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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一九零二-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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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你看看这本手搞,笔触犀利,可堪为国民教育第一书。”查理宋并没意识到陈文强的情绪变化,充满期望地将《革命军》的手稿递了过去,“出版印行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能找到报纸公开发表,影响力将更大。”

陈文强接过手稿,打开看了几页,虽然开口赞叹,却不象查理宋那般欣喜若狂,“好文笔,发乎于心,才能写出这般震撼的雷霆之声。嗯,这段写得好,‘扫除数千年种种之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把排满反清提高到了民主革命的新境界,思想水平已超出很多着眼于种族问题的革命理论。虽然还是略显偏激,但已经是难能可贵。”

…………

第八十章理论班子第一人

清末的革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大多革命者只一味地强调明末清初清兵对汉族人民的屠杀以及清代前期君主的严酷统治,以激起人们对清王朝的痛恨,换句话说,就是以排满或推翻清廷为最终目的。

以排满为口号和目的,固然比较有煽动力,但败笔也在于此,因为它把革命真正的目的——推翻结构,使国家强盛自立,使民众享受自由并摆脱贫困,变相地掩盖了。

而且,单纯以排满为目的,又置满蒙于何地?岂不是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恶邻所利用,有被吞并侵略的危险?

其实陈文强并不是一个革命理论家,可能也并没有想得那么深,因为他的出身,对中国的历史却不是特别的熟悉。但他与那个时代的革命者相比,最大的区别便在于少了几分激情,多了几分谨慎。他往往是想好了再干,而那时的革命者则是先干了再说。

这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陷,但他对《革命军》肯定之余,提出的意见也是中肯而客观的。

“文强,你这有些求全责备了,亦不正确。”查理宋见邹容表情不对,赶忙说道:“这等好文须仔细研读,岂能一扫便轻下断语。”

陈文强愣了一下,说道:“我读书速度快,并不表示一扫而过不认真。查理兄,你看这里,‘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不偏激吗?还有这里,‘驱逐住居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这是要把满人驱逐到哪里去?如果是满洲,不,应该称为东三省。那岂不是说东三省不是中国之地?”

“陈先生如此说,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也不妥当了?”邹容有些不悦地说道。

“这两句应该是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所提出来的吧?”陈文强想了想,说道:“年代久远,物是人非,形势已然不同,是否妥当,自然有待商榷。但依我看来,把革命定义为政治革命、思想革命,而非种族革命,应该更正确,更有生命力。邹容老弟,难道你认为革命只是简单的改朝换代,或者是普通的民间百姓所认为的反清复明?”

邹容瞪着陈文强,突然发现自己虽然不服气,但要反驳,却不是那么容易。自己在《革命军》中说过要建立中华共和国,又怎么会赞同什么反清复明的封建口号。

呵呵,陈文强冲着邹容微微一笑,诚恳地说道:“暇不掩瑜,书稿是不必改的,二位找我的目的,我也明白,此书我会想办法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个人的看法和观点也要坦诚相告,以示我对朋友的态度。有时候听听逆耳之言也不是什么坏事,你们说呢?”

“胸怀坦荡,直言面刺,朋友亦当如此。”查理宋笑着称赞,拍了拍邹容的肩膀,说道:“邹容老弟,文强这是认了你这个朋友,你呢,可别没那个心胸和肚量。”

邹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容岂敢如此狂妄,听不得半点批评。”

陈文强点了点头,视线又移到书稿上,边看边轻声赞叹道:“没有最痛的感悟,不能发出此等撕心裂肺的呐喊。”停顿了半晌,他若有所思地抬起头,盯着邹容缓缓说道:“邹老弟有些文笔,倒让我有了个想法。”

甲午战后,满清这个老大帝国风雨飘摇,苟延残喘。举国上下痛定思痛,已在求“变”,这其中有穷则变的内在形势,也有列强相逼的外来压力。开明的知识分子,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倡导变法革命。清廷中也有一二特出的大臣,主张革新;前有郭嵩焘、曾纪泽,后有薛福成等,都认为世变日亟,治世之法必须适应潮流。

然而,变法革命者众说纷纭,各自在思想上抬出一套东西来支持他们的变法主张,由此可将他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治革命,即不问政府是满人、还是汉人,只求改良政治,富国强兵;另一类是种族革命,坚决地排满反满,立志恢复汉家河山。

但是,这两派人物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间接或直接受到西洋文化的影响。一类当然是以英国立宪制为榜样,另一类则是以法、美的共和制为典范。可是依陈文强看来,这两派只不过学到了些西洋国家的皮毛,便要生硬地移植过来,实在是既缺乏理论根据,又缺乏实践的基础。

“到现在为止,中国竟然没有一本系统介绍西方,研究西方的书籍问世!大多数人还在抱着魏源的《海国图志》,这本不仅仅是只涉及了西方的一些皮毛,更重要的是谬误极多。”陈文强很遗憾地轻轻摇头,“我曾经想写一本书,系统介绍西方国家的书。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美利坚的合众国体制,法国的共和国体制,如何由来,历史传承,民族风俗,军队特点,地理文化,希望能展现在国人面前,为国家民族的富强自立起到一些指导作用。但我时间、学识皆是不足,一直难以完成。”说着,他将希翼的目光投注在邹容身上。

