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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审讯技巧，陈文强当然是了解的，尽管他更熟悉的是所经受过的反审讯训练，但道理是相通的。
比如审讯室应该是一间狭小、隔音的房间，其中只有三把椅子、一张桌子和四面空空的墙。这样的布局能营造出一种无所遁形、陌生而又孤立无援的感觉，从而在审讯过程中强化嫌犯“让我出去”的意识。
比如让嫌犯坐在一张不舒服的椅子上，使他无法触到任何东西，以便加剧他所感到的不适，诱发他的依赖感。
当把这些教授给清乡委员会的新任委员后，再加上新任委员的年轻、气壮，思想新潮且单纯，不比旧官僚的贪渎，在清乡审案中便可大大减少诬良为盗、严刑逼供的冤案。
借剿平盗匪之机，陈文强不仅是要提前使广东的社会治安好转，为革命之后作打算，还要把警察局设于各县，变相地控制广东全省。要知道陈文强对警察的要求甚高，装备也好，特别是要与大股盗匪开战的武装警察，战斗力比旧式巡防营高出很多，比新军也相差无几。
而剿抚并用，软硬兼施，历史上一直是官府对付暴乱或匪盗的不二法门，陈文强也不例外。
结合着威慑打击，收缴枪枝、悬赏缉拿、自首宽大等政策也相应出台，更保证出首、捆拿、击杀剧盗恶匪者可以选择琼州、湖广、上海等地居住，官府予以安置，以躲避盗匪的报复。
轻轻的敲门声响起，推门而进的清乡委员见习委员陈炯明，恭敬地向陈文强禀报，顺德县各乡局士绅已经赶到，是否马上召开公议？
陈炯明是陈文强从政法学堂招收而来，成绩很优秀，且还是出身于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很特别的一个人。他考取秀才之后，却对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兴趣索然，没有再循着举人、进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在家乡过了几年心满意足的婚姻生活后，离开家乡惠州府来到广州府，入读政法学堂。
而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气候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当时的广州在两任总督陶模和岑春煊的主持下，各项新政面貌一新，新式学校开办得如火如荼，各种新思潮也在涌现。在广州的两年时间里，陈炯明大开了眼界，接触到各种新思想，最近随着立宪运动的盛行，他开始鼓吹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并有竞选咨议局议员的想法。
对陈炯明这个人的刚毅果敢和沉默寡言，以及操守，陈文强是比较满意的，虽称见习，但陈文强已经决定在打开局面，并且考察之后，便会委其以重任。
“大人，听闻顺德县士绅冼瑞衔有庇匪之名，不如此番便将其拿下，或可开清乡之良端。”陈炯明陪着陈文强走向会议室，提出自己的建议。
“查无实据。”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再者，就算刑讯有用，可若将其拿下，消息难以封锁，岂不给与其勾连之盗匪以窜逃之机？”
“那大人分别召集各县乡局士绅，是何用意呀？”陈炯明疑惑地问道。
陈文强淡淡一笑，当然不能说破自己的异能，只是模棱两可地说道：“查其颜，观其色，威慑加劝诱，或许能起到作用啊！还有，各地兴办民团也要靠他们出资捐钱哪！”
作为一种民兵组织，团练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晚清之后的团练，其基本精神则直接源于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时的“坚壁清野，筑寨练团”等经验。在广东，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内忧外患再一次刺激了团练的勃兴，但到了清末，团练的发展又受到了朝廷的抑制。准确地说，官府是既提倡又抑制的矛盾。
官方提倡各地办团是出于抵御盗匪的需要，同时，官方又不敢完全放手让地方自由办团，要防止民间武力的膨胀，于是便出现了这样复杂、矛盾的状况。
而官府的这种复杂心态，又势必影响着各地士绅阶层办团的积极性。筹集办团经费是办团的关键，也是难题。由于办团经费基本上依靠地方士绅自行解决，官方意志在办团过程中过多体现，反倒使经费来源出现问题。造成的结果往往是“禀来禀去，经费仍须自筹，官与绅则互推诿”。
二十世纪初，广东各地在官方要求下兴办团练，却得不到地方士绅的充分合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官绅之间存在的裂痕。当时的舆论便说：“粤省各属，盗匪出没，地方虽迭经札行团练，卒以款项难筹，或办理不终，或并无成议。其富厚之乡，雇勇防守，亦皆虚有其表……”
……………（未完待续。）
第二百二十一章多管齐下，西南
对陈文强来说，地方军事化有利有弊，不好判断；但就现在的剿匪来看，却是利大于弊。
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陈文强虽然从琼州带来了精兵强将，但剿匪不是打仗，不依靠地方土著乡勇，人生地不熟的警察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任务。所以，他一方面要招收土著警察，一方面要依靠地方民团抵御盗匪。
对此，他的办法是成立民团教练处，训练和督促民团行使正常职能，也是一种变相的控制。此外，他还准备从枪枝、弹药的申购、请领、保管等方面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以使隐患降到最低的程度。
