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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设备闲着那是浪费，革命军可以不用汉阳造，卖给别人也能赚钱哪！比如黄花探的越人武装，以后还可能有亚洲各殖民地的反抗力量。甚至还可以装备二线部队，在打下的地盘维持治安、剿匪捕盗什么的。
时间在忙忙碌碌中度过，工作之余，陈文强也有意地与湖北官府中人强识、相交，特别是一些他认为在以后会有用处的人才。凭借着探悉心理的能力，以及陈文强圆滑的手段，他在武汉官场游刃有余，颇是结交了很多朋友。
七月中旬，在海上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运输，毛瑟1898步枪的制造设备由德国运抵汉阳。德国方面的条件相当优惠，制造设备几乎是半卖半送，只是考虑到其他国家的仿制，湖北枪炮厂每生产一枝步枪，都要支付专利费。而专利费的数额很小。几乎就是象征性的，但这些是写在保密协议中的，不为外人所知。
陈文强也给予了相应的回报，承诺新军组建后，湘、鄂两省必会聘请德事教官，广东、江苏则尽力争取。同时。他终于松口，吸收德资入股粤汉铁路运输公司，并将数条轻轨工程包给了德资企业。
利益的交换是很难衡量的。德国认为本国资本在华中地区的渗透扩张，乃至国家影响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陈文强则觉得自己达到了目的，出让的权益也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设备安装，试生产，制造出枪、弹样品，检验、调试，再生产制造。紧张而连续的工作又持续了十几天。制造出的毛瑟步枪才通过了各项检测。如此快的速度，得益于汉阳铁厂钢铁质量的不断提升，以及湖北枪炮厂从人员、管理，到机器的全面改造。
只要科学生产，用人得当，管理严格，规章制度明确，中国人办的工厂还是能面貌一新。颇有生产效率的。而官办或官督商办，乃至完全商办的工厂企业。大多数却正是管理上不够科学，不够严谨，以致效率低下。
所以说，制度是关键，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工厂。莫不如此。正象满清，在后期也改革，也推出新政，但体制不变，振兴便是水中望月。难获成功。
再从实业发展来看，制度和管理的落后，使国人的工厂企业缺乏竞争力，厂主想降低产品成本，就只能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压缩工人薪水等办法。工人文化程度低，技术熟练程度不如洋人，再加上管理落后，制度缺失，工人劳动繁重且无效率，如何与工作时间也在九、十个小时的外国企业竞争？
唯一的优势大概便是劳动力价格低，但这显然还不足以抵消各种劣势。
尽管如此，在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势在必行的选择，陈文强率先在自己的工厂企业中采取了流水线作业和计件工资制，试图用这种日趋机械化的工作和明确分工来获得产量和成本的优势。在工人数量和技术水平能够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他还尽量采用倒班制，使机器的运行和利用率最大化。
同时，他还聘请西门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学习西门子公司的管理办法。比如引入一些激励政策和措施，提供一些简单的医疗服务，推出救助基金给困难职工提供些帮助，并且招收大批薪水只有男工人一半的女工……
说起来，这些简单而微薄到让陈文强脸红，甚至含有某些不良动机的举措，却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欢迎和拥护。这让陈文强知道中国的工人阶层是普遍处在怎样的一种工作环境，受到的又是如何苛刻的待遇，更多的中国人是处在怎样的贫困之中。
比如修筑铁路的工人，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了赶进度，甚至在恶劣天气也尽可能地不停工。但陈文强让他们能吃饱饭，能有帐篷休息睡觉，能按时领到足额的薪水，他们就很满足，甚至因为天天能喝上热的漂着油星的菜汤而感恩戴德。当在汤碗中发现剁碎的、筷子都夹不起来的碎肉丁时，他们会衷心地感叹遇到了厚道善心的老板。
陈文强时常感到惭愧，觉得自己很黑心。剥削、压榨，这是无疑的，只不过他比别人宽松，却绝不是他已经竭尽全力了。
不赚钱，拿什么扩大经营，拿什么供养更多的工人，拿什么打破这旧的体制，拿什么摧毁比自己更重、更狠的苛政……
正如“淘水救人”，陈文强必须硬下心肠，虚伪地拿出一点点的蝇头小利，让工人们更卖力地干活，为他积累着打破笼罩在所有人头上那乌沉沉的天所需要的能量和资本。
现实是如此实际而残酷，而上天却又给了陈文强一次充当大善人的机会。
1906年初，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洪水泛滥，长沙与浏醴萍一带灾情严重，百姓到处逃亡。而官僚豪绅却乘机哄抬米价，以致饥民载道。
陈文强并不知道这场灾害为萍浏醴起义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他只知道修路工程有受到阻碍的危险，但仔细思索之后，他又觉得未必不是一次投资小，却能加快铁路建设的好机会。
“以工代赈”！中国自汉代以来就存在的经济思想，古代人也知道趁着工价最低的时候搞建设，很多圩田及水利设施便是通过以工代赈而兴修起来的。
而且，问题的关键不是真的缺米，而是贪官劣绅囤积居奇，哄抬米价。所以，饥民载道是三分天灾，七分，根本原因还是政府措施不力，没有建立起顺当的赈灾抚民的机制。
