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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与临时政府的计划还是不同的。临时政府并不准备以正式宣言或公开声明来表示愿意承担一切清政府所签订的条约和义务，但也不会马上停止实施，而是采取私下口头承认或默许的方式继续承担条约义务。
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如为一时之安宁急于在当时达成一致，则日后不易改变；先行默认，则局势的变化会不断创造出各种可资利用的机会。而一旦日后羽翼丰满，则采取主动。如果公开承认，以后想改变，就是“无理”了。至少丧失了主动性。
“如果新政府能明确承认各国根据条约或成案、惯例在中国享有的一切权利、特权和豁免权，负责偿付外债。那么各国对新政府的承认将不会是问题。”朱尔典郑重地说道。
“截止目前，我们似乎还未做出哪些伤害外国人，破坏条约或惯例的举动？”陈文强表情是万分的真诚，说道：“而由新政府明确承认，这似乎不是个好时候，这将大大打击新政府的威信和权威，也会被某些人所利用。掀起一场排外风潮也不是不可能的。出于稳定的考虑，新政府并不打算这么做。但授权我在此郑重表态，对于已经形成的条约或成案、惯例，新政府并无意进行改变。”
说说而已，你有录音机吗？嘿嘿，没有吧！政客的精髓，那就是翻脸不认账。只要不形成书面文件。日后撕毁或重订条约，你又能奈我何？或许你们认为中国没有那个实力与列强叫板，但你们也想不到一战就要爆发了吧，只要有时间，中国未必不能赶上这个大发展的机遇。
……………
推翻满清统治。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社会安定，国家建设，相对来说更加复杂，更加艰巨，更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
各省光复了，但党派林立，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事情却是更多，更加复杂，此时才能看出各个革命党派的实力和能力。
在复兴会实际控制的省份，有武力作后盾，工作基本能有条不紊地进行。社会能迅速安定，建设能走上正轨，民众无惶惶之心，惠民政策能坚决彻底地贯彻实施。
而反观其他党派，只求数量，不讲质量，本身就良莠不齐，心思各异。面对革命后的复杂形势，针对会党、宪党的政策又不统一，对政治斗争缺乏足够经验和应有的警惕。
光复成功，相当一部分人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忙着在新的政权中瓜分利益，丧失了革命性和进取性，丧失了警惕，产生了骄傲情绪，不可一世。很多军人更是恃功恣态，大权在手，骄傲异常、刚愎自用，动辄整队质问。这样的行事，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组织，不坏事才怪。
而且，纷乱的不止一省，贵州、陕西、四川等都急待安定。
比如贵州，就要说到援鄂黔军。按当时情况来说援鄂本无可厚非，但杨荩诚以一省都督被迫率师离去，在革命独立各省是很少见的，这意味着革命政权上层的分裂。而摒弃新军而重新编组巡防队，贵州军政府行事在南方独立各省也可谓是咄咄怪事。
用陈文强的话说，贵州是一团混乱，目前执掌军政府的自党，原本是一个宪派团体，虽转型为革命团体，但并不彻底。
虽说贵州革命光复之过程极其顺利，但革命之后社会初定，贵阳各派势力云集，新军、同盟会人、会党、宪党、封建官僚、地主团练集团，龙蛇混杂。而这些人正在拼命拉队伍，正如时人云：“满城庙宇及广大住宅皆为募兵地点，无业游民及小商贩，多报名应募。
当新兵列队至南厂时，应募者担犹在肩，篮犹在手，如此部队可成军乎？而如此乱象。只有等到几派斗争出个究竟，形势明朗了，才是临时政府有理由并且出手干涉的时候。
复兴会虽然有强军在手，实力雄厚，但面对革命之初的乱象，以及革命之后的发展建设。依然不敢全面铺开，关键还是财政的制约。尽管有合资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帮助，可说到充裕，还不能如此断定。
而金融的威力不是普通人所能想象的，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谁控制着货币供应，谁就是所有工业和商业的绝对主人。而一个管理良好的纸币系统，不仅不会产生任何不便，甚至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拥有更多的优势。
法定货币体制彻底摆脱了黄金和白银对贷款总量的刚性制约。让货币控制更加弹性，也更加隐秘，控制起来也更为复杂，需要极为精确的计算。
当然，陈文强绝不是想通过急剧增发货币，掠夺整个国家储蓄者的巨额财富。虽然这比起原来银行强制拍卖别人财产的方式，要“文明”得多，所遇到人民的抵抗也要小得多。甚至难以为人察觉。
而且，要实行现在国际通行的金本位体制。将难以避免遭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更有可能遭到国际金融财团的恶意狙击。尽管在现在的中国，没有人有恶意制造经济危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能力，可预防是必要的。
而合资银行能够倾力帮助临时政府，正因为临时政府已经默许或承认了它的货币发行权，虽然临时政府也向合资银行派出了监督官员。但在实质上，正与欧美国家相类似，临时政府并不追求完全控股。
什么意思？很简单，欧美国家是由私人银行控制货币发放权，由银行家来左右政府行为。临时政府显然也不准备改变目前的状况，或者说是暂时无力改变。
没有了银行的支持，没有了金融手段，革命不会有这么大的声势，革命军也不会显示出越来越强的实力，更不能对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军造成威压。