而从兴办团练的积极性来看，商绅有很大的热情，传统士绅则较为消极。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进实施，陈文强认为民团以后可以由各地具有新思想的咨议局议员来掌控，成为立宪派的隐性武力。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陈文强在剿匪的事情上是有着一个智囊团在搜集资料、筹谋研究，动用了明暗各方的力量。明的是警察、巡防营、民团，暗的则还有他所掌握的江湖力量。
广东的盗匪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股匪众多，多则数百人，少则十数人，各自为匪，互不相属。这种“遍地皆匪”的状况，无疑是加大了剿灭的难度。但在其中，也有一定的联系，那就是会党。在晚清的广东，会党以三合会为最盛，而“三合会者，盗贼之母也。凡欲为盗，必先入会，既已入会，便思作歹”。
简单地说。不是所有的会党都是盗匪，但大多数盗匪却出身会党。抓住会党这个关节，对剿灭匪盗极为有利。而兴义堂的耳目，加上徐春山、李家俊原来的出身和人脉，便成了陈文强可资利用的手段。
剿匪既是复杂的工作，陈文强自然要用多管齐下的办法。
而广东盗匪的另外一个特点便是相对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尤以南海、番禺、顺德最为猖獗。这无疑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距离广州近，调兵前往的速度快，地方富庶又能提供经费，商绅对于治安的热情又高。
陈文强当然不会始终把剿匪工作放在首位，但开一个好头，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培养出一批缉捕剿盗的精干队伍，却是他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很自然。他把目光放到了盗匪最为猖獗的广、肇两府，而重拳却是首先要砸向南海、番禺、顺德这三县。
这一通盘计划自然不会为人所知，陈炯明也就觉得迷惑不解。
在召集顺德县乡局士绅的会议上，陈文强是客气的，是和蔼的，所说的也多是陈词滥调。什么“保良攻匪”，什么“举报捆解”，什么“包庇纵容。严惩不怠”，这些都是官府早已有之的规定条文。重新说一遍有作用吗？
当然，也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委派了县警察局局长，还有随同前往的二十名警察；比如表彰了自告奋勇办团练的士绅卢天骥，慷慨拔付枪枝、子弹，并委派民团教练三人；比如向各乡团派驻民团教练两人；比如地痞、流氓尽行登记，待清乡时作为重点嫌疑人进行讯问；比如改变勒缴花红……
其实有所改变的有不少。但似乎都是缓不济急的策略，而不是众人所预期的雷霆打击的清乡。而且，陈文强向众人坦言了剿匪的艰巨性，要制定出完善、有效的清乡策略，还要等他召集完各县乡绅开完会。并且巡视完各地匪情后，才能够完成。
会议有些冗长，但良绅有些失望，劣绅则暗自心喜。所谓的一九零八年大清乡，虽然陈文强信誓旦旦，估计也是没准的事。
散会之后，众乡绅表都恭敬地告辞而去，陈文强才露出意味深长的冷笑。桌上是与会者的名单，有数人已经被他划上了红叉。没有人知道，他要这些家伙开刀，而且是毫不留情。
“大人——”陈炯明憋了不少疑问，刚想开口询问，陈文强却抬手打断了他。
“竞存。”陈文强只是略停顿了一下，便把工作布置下去，却不是解答疑问，交代的工作似乎也不是很紧急。
“是，大人。”陈炯明躬身领命，迟疑了一下，告退而去。
顺德，顺德，陈文强把身体靠进椅子，已经决定从此地开始剿匪的第一步。烟幕已经放出，他要等的便是所需军火的运到，所需人员的到位了。
……………
一阵闷雷过后，接着是风，然后就是大点的雨。这雨来得猛，下得密，飙急的雨点和着风漩，竟如拧在一起的一条条残酷的鞭子似的，从天空中凶猛地抽打下来，毫不留情地抽打到人的头脸和周身。
深沉稳健，又通达计谋，算是对宋复华比较中肯的评价。而他素有大志，在一九零二年就放言：“天下苦满政久矣。若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在宋复华放言的时候，很多同游们还讽其为“狂生”。可当他把革命方略与陈文强商讨时，陈文强却颇是赞同。尽管陈文强主张在南方沿海之地先行起事，树革命大旗，引革命风潮，并练革命之军。但陈文强也没放弃在长江中下游，即腹心地带起义的计划。
而三路齐发，决战于腹心之地的大战略，可以说是陈文强与宋复华先行商议，又综合了吴禄贞的专业军事意见，才最终形成的。
现在，革命走到了这一步，前进的道路虽然还有很多坎坷，但前景却已经露出了胜利的光明。不仅仅是西南革命军的接连胜利，还有陈文强在体制内的经营和发展，更有复兴会号召力的迅猛提升。
留学生、海外华侨华人、国内热血青年，所有在革命号角鸣响中深受鼓舞、矢志投身的革命者，正在复兴会各支部的协调引导下。不断奔赴革命战场。
这些人具有新思想，有信仰、有理想，有精神、有意志，说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也不为过。他们的加入，使革命军更加坚强、稳固，更有战斗力。同时。各方面的人才会集，也使根据地的运作快速走上了正轨。
“……现在，我们是革命党；以后，我们将是革命的政党。现在，是旧的破坏的时期，以后，将是新的建设的时期。现在，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以后，对于敌党，是要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愚非不想直捣黄龙，达革命之彻底成功。然昨夜再思陈同志之言，颇觉有理。正如其也说，若欲达革命之彻底成功，而致全国大规模内战。列强觊觎之下，日俄最为可虑。确有分裂之虞。若如此，吾等岂不成千古罪人。而吾却不想作一野心家……”
“……若革命不能彻底成功，而免国家之分裂，妥协似也可为。至于政治体制，愚以为内阁制为佳。如我党在国会里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