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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免了杀身之祸吧？”
增祺尴尬地一笑，说道：“革命党的炸弹和手枪，可是很厉害的。亡命之徒又多，不可不惧啊！”
锡良脸上露出疲态，增祺赶忙起身告辞。锡良又加挽留，将增祺暂时安置在自己官署，小睡了一会儿，来到书房，提笔斟酌，苦思冥想。
象锡良这样的满人高官是比较清醒，也是有些才干的。本来他已经有了拖病不治，以身殉朝廷的打算，但增祺所转达的信息，又让他的思想有了改变。
是啊，所谓的洁身自好、孤臣自守，真的就好吗？是不是很没有担当？锡良虽然号称清廉，但家产亦足够他生活，可其他满人呢？锡良可以想见，众多旗人因为身无长技而陷入穷困，食不果腹；众多旗人因为没有人在新政府中为他们说话，而地位低下。
端方，估计是会答应的。毕竟是顶着为皇上、太后着想，为广大旗人谋富的名义，能捞到好名声。那自己呢，答不答应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新政府总会找到愿意干事的满人，如增祺。
自己和端方一样，有能力，有抱负，就此隐居林下，还真是心有不甘。锡良又拿出增祺带来的文件资料，细细阅读起来。
有打有拉，有抑有扬，在陈文强的主持下，一张大网已行就编成，从稳定东北到安抚满人，他牢牢抓住了关键，抓住了人的心理。
既能治事，又能治人，陈文强的强项发挥得淋漓尽致，目光更是从全国，甚至国际上着眼。正专注于和谈的袁氏一方，显然落了下风，还不自知。（未完待续。）
第二百三十五章改组政党，筹边
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但从某个角度来看，又是不公平的。在相同的时间内，办事效率、行事侧重、思维行动等各不相同，时间站在哪一方还真是不好预料。
第二轮和谈开始前，广州举行了复兴会改组大会，与会达两千余人，选举产生理事九人，宋复华当选为总理事，陈文强与黄兴缺席，但依然当选。
这次改组影响深远。当时选出的干部更是一时之选，这些人学有专长，熟悉欧美和日本的政治、学术，不仅当时是佼佼者，而且在后来几十年复杂多变的中国政局中也都发挥了重要影响。
宋复华确实是政党政治的天才，他有能力、有威望、有手腕，把这些精英粘合在一起，他具备这样的凝聚力和个人魅力。
此次主持复兴会改组，宋复华于历史上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后来复兴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胜利就是宋复华成功的证明。
正如历史上宋教仁改组国民党一样，作为革命原动力的复兴会，经过改组后，挟革命的风雷，声势浩大，人数众多，已隐然执政坛之牛耳。革命后如春笋般冒出的大小党派，什么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等等，根本难以望其项背。
这意味着国会多数已无问题，无论是临时大总统，还是正式大总统，要想得到法理上的承认，就绕不开国会。而官员的任命也不会有太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临时政府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将保持连续性，设计好的建设步骤也将按计划实施。
和谈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陈文强愈发显得精神焕发。
按照商议，袁系一方提出了各种面临的困难，力争定都北京。
陈文强起初并没有强辩，先是避重就轻。岔开话题。等到他基本探悉了袁方各人的想法，才开始了反击。
“北方不稳这是事实，临时政府也颇为忧虑。为了国家领土、主权不被外人借机攫取，临时政府愿意为袁先生分忧。”陈文强把话题转了回来，开始逐条反驳，或者说逐条说出解决办法。“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当年左忠毅公能抬棺入疆，收复祖国领土，今临时政府也将克服困难，效仿之。”
从明代初期翦氏子孙落籍桃源县枫树乡，诞生了“维吾尔族的第二故乡”，到左宗棠抬棺出征，率部收复新疆。湖湘与新疆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而向北方进军，则是临时政府所预定的计划，也一直在准备着。甚至西北军区司令已在内部获得通过，黎元洪主动请缨，要建立左宗棠或刘锦棠那样足以彪炳史册的功绩。
行军路线也已经确定，将沿着古老的商业路线，汉口—狄道州—凉州—兰州—安西州—哈密—乌鲁木齐。这一条商路相对来说比较繁华，人烟较稠密。筹集物资也比较容易。
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困难要比现在大很多，不管是路途遥远。还是资金问题，解决的办法总是有的。
提起新疆，就不能不说到“新疆王”杨增新，他在新疆人的心目中，毁誉参半。历史上，在清末民初这样十分动荡的年代。云南人杨增新竟统治新疆长达十多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杨增新字鼎臣、子周，号荩臣，云南蒙自人，清光绪十五年进士。被选用甘肃中卫县知县，在甘肃任职近二十年。因施政有方而声誉大增，地方百姓曾立德政碑、建生祠以颂其德。
清光绪三十三年，杨增新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次年经新疆布政使向该省巡抚袁大化保荐，陛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升任新疆阿克苏道尹。在新疆任职初期，杨增新便显示出善于谋划、机警过人、敢作敢为的才干。
