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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被工厂、仓库、码头所取代，沿黄埔江上溯40里，船在浦东岬口转弯，乘客发现自己面对的好像并不是中国；也看不到那遥远的异国风情，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东方的利物浦”。
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上海行政区域由几乎互不相干的三部分组成。
第一是英国和美国合建的公共租界，人口有一百多万；管理层是民选的工部局。
第二是法租界，人口也有一百多万，直接听命巴黎当局。
第三是中国控制的上海市。
无论是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都处于上海市中心，世界各地的人吩咐前往里寻找就业的机会。
二十世纪30年代上海的开放程度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一个英国作家这样写道：“上海是我见到的最好城市，任何一个英国的城市都落后它一百年；这不是夸张！上海的夜晚灯火阑珊，像是过狂欢节，管弦乐团在公园河岸演奏；这里有很好的公共电车交通服务系统，每个人看上去都拥有一辆最新款的美国小汽车。在这样的港口里洋人甚少工作，轻松赚钱轻松花钱！”
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最多时可容纳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族群；。
中午时分，英国商人和德国商人去午餐就餐；他们在外滩的道路上碰面根本不点头致意，都高昂着头颅走向自己的俱乐部。
与大多数欧洲侨民不同的是，住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却集中在虹口一带，这里被称为“小东京”，通用日语。
1937年上海有日本侨民三万多人，他们对上海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向往这里。
日本歌谣《上海航路》里有这样的歌词：
开船了，愉快的航海，想着梦寐以求的上海，大马路、四马路是夜里绽放的花，红色的灯火招摇着，上海，憧憬的上海。
但是，很多旅居上海的日侨是自卑的；因为中西各国人士都嘲笑日本人的没有修养：大家都不穿西服而是穿棉的短单衣，系上一条三尺长的腰带，或是光头戴着大森出产的草帽；光脚穿上木屐，咯吱咯吱地在虹口一带满大街溜达，这些同胞的打扮极为令人羞耻。
二十世纪30年代，除了西方人和日本人，上海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来自欧洲的犹太人。
从1933年开始，大批德国犹太人在希特勒的排挤下逃离欧洲，上海是他们的首选。
一个德国犹太人这样说：我们一家人原来住在德国东普鲁士，商店、住房的玻璃窗都被打碎了；父母决定逃离德国，我们可以选择的去处并不多。想去美国，但当时从报名到批准进入至少要等八年。那时，我们惊喜地获悉上海没有移民定额也无需签证，于是我们就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下船的时候，十一岁的我惊呆了；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长得跟我们一点都不像的人。船坞上拥挤着中国码头工人，来上海的时候，我们带了水晶、花瓶、碗、床单、高档衣服，后来我们把它们都卖掉了。很多犹太人都这么做，买这些东西的多数是中国人，他们是出于一种同情与爱心。
一个犹太人在龙华寺门口的台阶上遇到一个卖香烛的中国老人，他诉说对欧洲亲人的惦念。
老人说请接受一份香烛吧，当你在佛祖前点燃它时，就想你的兄弟；菩萨会保佑的。
犹太人说：“我们来到上海并不孤独，中国邻居非常友好；他们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又没受过什么教育，但知道我们处在艰难的困境之中非常通情达理地帮助我们！”
上海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邻居，不管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不管什么样的人到来，他们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如蚂蚁一样忙碌不息，整日谨小慎微，但正是这样的人，创造了从1927年到1936年中国经济的奇迹。
中国工业增长率达到了百分之八以上，人们称之为“黄金十年”。
1937年，无论是普通中国人或是傲慢的欧洲人；抑或避难而来的犹太人，谁都不愿意看到一场战争的来临。
但在上海平静的外表下，已涌动着不安。
上海市长俞鸿钧曾下令将市政府的情报档案运走，却发现档案竟全部失窃，替代的是一堆白纸。
而南京国民政府发给他的绝密电报也于第二日出现在日本新闻机构同盟社的参考资料中。
追查之下，俞鸿钧发现市政府秘书王长春和自己的法文秘书耿绩之都被日本人收买做了汉奸。
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又是一个国际间谍之都，情报体系错综复杂，有的人与华盛顿有染；有的人是伦敦、柏林、莫斯科、东京的间谍。
仅日本在上海的情报机构就有陆军、海军、东京警署、外交部、司法部、台湾总督府、高丽总督府，他们都有独立的机构，相互竞争。
1937年夏天，第二次淞沪战役终于打响。
从战略角度讲，双方各有各的目的。
中方完全采纳了蒋百里将军《国防论》里的对日战略观点。
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
