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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得告诉老头子：你不仅没有沦落为破罐子，还进化成了一个特大的香饽饽。
宋美龄说，你还不知道吧，自从你被扣在这里后，全国民众都快急疯了，那种“忧疑惶急”的样子，是以前从来没看到过的。就算你的反对派们，也是如此。
为了渲染气氛，她还有意无意地夸张了一把，说是上学的小孩都哭得跟泪人似的，比老爸老妈死了还难过，至于那些当兵的，悲痛的样子更别提了，听说你可能已死的消息后，有人竟然还自杀了。
对这些话，蒋介石信不信是一回事，爱听却是真的。
他的自信心又鼓了起来。
原来自己还是那个无人可以取代的领袖，这个领袖的光环，不仅没有因西安事变而黯然失色，相反还变得更加光芒万丈了。
看到蒋介石的眸子又亮了起来，下面该说些什么，大家应该明白了。
绝不能这样说：蝼蚁尚且贪生，你要爱惜生命啊。
那样的话，老蒋准保还是会猛摇其头，摆出一副“以身殉国”的酷哥模样。
得告诉他：作为国家领袖来讲，你轻易死不得，要留着这条性命去“完成革命以救国”。
宋美龄还以自己举例，我虽然不是领袖，却是基督教徒，上帝要我死，那毫无疑问，我得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去死，但倘若上帝不让我死，我可不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
这话也是说给老蒋听的。
面子有了，老蒋的架势就可以收工了：那就不死吧，不是我蒋某人怕死，而是国家和上帝一致要求我不能死。
他终于答应和周恩来见面，不过不是他自己去，而是由宋氏兄妹先后代之前往。
在见到周恩来之前，宋氏兄妹心里其实也没什么底，想想双方做了这么多年的死敌，共产党又可能是事变主谋，他们会轻易放过蒋介石吗？
而且，如果对方来个狮子大张口，或者漫天要价，那可怎么办？要价过高，南京那边绝不会答应，即使蒋介石对此点了头，也一定会影响到后者今后在国民党内的威信和前途。
可是见面之后，宋子文才发现，自己原先的所有担心都是多余的。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只要蒋介石愿意领导大家抗日，出于民族之大义，共产党同意取消苏维埃，服从南京政府。
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共和红军“六项主张”。
虽然“六项主张”的一些内容与张、杨的政治条件完全一致，但是并未明确提出必须签字，这让宋子文内心为之一宽。最关键的是，周恩来提出的“价码”远在蒋介石设定的底线之内，这使国共和谈的前景一片光明。
等到宋美龄出面，她再次从周恩来那里得到郑重承诺：我们会拥护抗日的“委员长”为全国领袖。
宋美龄跟宋子文一样，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听到共产党会称蒋介石为领袖。她由此敏锐地感觉到，中共的介入，不仅不会致蒋介石于死地，还是解救蒋介石的福音。
当然，不管宋氏兄妹如何满意，要是蒋介石自己不同意还是白搭。
中共的回答同样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这让他不得不陷入思考，自己的“武力统一”还要不要，或者说能不能继续下去。
这个时候，回荡在蒋介石脑海里的，一定会有黄郛给他留下的“病中策”：对内部的事，要坚持“忍”字当先，用政治，不用武力解决纠纷！
黄郛对自己义弟性格上的优缺点是琢磨得很透彻的。他曾当着蒋介石的面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依我看，你在“毅”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剩下来的就是要在“弘”上多下工夫。
的确，蒋介石这个人，优点就是坚毅，往往越是艰难越是不肯放弃自己的既定目标。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不够宽宏大量，且易怒易躁，往往急于求成，乃至于树敌过多。
民国时代，蒋介石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来自于“毅”，而他又屡次失败，归根结底，又不能不说是败在一个“宏”字上面。
只有陷落底谷的人才最容易听得进逆耳之言，蒋介石经过慎重思考，终于点头同意了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调停主张。
第24章 放还是不放
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似乎已经诞生，只需要等西安方面开会正式通过一下就行了。
但是第二天波澜再起。
东北军内部先起反对之声。这个内部主要指的不是王以哲、何柱国这些“老人”，而是新近崛起的“少壮派新人”，比如在临潼负责扣蒋的孙铭九。
西安事变之前，孙铭九不过是张学良手下卫队营的营长，属于大内侍卫的角色，在东北军将官中原本是排不上号的。但西安事变过后，他已俨然成为少壮派的首领，连张学良的话似乎也可听可不听了。
从少壮派的角度上来说，既然大家都是靠捉蒋扣蒋“一举成名”的，一旦放蒋介石回去，无疑就是纵虎归山，这老头子能不寻机进行报复吗？所以坚决不能放。
这边张学良刚把昨晚的情形复述一遍，那边会场上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问道：姓蒋的说得好听，谁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去做，有什么具体保证吗？
张学良此时已抱定和平释蒋的宗旨，周恩来的支持和蒋介石的让步都让他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眼看骑虎难下的局面即将走出，却意外地遭遇到了来自自己内部的阻力，不由得又急又气。
他听后马上逼视对方：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
语调之激烈一反往常，使屋内气氛立时紧张起来。
如果放在从前，以少帅在东北军中之权威，此时众人就应该噤声了。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虽然说话的人也感到有些慌乱，却没有一点要退缩的样子。
你不是让我说吗？那我就说给你听听。