“中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或者托马斯·杰斐逊?”查理宋有些兴奋,又有些疑惑地问道。

“算是吧!”陈文强想了想,说道:“我知道查理兄是林肯的忠实信徒,羡慕并想学习美国。但是,任何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都不是无中生有的,它们都有其深厚的背景,这种背景反映的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绝不是只要推翻满清便可以达到的。要知道,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指路的明灯,再快的脚步也会走歪;没有谨慎的步伐,没有持久的毅力,再平的道路也会跌倒。”

“文强是说因为历史背景不同,美国的共和制不适合中国?”查理宋应该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多血汗型,好冲动,眼睛睁大,似乎有辩论的架势。

“适不适合,要研究分析才能得出结论。”陈文强避重就轻,不轻易下结论,“可惜没有人能够耐下性子,从事这看来枯躁的理论研究。唉,可惜可叹啊!”

短暂的沉默,查理宋突然望向若有所思的邹容,说道:“邹容老弟,我希望你能挑起这副担子,整理总结出系统的理论,这不仅是革命的指路明灯,还是对那些君主立宪派的沉重打击。也让所有人都看看,民主共和不仅仅是口号和唬人的招牌,更有深层次的思考和比较。”

“我——”邹容迟疑着,“恐怕学识不足,有负重托。”

“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一个小集团。”陈文强赶紧插话,“我会请很多与邹容老弟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在研究讨论中形成一套系统的革命理论,打造中国的富兰克林。”

……………

第八十一章合译出书,抢先出药

有冲锋打杀的武力,还要有摇笔呐喊的文人班底,陈文强正在把设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兴义堂、龙兴堂、杀手队,武力已经有了,剩下的便是如何扩张和加强;而文人班底的组建却刚刚起步,那个小报社,以及两名三流编辑,当然离他的期望差之远矣!

邹容不错,文笔犀利,年轻又有激情。嗯,也就是说,比较容易被陈文强所忽悠。当然,这确实是他拉拢来的第一个,以后还会不断物色,不断吸收。而邹容又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陈文强眼中便象一块磁石,能吸引更多的人才。

其实邹容也并未坚定跟着陈文强的信念,抱着试试的态度,他被陈永强领到了卢家湾。这里不仅有工厂,有实验室,还有陈永强的住所,就在实验楼的旁边。

“呵呵,这有点乱,但屋子足够多。”陈文强讪讪一笑,说道:“嗯,我找人把旁边的屋子收拾出来,你就先住下。”

这些日子里,每天早上陈文强简单安排一下工作,大部分时间便是在实验室里度过。需要休息或放松的时候,他便回到住所翻阅从海外邮来的科学期刊,或者是看一些外国人所写的有关革命的书籍,以便更加适应这个即将风起云涌的大时代。

“《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陈先生直接读英文书籍?”邹容有些惊讶,他勉强能译出书名,但要让他通读书籍,他自问是做不到的,而且,还有德文、法文的杂志,这个陈文强竟有如此本事?

“英文的是没问题。”陈永强拿起这两本书说道:“我感觉写得非常透彻。这本书,几乎承载了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历史苦难与未来理想。而中国一点都不比法国缺少这样的问题。从我个人观点来看,无论是社会的发展还是思想自身的演进,都要求国人的历史反思达到同等的水平。引用托克维尔的话: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人们的所作所为。如果不能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邹容简直是肃然起敬,又有些好奇地问道:“陈先生,您读书很快,又能记住,是不是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陈永强想了想,笑道:“可能还达不到那个程度,但我记得是三天看完这本书的,现在只能记个七七八八。”

“您,您简直是太谦虚了。”邹容觉得肃然起敬已经绝对不够了,但也有些遗憾,摇头道:“可惜我英文水平太差,却是读不了这本书。”

“这有何难,我给你念,你记录,咱俩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再找查理印刷出版,让国人都能看到。”陈文强笑着说道:“思考的人越多,行动的人也就越多。至于《革命军》,你就不用管了,我一定让它成为中国的《人权宣言》。”

“我想,还是再修改一下更好吧?”邹容有些不太确定地说道。

“美国之伟大不在于她比其他国家更为聪明,而在于她有更多能力修补自己犯下的错误。”陈文强摇了摇头,说道:“这是托克维尔说的。在目前来说,即便是有缺陷,也要公之于众,振聋发聩。以后再慢慢修补,这样更好。”

“那好吧!”邹容点了点头,算是最后决定下来。

“对了,你日语怎么样?”陈文强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开口问道:“能写书信吗?”

邹容迟疑了一下,谦虚地说道:“简单的应该可以,如果要求很高的话,恐怕就不能胜任了。”

“那你帮我写一封,我要跟一个日本人联系一下。”陈文强突然若有所思,似乎在最后考虑。

……………

到19世纪70年代,人类对细胞的观察在德国进入了黄金时代,这得益于德国两大工业发展:一是光学工业,制造出了更加精良的光学显微镜;二是染料业,细胞学家们尝试了各种染料,试图使不同的细胞、细胞的不同结构能不同程度地被染色,以便在显微镜下区分。

1890年,德国犹太年轻医生保罗·埃利希在r。科赫教授领导的传染病研究所任职,科赫是著名的细菌学家,他首创了“细菌染色法”――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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