为此，他深得袁大化的赏识和重用。1909年广州起义，掀起了巨大的革命的波澜，引发国内政局的剧烈动荡。其时，新疆伊犁民族分裂势力发动叛乱，杀死伊犁将军志锐，宣布独立。杨增新眼看清朝廷覆灭在即，即以保卫省城，维持治安为由，向新疆巡抚袁大化建议，由他出面招募军队。
杨增新长袖善舞，一边用怀柔手段进行收抚，一边大刀重锤，实施武力镇压。他靠较多的政治经验与军事实力，平定哈密的起事，又分化并镇压了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起事，并与伊犁军政府谈和达成统一，并逐渐排除军政府人物的影响力，掌握实权。他在日记中写道：“纵一人生而千万人不免于死，是生者死之根；杀一人而千万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本。故渠魁首所当诛，而为恶不宜轻纵。”
新疆稳定之后，杨增新热衷于“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对临时政府和北方政权采取的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不问时事的老子的政治主张，对新疆人民采用愚民政策，认为民众能种种田，学点手艺就行，不要人们有知识和政治思想。
他对各族人民实行羁縻与牵制政策，先分而治之，后统而治之。他常说：对部下应“趋之以事而观其行，临之以利而察其廉。”杨增新不相信科学知识，他认为中国过去儒道佛学以及各杂家的书籍尽可以够用，不必向外人多事追求，最多学学制造枪炮、汽车或其他机器就行了。
而杨增新生怕军队串通犯上作乱，有意将新疆驻军的系统打乱，互不交往，各自为政。同时，军队的待遇低，装备差，缺少训练。如新疆陆军第1师，按编制应辖两个旅，实际人数只有一个团左右。该师师长蒋松林年逾七旬，白发苍苍，已是风烛残年。哈密、喀什、伊犁三地名义上各有驻军一个旅，实际上除伊犁外，其他两地的驻军都不足一个团。他还比喻说：“譬如一串钱。洒在地面，如要重新串联在一起，需要一个钱一个钱地拾取，既费时，又费事。”
确实，这些军队被拆得零散。是对杨增新的统治构不成什么威胁，但同样对铺天盖地，蓄谋已久的政府军来说，也费不了太大的力气。
这就是辩证法，杨增新肯定没学过，现在想学，也已经晚了。
而临时政府要控制西北地区，还有一个后续的重要目的，那就是移民屯垦。既建设开发新疆，又缓解一些地区人多地少而造成的租佃矛盾。
历史上在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后，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蹚古道“和“下南洋”，“赴金山“，形成近代五股大的移民浪潮，都是以谋生为特点的非官方行为。
其中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一般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走出这个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
“在家中，无生计。西口外行；到口外，数不尽，艰难种种。”茫茫草原、无垠沙海，内地民众迫于生计背井离乡“走西口”，这完全是一种自发性的经济行为，其移民活动遂呈现出无序的流动状态。
如果有政府引导。政策支持，那移民便真能达到“实边”的目的。新疆无疑是个大省，人口又少，是个比较合适的地方。
而杨增新却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从内地派来的人除特殊情况外。一概拒绝接纳。在星星峡专门设卡稽查，没有经过杨增新本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境。甚至由新疆返回内地的人员，也必须申请领取省署的护照，才能离开新疆返回内地。此外，杨增新对新闻舆论也严加防范。省内人士所订内地各种报刊，杨一律扣留，交存省署，由自己一人阅读。
杨增新为了试探临时政府和北方政府的态度，以及新疆王公对他的诚意，假意表示：“倦于政事，请求归隐林下”。各族王公即联名通电：拥护杨永镇西陲。
所以，对于杨增新这个家伙，袁氏认为时机未到，暂且拉拢；而临时政府却决心借筹边之名，派军北上，借路而控制陕西、甘肃、新疆，甚至包括内蒙一部，从而形成对北方袁氏的战略包围。
本来西北筹边是袁氏出的一个难题，在他和幕僚看来，临时政府在此时是无论如何不会把军力和财力投入进去的。但却没想到陈文强顺势而为，点头痛快地答应下来。
有什么有阴谋？又耍什么花招儿？难道咱们又上当了？
袁氏众人面面相觑，又都犯起了狐疑。
“除了西北，还有东北也不稳哪！”陈文强叹了口气，似乎在为袁大头他们感到忧心，“为了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不使外人有可趁之机，临时政府愿意为袁先生分忧，愿意——”
“东北在袁公的控制之下，绝无问题。”杨士琦下意识地赶忙阻止道：“袁公已请隆裕太后颁布懿旨要内蒙王公‘毋得滋生疑虑，演出种种无意识之举动’，还有东北的锡良，袁公亦通过皇太后，致长电‘说明利害，劝令各该省顾全和平，一律赞成共和，力顾大局，毋作无谓之举’。”
“管用嘛？”陈文强带着不放心的表情，语重心长地说道：“国事为重啊，切不可因私废公啊！”
胡惟德看着陈文强，小心翼翼地说道：“袁公是爱国的，是顾念大局的，陈先生不必担心。那个，咱们还是继续和谈吧！”
“好，继续谈。”陈文强咧嘴一笑，说道：“袁先生准备南下宣誓就职，这真是个好消息。会谈结束后，我马上给南方发电，请临时政府派专使来迎接袁先生。”
“和谈成功之后，再说此事不晚。”胡惟德赶忙补充，生怕被抓了漏洞。
陈文强盯着胡惟德，等他浑身不自在了，才笑着向后一靠，说道：“继续，继续谈吧！”
……………
第二轮和谈结束了，袁世凯做出了让步，同意南下宣誓就职，但永久首都的问题双方都避而不谈。给外人造成的印象似乎是老袁只须去南方走个程序，便又能回到北京。
和谈的曙光已经出现，民众们都期盼着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