蒋介石所有答应的这些事，不能等他到南京后再做，在西安就要实现，有一件他没有做，我们就得不到保证，也就坚决不能放人。
张学良心里很清楚，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们要知道，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对蒋介石的打击已经够大了，他自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如何履行诸位的要求。现在最重要的，是帮他撑起面子，恢复其领袖威信，让他“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
但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和说服，双方都难以达成一致，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会散了，却并不表明众人的情绪会散。
有少壮派军人愤然出言：西安事变是我们大家伙提着脑袋干的，早已不是他张、杨两个人的事了。
哦，你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闹着玩的吧。如此做法，置我辈生死于何地。
听到这些话，少帅的神经立刻紧绷了起来，他生恐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赶紧把原来负责看管蒋介石的孙铭九卫队营调开，转而由其他侍卫部队接任。
与东北军相比，第17路军的反响更为强烈。蒋介石几次三番在西北搞“拆迁”，明里暗里催着要他们挪窝，摆明就是不想让人过好日子，所以其中下级将领都对蒋介石恨入骨髓，颇多“报复思想”。
东北军说要“保证”，第17路军却说要什么保证，一颗“花生米”了结不就得了。
要不是张学良有所提防，很早就与杨虎城商定，把蒋介石移到自己看管的区域，后者现在是不是尚有命在，还真是得两说的事。
受到部下的影响，原本在释蒋问题上就犹豫不决的杨虎城开始动摇了。
张、杨合作，杨虎城常有“齐大非偶”的顾虑。
什么叫“齐大非偶”，这是一个典故。
说春秋时候，齐国国王想把女儿嫁给郑国太子。当时齐是大国，郑是小国。按道理，这应该是一个让郑国太子受宠若惊，备感荣幸的一件事，但这位太子出人意料地婉拒了送上门来的好事。
理由便是：每个人都有适宜自己的配偶，齐大郑小，门不当户不对，我是配不上您家公主的。
此典故收在《左传》上，想来作者左丘明老先生对郑太子是很赞赏的。
都是男人嘛，谁娶老婆也不希望总被对方压着一头，那日子还要不要过了。
东北军无论兵员还是武器粮饷，都远超第17路军，这样的合作伙伴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你的一种潜在威胁。
两广事变之初，张、杨原计划通电响应，但对陈济棠能否成功，两人心里都无胜算。商量的结果，是由张学良到南京去拜访老友宋子文。
拜访是假，摸底是真，因为宋子文了解很多外界所不知晓的军政内幕。
不探不知道，一探吓一跳。原来蒋介石已经在江西搞定了余汉谋，陈济棠垮台要不了多长时间了。
这下，响应是肯定不能够了。摸到底后的张学良并没有马上返回西安，而是到上海的花花世界去转了一圈。
可你老兄倒是透个底给杨虎城啊，他却没有。一直在西安翘首南望的杨虎城既见不到人，又看不到信，还以为张学良去蒋介石那里告了密，急得眼睛都生出了毛病——如果东北军和中央军合起来对付第17路军，后者只有完蛋一途。
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前后，杨虎城还是边合边疑，十分谨慎小心。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张学良一度迟疑时，露有惧色了。
在对待已沦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的态度上，张、杨也分歧很大。张学良虽然扣蒋，但属万不得已，南京的政要首脑里面，他和蒋介石还是最为亲近的，所以西安事变后，他对蒋介石仍是“执礼甚恭”，不敢有过于失礼的地方。
蒋介石被扣，空下的位子自然有人惦记。比如国外的汪精卫就正在加紧往国内赶，在蒋介石缺席的情况下，他极有可能重新掌控南京政府。汪、张早在长城抗战前就有过势不两立的冲突，蒋、汪两个人，如果你一定要张学良从里面选一个出来做头的话，毫无疑问他只会选蒋。
一边是外界并不支持扣蒋行动，另一边是蒋介石的位子将可能被汪精卫或其他人所取代，这时候的张学良就非常希望能尽快释蒋。
宋美龄刚到西安时，张学良就当着她的面表示，自己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要“委员长”同意领导抗日，签不签字都可以。
张学良其实是个很聪明的人。别说蒋介石死也不肯签字，就算签了，真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要知道在南京政府，蒋介石虽然权势日重，但说出来的话也并非绝对圣旨，就算在国民党内，他的反对派也有不少。更何况，蒋介石既处于被扣之中，南京的要员们日后完全可以以蒋介石签字系“出于胁迫”为由，对所有条件予以全盘否认和推翻，都用不着蒋介石自个儿出来反悔。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张学良本身对签字其实并不热衷，他相信的，还是自己与蒋介石的“君子协定”。
张、杨之间最重要的分歧在于，杨虎城主张要么不扣蒋，扣了就不能轻易放，纵然关着不杀，也绝不给其以东山再起的机会。张学良则以为，既然蒋介石已答应了中共的调停条件，应立刻予以释放，且继续拥其为领袖。
在是否释蒋的问题上，张、杨争着争着就大吵起来。
张学良情绪激动：我们开始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还不是要停止内战，让“蒋公”领着我们抗日吗，现在他都答应了，你为什么还要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呢？
杨虎城也不再隐瞒自己的观点，气愤地对张学良说：在没有获得任何保证的情况下，你却同意让老蒋就这样一走了之，他回去后肯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的。
张学良则完全不同意自己搭档的看法：如果我们接受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