。
第二天睡眼蒙眬地爬起来，感觉不对。要在平时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得做做广播体操，用枪声彼此问候几句了，怎么今天的黎明这么安静。
过去一瞧，对方营寨空空荡荡，蔡廷锴早就完成了金蝉脱壳的大转身。
撤至第二防线后，中日两军形成了对峙。蔡廷锴在整顿人马，准备重新再战的同时，也非常关心正拟举行的停战谈判。
是不是要割地，要赔款？那是绝对不行的，谁敢这么做，蔡某跟他势不两立。
这么想着，忽然浑身发热，喉咙口疼痛难忍。军医一诊断，才发现是煤炭中毒。
多少天终夜不眠，听报告，作决策，晚上又冷，军部的简陋房子丝毫挡不住寒气，不得不围炉取火。
时间一长，煤火过多，蔡廷锴就中了招。
打仗的时候精神紧张，不知不觉撑住了，现在稍一放松，便给你来个反攻倒算。
蔡廷锴住进了医院，医生要求十日之内不得下床，可是他哪里躺得下来。
前方战事虽停，却成了一个不战不和、不尴不尬的状态，如今日军还占领着上海一大片区域，这是军人之耻。
当总指挥蒋光鼐来看望他时，蔡廷锴紧盯着这位老上司兼老搭档，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三天之内，和战问题仍无法解决，我决定向敌人发起反攻！
蒋光鼐却躲开了他的眼睛：
凡事你都不要看得太容易，平心静气听候政府处置吧。政府要我们进就进，不要进就不进，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蔡廷锴咬着嘴唇不再说话，但是等蒋光鼐一走，他就掀开被子，从医院里跑了出来。
阅兵，检阅部队。
蔡廷锴看到，经过这些天的补充，第19路军又呈兵强马壮之势。
他再一次坚定了信心：万一谈判决裂，我仍然可以与敌再战，甚至比以前还要强。
可是蒋光鼐所说的“政府”并不一定这么想。
蔡廷锴是一个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某种程度上，他跟自己的部将翁照垣在性格上倒有些接近，只是更内敛沉稳一些罢了。
现在的行政院院长是汪精卫。蔡廷锴生平最讨厌这个人，偏偏汪精卫还要来前线慰问，〖：。。〗作为军事主官，不想陪也得陪。
一共陪了两个小时，对蔡廷锴来说，却犹如过了两年。尤其从汪精卫的言谈举止中，已处处流露出对日妥协的味道，这更让蔡帅甚为不快。
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蒋介石召见他了。此时的蒋介石已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全国军队的当家人。
和“文人政客”汪精卫不同，蒋氏是北伐时的总司令。军人对军人，他一定会像迎接北伐将士归来那样，开心，微笑，然后赞上一句：好样儿的，继续干。
然而没有，都没有。
蒋介石似乎并不高兴，说话时有气无力，临近会谈结束时，最后一句倒很有力，不过却是一句硬邦邦、冷冰冰的话：以后须绝对听从政府命令！
走在回营的路上，蔡廷锴忽然发现他是多么孤独。在领导、同事，很多很多人眼里，自己就是一个狂人，一个完全不顾及后果的狂人。
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现实让蔡廷锴疼得差点要大声叫喊出来：仗不是我挑起来的，我一片赤诚，为国家争自由，为军人争人格，究竟有什么错？
四周没有回声。
就像那些天的深夜，一个人坐在炉火边。
然而那时候还有暖意，还可以运筹帷幄，现在身旁围绕着的却只有无边的寒冷和寂寞。
这种痛楚，谁能够承受？
停战谈判终于结束了，这就是“淞沪停战协定”。虽然没有割地赔款，但有一个条款对蔡廷锴来说却特别刺目：第19路军调离上海，中国不得在上海及郊区驻兵。
我们的血是不是白流了？
蔡廷锴悲愤莫名，却又无可奈何。
一周之后，在苏州召开淞沪抗战烈士追悼大会，面对着黑压压的悼念人群，蔡帅泪流满面，情难自控。
一切都结束了，生活就是这样。
在英国1964年出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蔡廷锴被列为世界名将之一，言其以少敌众、以弱胜强，阻击优势日军达数月之久，为世人所一致推崇。
第44章 另一片战场
即使是像“淞沪停战协定”，得来也实属不易，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出力不少。
“九一八”之后，南京政府“革命外交”面临困境。原先的外交家们躲的躲，辞的辞，外交部一下子陷入了人才荒。
此时一批曾在北洋政府供职的外交家们临危受命，被重新起用。其中有两人最受瞩目，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早年留学异域的上海人，都曾出面组过内阁。
虽然组阁的时间都不长，可你得知道那时的北洋是武人当道，在内阁里混碗饭吃很不容易，里面的人都可算是人中精灵。
两位外交奇才，颜惠庆居于其一。
他赴日内瓦出任国联代表后，很快就显示出了与前任不一样的地方。
在国联打交道，除了公开场合要能言善道，私下拉关系也很重要。一般人就是弄个包厢，请请老大帝国的代表团成员或者国联要员，这个叫做重点突破。还有财大气粗的，索性把整个饭店都包下来，能请的一次都请到，这个叫做全面撒网。
前者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些中小国家知道了没准就要拆你的台，后者是花了大钱，其效果也可能就是收收名片，大家吃完了一抹嘴，第二天脸跟名字还是对不上号。
颜惠庆的做法与众不同。
他做的比全面撒网还要过分。