钱，一切都是钱闹的。理想虽然崇高，但最后还要落在这个最俗气的字眼上，谁也不例外。
现在，眼前的这位眼镜先生，便是为钱而来，但陈文强可不是什么善财童子。
张静江，北辰的财政顾问，前来打探虚实，看看北辰那雄心勃勃的二十万公里铁路建设能否有个开头。
铁路的建设是严重依赖金融支持的重要基础行业，以美国为例，它的庞大的铁路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赖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资本市场的金钱才得以实现的。
而新政府的铁路建设计划虽然也很庞大，却因为要与列强谈判而耽搁下来。当然，陈文强这位复兴会的财政总长正不务正业地玩着外交，根本还没有拿钱的打算。
“修铁路需要的是巨量资金，当然，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尽量减少利权的丧失，才是铁路没有立即动工的原因。”陈文强解释道：“等到国事确定，新政府应该会马上向铁道建设拔款吧？”
张静江点了点头，试着问道：“借外资修路，如果条件合适，也未尝不可。”
“不是借，是投资。”陈文强狡黠地说道：“不涉及管理权，只赚取他们应得的利益。”
“这样吸引到的资金恐怕有限。”张静江有些疑虑地说道：“发行股票，如川路公司一样，民众的购买力也成问题。”
陈文强笑着点了点头，并不想解释得太透，而是有些敷衍地说道：“放心好了，修路的钱是不用担心的。而且发行股票，也会用一种巧妙迂回的办法。”
张静江也是一位长袖善舞的商界高手，对于陈文强所说的迂回和巧妙方法感到非常的好奇，但陈文强明显不想细说，他也就不好追问下去。
“建铁路是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好在中国人多，可以多点开工。”陈文强岔开了话题，很随便地询问道：“技术工人也有些储备，钢轨先由汉阳铁厂供应，大冶铁厂也可以，再加上柳州、马鞍山等工厂的建成，应该可以跟上建设速度。”
“这都要感谢陈先生提前多年的布局，您人才现在可是紧俏得很。”张静江笑着说道。
在清末新政时期，民族工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洋企业在管理水平、管理方式等方面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陈文强的产业则不同，一开始就采用了全新的先进管理模式，并建立了职业学校，几年时间里培养了大批的管理人才和专门人才。
时至今日，这些人才可都成了香饽饽，首先要被优先安排进国家支柱企业，然后剩下的才归各部门或各商家抢夺。而且被高薪聘任后，最小也是个经理或工程师。
“有理论，又有实践的成熟人才确实少了些。”陈文强一摊手，苦笑道：“而且他们都是自由身，合同期满了，我也不好强留。当然，我可以试着用私人感情联络一下，有多大效果可就不好说了。”
“只要陈先生尽力就好。”张静江笑着掏出几张文件递给陈文强，说道：“这是北辰先生的初步计划，先修粤汉、粤桂、滇桂、川汉、宁汉共五条铁路。”
陈文强笑呵呵地打开观看，纸上谈兵，他不太感兴趣，但还是装模作样地点了点头，说道：“粤汉、宁汉再加成昆铁路可先期动工，另外，建设重点应放在西部，这是国防的需要。兰西线与京汉接轨涉及到西北驻军的调动和物资供应，应尽早开始建设。所以，西安铁路局、广州铁路局，昆明铁路局、成都铁路局、南京铁路局、武汉铁路局应派出精干人员主持，财务监督更要跟上，绝不能空耗资财。”
“国家资产，民众血汗，自是不能随意浪费。”张静江点头表示理解，说道：“只要外国不干涉，凭中国人勤劳朴实、踏实肯干的精神，只要资金充裕，铁路建设估计能很快见到成效。”
“那就要看将来铁道部的工作了。”陈文强笑着说道：“为了加快铁路建设，我看以后可以允许民间成立工程公司，所有工程都采取公开的招投标制度，外国人也可以参加进来嘛。”
“这对铁道部下属的工程公司将是一个冲击。”张静江皱了皱眉，说道：“况且，由民间工程公司承建，这工程质量——”（未完待续。）
第二百二十五章不和谐的声音，陈袁再会
“那就需要严格的审验机构了。”陈文强用手轻轻叩击着桌子，说道：“政府部门大包大揽并不是件好事，没有竞争，工程造价就压不下来，工作的责任心也不会太强。总之，垄断容易造成和浪费。”
张静江想了一会儿，勉强点头说道：“应该可以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钱紧哪！”陈文强叹道：“国家百废待兴，处处都要用钱，各地的税收今年是甭想了，明年能好一些，也有限。三年以后或许能有大改观，嘿嘿，也不好说。”
“要是连你都没有办法，这么没信心，别人怎么办？”张静江见陈文强开始哭穷，感到很有趣，“你投资的眼光无人能敌，还擅长资本运作和金融手段，又与美德两国财团有着联系，方方面面，政府的财政总长一职非你莫属。”
“那些外国资本还是少用为妙，太过贪婪。”陈文强深有戒意地说道：“一旦借外债，列强之间又会因为竞争而横加干涉，只能尽量自己解决，才能多少堵住他们的借口。”
“是啊，利权不能再丧失了。”张静江深有同感地说道。
“孙逸仙先生——那个，可有别的见教？”陈文强突然开口问道。
张静江愣了一下，随后说道：“那倒是没有。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以为孙先生是回国争权夺利的。其实孙先生胸怀广阔，一心为公，绝不在意官职高低。”
“是啊，孙先生是高风亮节，但有些人却——”陈文强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
其实，陈文强与北辰就在前些日子刚刚在南京进行了一番长时间的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