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蒋百里还说，中国民族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亦能战胜强敌；也就是说中国不能打侵略战争，而长于自卫。
1937年，蒋百里写文章断言，日本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忠告国民政府和国民：“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蒋百里的文章轰动一时，激励了无数人的抗日斗志：当然也影响了蒋委员长的战略思想。
“七七”事变后，蒋百里常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
蒋委员长就是在蒋百里的战略思想激励下，制定了**在上海对日本军队发起进攻的战术。
淞沪之战打响后，国民革命军是处于攻势；要将小日本赶出上海，送回老家。
1937年8月11日21时国民革命军接到向上海推进的电话命令后，早于月初就在公路两旁露天待命的第9集团军87师王敬久部）和88师孙元良部连夜进入市区。
87师推到江湾新市区日租界北外侧，88师也迅速开抵北站布防。
总司令张治中的计划是：以88师围攻闸北日海军司令部，87师进取大公纱厂；两师迅速扫清日军据点后封锁海口阻击敌后援部队登陆。
正文 第314章 乱云飞渡上海滩（2）
八。一三事变是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中**队首先进行炮击的；8月14日上午10时，中国空军先发制人；以其有限的资源对汇山码头日军海军司令部以及公大纱厂等日军据点实施轰炸。
8月14日晚上，87师、88师向日军发起攻击。
8月15日拂晓，第9集团军全线出击向日军发动总攻。
**的准备工作显然做得不充分，无论对敌情了解还是部队训练，远远没有达到实现的需要；进攻一开始就受到日军的顽强抵抗。
从这个层面讲，**糟糕的兵役制度——抓壮丁，使兵员的精良程度受到很大限制。
日军恰恰相反，从上小学起便要进行严格的武士道训练；一进入部队就能单兵作战。
88师尽管是蒋总统的嫡系，清一色的德国装备；但军事训练南辕北辙，15公厘的德国重炮对敌司令部周边的固久工事竟然束手无策。
参战的炮兵完全不懂如何应用重炮近距离直射敌工事，开战伊始就未获突袭效果和“先手”优势，敌我迅速形成胶着状态。
**士兵虽然保持高昂的为国成仁士气，向敌正面发动3次猛烈攻击，予敌重大杀伤；但实效的杀敌方法基本上是单兵武器加血肉之躯。
新建立的第3战区以“迅速围攻上海市区附近之敌人，打破日军沿江沿海登陆之企图”为作战目的，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
87师和88师在36师宋希濂部的增援下调整了进攻方向，在重大伤亡的代价下突破日军阵地；纵深一度攻下汇山码头，有望围歼敌海军陆战队。
但敌增援部队陆续登陆抵达，攻击部队顾及左背侧翼受威胁；而终止进攻反而分兵登陆，失掉了一次或许可以扭转局面的绝好机会。
淞沪会战是中日双方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对于中国而言，标志两国之间不宣而战、但又全面开始了真正的战争。
从日本方面讲，淞沪会战是他们实行南北夹击，全面侵略中国的军事部署；也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现王道乐土的大胆尝试。
日本统治集团早就确定了侵略中国大陆的政策。
“九一八”侵占中国东北并向华北扩展的过程中，日本得到意想不到的利益；因之侵略中国的步骤迅速加快。
二十世纪30年代，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迅速；工业生产指数以1929年为100，1936年上升为150，1937年达169；8年平均每年递增6。8％。
后几年日本经济的大幅度上升，无疑是从侵略中国得来的好处；侵华战争得到这样大的利益，日本政府就更加积极地扩大侵华军事行动。
日本的产业结构，1930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为38：62。
1931年、32年的侵华战争开始，军工工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到1936年，以军工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重已经为58：42。
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成为推动战争的助燃剂。
日本的政治也迅速走上天皇制的法西斯主义统治。
1936年2月20日，国会选举中自由派的民政党取得多数，2月26日就发生法西斯军事政变。
“皇道派”军官率领1500多人袭击了冈田启介首相，杀死了几名内阁官员，提出了8项要求，鼓吹建立“皇道派”武力独裁和战争体制。
政变后，由广田弘毅任内阁首相，组成了军人主政的内阁；大幅度增加军事预算，推进军工生产为主的重工业发展。
“二。二六”政变后的广田内阁，开始了日本天皇制的法西斯主义。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尽管内阁调动频繁，而法西斯统治甚嚣尘上。
1937年日本设立帝国大本营，将战争指挥权集中在天皇直接权势下行动的陆海军将领手中；有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倾向的嫌疑人物均被捕，到1937年12月，逮捕了371人；日本完全实行了军事法西斯主义。
1936年8月，日本广田内阁召开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