请客，而且全部请。
人家一般只请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至多再拉一个副代表。
他是连秘书助手带工作人员全发请柬，一个不落。
当时的国联在规模上虽然比不了现在的联合国，但也有60多个会员国，另外国联衙门里还有一帮人千万不能漏掉。
把这么多人请去饭店吃一顿，我估计中国代表团就是把回国的路费都垫上也不够。
可这只是你的想法，因为颜惠庆根本就没打算请兄弟们上馆子。别说馆子，连街上的大排档他都没舍得。
中国代表团有自己从国内带来的厨师，中、晚饭都要做一桌工作餐。颜惠庆一想，反正桌子大（外国的餐桌比较大），几个人是吃，十几个人也是吃，干脆，别浪费了，把外国朋友都喊上吧。
其实，咱们也不要把各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想得太庸俗了，人家也是在五湖四海混的，见过世面，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再好的饭店，对于他们来说，跟赴个婚宴没什么区别，那菜都吃得没味道了。
嘴里太油腻了，得换换口味啊。
那就尝尝中国地道的家常菜吧。
提起故国国粹，别的不敢乱吹，就是这个做菜水平那确实是没人能比的。粤系湘系淮扬系，你见过哪个国家的厨师能分出这么多流派的。
跟咱们比，老外做出来的那也叫菜？
来宾来了一尝，果然有滋味，有嚼头，这次吃了下次还想吃。
中国菜，very good。
对于各国代表团和国联的这些人来说，中国人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吃饭，这还是破天荒第一回，是把他们当朋友对待，既亲切又上档次。
这一招就叫做拉近距离。
后来老美也学会了，用得最频繁也最有效的是前任总统小布什，经常把人带到他的那个什么农场去吃饭。虽然吃得也并不咋样，可去的人没一个不引以为傲且沾沾自喜——总统家里我都进去过，倍儿有面子！
吃饭的时候，颜惠庆也没闲着。他问这问那，了解代表团和国联的态度，顺势套出了很多正式场合或正常渠道下很难获知的情报。
又交了朋友，又打听了消息，这顿饭就算没白请。
到日内瓦一个多月，颜惠庆以每天请一个团的速度，把该请的都请到了，该混熟的都混熟了。
由于角色进入得快，颜惠庆很快就把国联的各种程序，明规则潜规则，弄得如数家珍。
“一·二八”会战时，颜惠庆要求国联制止日本入侵，但有关提案，他没有交给国联理事会表决，而是交给国联大会讨论。
国联理事会就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安理会，国联大会等同于联合国大会，为什么不找“安理会”而找“大会”呢？
“安理会”的议事原则是需要成员百分之百通过，无论谁在其中投了反对票，决议就得宣布无效。
偏偏日本自己就是“安理会”成员。
你要告我的状，我会理你吗？
正是这条雷死人不偿命的规则，曾经让颜惠庆的前任走进过似乎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死胡同。
和联合国一样，当初的国联也是一个办事效率极其低下且强者独霸的官僚部门，以至于很多弱小国家都处于投诉无门的窘境。
颜惠庆找到的办法是，避开“安理会”，直接找“大会”。
按照国联大会的规定，无论谁是谁非，中日都是“相争国”，要避嫌。中国将为此失去投票权，但日本也同样。
后者正是颜惠庆想要的。
白川从七丫口登陆后，国联大会即作出决议，要求日本停止入侵上海，这对日本政府内阁造成了很大压力，“淞沪停战协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国联大会决议通过之后，一家英国报纸的记者当场说了这样一句话：“颜惠庆可以胜过我们大英帝国最好的外交官！”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我们必须同时知道，就是我们这样的弱国，曾经依靠一批很强的外交家，愣是在丛棘密布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杀出过一条条血路。
1932年年底，颜惠庆参加了国联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审议，这是一次外交大战，堪称中日外交家的世纪对决。
两位外交奇才中的另外一位，颜惠庆的上海老乡顾维钧浮出水面。
顾维钧是中国外交界的大帅哥，时称“貌美善言”，其成名之作为巴黎和会。
电影《我的1919》我没看过，只是听说里面扮演顾维钧的是陈道明。仅从形象上来看，我觉得还不是很神似。那谁最像呢？我以为是鼎盛时期的发哥（周润发）。
发哥似乎更能诠释我心目中的顾维钧：高大俊朗，义薄云天，挥舞双枪在弹雨中来去自如，潇洒果敢，身后一群白鸽扑扇着翅膀飞起落下——你只要把背景设想为外交战线就行了。
开巴黎和会那一年，顾维钧刚满30岁，但已经显示出了相当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卓尔不群的答辩能力。
当时日本想代替德国，攫取山东权益，顾维钧说了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震住了：“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诸位代表不是还拎不清中国失去山东的痛苦吗？
想想看吧，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