要知道，自明朝中后期，便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并且此后再也没有改变。显然，以今湖北、湖南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平原已经取代苏常，成为全国商品粮的基地。一场洪灾，又岂能将官库存粮尽皆耗光？
从张之洞那里得到的数据也证实了陈文强的判断，米粮尚还充足，甚至邻近省份仍然沿袭过去，前往湖南湖北采购粮食以补本省不足。张之洞的分析是有人煽动灾民，劣绅囤积居奇亦是原因之一。湖南巡抚岑春蓂便有呈文，言说长沙士绅叶德辉等“积谷万余石，不肯减价出售，实属为富不仁”，又有顽固绅士孔宪教、杨巩等提出停止修铁路、办学堂、设警察等新政，方肯合作。
“叶德辉是王先谦的门生弟子？”陈文强本想从官库粮仓中借粮或购粮，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也就是只管饭、少给钱的办法，征集修路大军，加快铁路的建设。但现在，他意识到这里面可能有针对他，针对修铁路的阴谋。
“是啊！”辜鸿铭点了点头，提醒道：“再联系到顽强士绅的条件，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一次反扑。试想，涌入长沙的灾民已不下两万，如果真被他们煽惑而起，实可忧虑。”
陈文强想了想，望着张之洞说道：“我要从官库借粮，向长沙押运，既平息有可能的动乱，也想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加快铁路建设。大人以为如何？”
“借粮没有问题。”张之洞沉吟了一下，不无担心地说道：“本部堂担心在暗中搞鬼的未必只是这些劣绅，若有江湖会党煽惑，便很麻烦了。当然，你去也好，多带些巡警，也能保省垣无事。对了，你是要南下去广东接手铁路公司，顺路考察而经长沙吧？”
“本来是这样计划的。”陈文强说道：“可我派往广东铁路公司的人员刚刚来电汇报，接手很是顺利。事情既已经不是十分急迫，下官走陆路南下，或走水路至广州都是可以的。这样一来，下官在长沙便可多呆些时日。”
“看现在的情形，走水路应该更安全一些。”张之洞先是关切地提了建议，然后便答应了陈文强借粮赴长沙的请求。
…………
第一百六十三章威压，赈济
改革初始阶段，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不能满足每一方的需求，这原本在情理当中，但由此带来的利益分配机制过度扭曲的话，即便改革者所描绘的前景再美好，也无法赢得多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平心而论，清末新政的各项举措不能说不重要，但推行新政的实际负担在转移给下层民众的同时，好处却大都为上层所得，那底层的百姓们就不免要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到所谓“新政”的学堂、警署、自治公所之上了。
譬如清末各地屡屡发生的“毁学”事件，其原因无非是乡民们看到新学堂并不能让自己的子弟获得教育的机会，而自己却要承受因此带来的捐税，其愤怒之火便直接引向了各所新建的学堂。
同时期，为反对举办新政而引发的新增捐税，各地又屡屡发生捣毁官署及罢市之事，这些大大小小的“民变”事件，在清末十年中竟然达到两千余次，这无疑是很说明问题的。
再就现在饥民聚集长沙等市镇，民情汹汹一事来看，其中肯定有反清会党的煽惑鼓动，但陈文强得出可能有人阴谋阻挠修路的结论，其实颇有些神经过敏。长沙的一些士绅借饥民会集而故意抬高粮价，积起民愤，针对的却是岑春蓂，在布政使庄庚良的暗中指使下，发起的实质是一场“拥庄倒岑”运动。
湖南巡抚岑春蓂的政治背景很深厚，其父亲岑毓英做过云贵总督，哥哥岑春煊做过两广总督，庄赓良却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但庄为人比较圆滑、稳重，岑春蓂比较霸道，刚愎自用。庄和湖南本地绅士关系比较好，岑和士绅关系则势同水火。
岑、庄二人的官场争斗便愈发加剧了长沙及周边地区的粮食紧张，粮价飞涨。一方面是士绅囤积积奇，一方面又官绅联手，强烈反对岑春蓂开仓平粜，阻挠地方政府救济灾民。
不管这次长沙粮荒、动乱在即是什么原因。但愈演愈烈的情形确实将影响到铁路的修筑。毕竟要建设，要发展，就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而自从陈文强在湖湘两省的经营越来越大，有逐渐成为新的革命中心的趋势后，修筑粤汉铁路便具有了极重要的政治、军事作用。快修、快快修，北洋军南下有芦汉铁路，革命军由南向北也要有一条快速进兵的大动脉。新旧势力在这中国腹心之地展开决战，从而一定乾坤。
每想到此，陈文强都觉得振奋。也感到时间的紧迫。为了这个宏大设想能够成功，他更要把有可能阻碍他修铁路的人或事一并扫除。
…………
修路杂活，一天两顿饭，有饭有汤，男性青壮每天五角工钱，女性青壮每天三角钱，老弱儿童一角；不愿领工钱者，可换以官价米粮……
陈文强尚未到长沙。铁路公司的告示已经在铁路沿线的城镇张贴出来。与正规筑路的工程队，待遇自然是不能比的。但按照告示上的官价。一角钱就能换一杯米，熬粥喝就已经会不饿死。
而先于陈文强抵达长沙的是三百余名铁路巡警，说是巡警，装备却不亚于当时的新军，更胜过地方巡防营。有此精明强悍的武装坐镇，又接到了陈文强的书信。岑春蓂腰杆硬挺，立刻宣布明日起开仓平粜，每人每天限粜一升米粮，若有大户敢私购囤积者，官府严惩不贷。
“误会。误会呀！”叶德辉打躬作揖，对着突然登门的铁路巡警长沙局坐办杨洪名连连解释，“小民岂敢阻陈大人修路，岂敢哪！这个，这个，我等是对巡抚岑大人不满，绝无丝毫触犯陈大人之心。还望大人向陈大人说明，一定要说明白呀！”
杨洪名用怀疑的眼神审视着叶德辉，陈文强已经发来电报，要他分别拜访长沙的四大豪绅，既是说明，又是警告。只是看这叶德辉的熊样，似乎真的不是针对修路啊！
“对了，对了，小民现在亦是宪政同志会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