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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有些妇女的脖子裂开了，全身都是伤口。……”
“还有很多其他此类事件。我们面临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所有外国人都面临着这个问题。我们无法阻止他们把男人带走，但是我们可以阻止他们强奸女性。……”
“如果有任何真正的措施制止这种行为的话。这种行为是可以被制止的。当时这种事情完全没有被（日本人）当回事。一天，安全区委员会的主席拉贝和一名日本军官一起去他的家，拉贝先生收留了许多中国女性，在他的院子里大约有二三百人，她们在院子里搭起了小帐篷，那天当他和那个日本军官一起到家时，他们看到一名日本士兵正在一个帐篷里强奸妇女，那名军官所做的只是打了那名士兵几个耳光，拉贝对此感到极其恶心，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其他国际委员会的成员。”
“在一月三十日。我们要处理一个新的危机，因为日本人试图——他们找到我们，试图强迫我们把这些女性从安全区遣送回家。”
威伯追问道：“那是哪一年的一月三十日？”
“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他们（日本人）不希望我们——他们不希望这些女性受我们保护。我们决定作出一些顺从的表示，因为我们担心整个安全区会被解散。”
“因此我们建议年纪较大的女性回家。但我们仍然把年轻的女性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我们很快就听说这些妇女从安全区回家后，强奸事件又开始了，而这些女性中的一些人，我们在安全区内是认识的。”
……
在这个问题回忆完之后，威伯问道：“马吉先生，日本士兵在占领南京后是如何对待私人财产的呢？”
“日本士兵抢走了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手表、自来水笔、钱、衣服、食品。我曾经在最初的几天里把一个弱智的妇女送到医院。她在夺回被一名日本士兵抢走的被褥时被这名日本兵刺伤了脖子。日本士兵根本不理会他们自己的领事馆张贴的关于保护外国财产的告示，也不理会美国大使馆张贴的告示。……”
威伯又追问道：“你描述了日本士兵在占领南京后对待平民和财产的情况，这种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在大约六个星期后，这种事情开始减少，但是还是发生了许多此类事件，之后发生了许多单个事件。……”
威伯问得很详细，约翰马吉回答的也很详细。日本律师团的律师见势不妙，于是日本律师打断道：“如果法官大人允许的话，我想利用这个空隙提醒法庭，我相信各位法官已经注意到这位证人在通过阅读某种笔记来帮助他的记忆，那么我想一直到现在他都不能根据他的记忆来作证，他不应该阅读笔记或准备好的记录。我希望法庭能规范这一点。”
威伯对约翰马吉道：“当你站在证人席时，你就没有了阅读笔记的自由——除非你得到了法庭的许可，只有当你需要用来帮助你回忆而且这些笔记是在这些事情发生时记录的，你才能阅读。这一警告对你是有效的。”
约翰马吉却道：“我想告诉阁下，我的本子上写的内容，上面只有日期。我每天都给我的妻子写一封日记信，现在就在我手里。这上面全是“十二月十四日”之类的日期！”
“如果说记录详细，我的日记远远没有拉贝先生和魏特琳女士的日记详细。我也带来了他们的日记！如果说阅读，我还不如阅读这两份更详细的日记！而且。无论我是否在阅读日记，历史的真实是改变不了的。”
“我前面说过，我给一些中国人录过像。我想告诉庭长阁下，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影像。我也带到了法庭，希望法庭允许当庭播放！并且希望法庭将拉贝先生和魏特琳女士的日记采纳！”
按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规矩，可以被认定为证据的影像，是可以当庭播放的。例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方面。为了证明日本准备侵略战争的情况，和被告荒木贞夫在备战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曾经提出过一部名为《非常时之日本》的影片作证。
这部《非常时之日本》，随即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证据接受。并在审判大厅当众放映。美国人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修的极为出色，放映效果远不是普通电影院能够比拟。
约翰马吉提供的证据，让法官们有些吃惊。毕竟，当年的南京大屠杀极为惨烈，能保存下来的录像凤毛麟角。甚至连余生都没有搜集到，却不料在约翰马吉手中有一份。
旁听席和记者席上的众人听约翰马吉如此说，也是相顾哗然。日本律师团毫无准备。听到这个消息后，面色铁青。威伯只能敲了两下锤子，道：“安静！安静！现在休庭四十五分钟！法官会议会表决，是否当庭播放约翰马吉先生带来的录像。以及是否将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采纳为新证据！”
其实，威伯明白，约翰马吉的录像必然会被播放。如果他胆敢不当庭播放，第二天，公众的口水就会将其淹死。不过，约翰马吉所提到的不仅仅是录像，还有拉贝和魏特琳的日记。
这些消息太过出乎意料。他需要消化一下。所以只能暂时休庭。
而众多听众和媒体，在知道约翰马吉的录像将被当庭播放时，非常兴奋。自觉三千日元的黄牛票没有白买。
果然，在休庭四十五分钟之后。威伯当庭宣布：“允许约翰马吉的录像当庭播放！”
约翰马吉的录像。在后世看，有些模糊不清，并且没有太强的娱乐性，并不吸引人。但是，在这个时代，却是最为吸引人的真实记录。无论日本律师团还是中国人。都对这一段录像有着极大的兴趣。
至少，日本律师团需要千方百计的从中寻找一些可以让自己脱罪的细节。
约翰马吉的录像，余生在后世看过不少片段，最长的一个版本，是十七分钟版。没有配音的默片，偶尔中断的画面，毫无具体连续的动作，让时代相隔数十年的余生毫无代入感。此时再看完整版，却有不一样的感觉。
余生眼见得——日本人的坦克和大炮正疯狂地炮击南京城；日本人的机关枪正对着成群的中国人进行扫射，中国人如同被收割的麦穗般倒下……
南京城内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受日军欺侮的中国妇女满身创伤的倒在地上；被汽油烧焦的中国人尸体惨不忍睹，无论是在街道上还是水塘里，到处积聚着被日本人残杀的中国人的尸体。……
心中的愤怒悲凉不可抑制，远比在后世看的时候深刻许多。
约翰马吉的录像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害。特别是刚刚进入南京城时候的暴行。另一部分，便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约翰马吉和德国人京特、丹麦人辛德贝尔，一起去往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一带救援难民的情景。
录像中，可见万余难民，在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挣扎求存，和受伤的难民排队等候医生救治的景象。
与此同时，也记录了，沿太平门至龙潭的公路干线，在十英里和十二英里距离之间，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房屋被战火烧毁；逃到乡间的城市老太太被日本人打死；反绑的中国士兵被日军处决后扔进水塘；四川籍士兵的尸体横陈路上等等，让人痛楚如刀锋划过的场景。
后世十七分钟版本的约翰马吉录像，记载的还大多都是受伤的中国人，到医院就诊的画面，远景镜头不多，却也有广阔的天地。这一点在完整版的约翰马吉的录像上，就更加明显了。
这就构成了一种奇妙的交叉对比——广阔无比的土地、横行霸道的日军和伤口累累的中国人。这是一种约翰马吉无意为之，但却造成艺术效果的蒙太奇。虽然没有配音，只有偶尔出现的英文解说，但是，却可知道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伤痛。
而最刺目的还不是人身体的伤口，而是影像里的那几双眼睛。或许有心，或许无意，约翰马吉在记录片中，关于医院的片段里，总会拍一些人静坐时，上半身的照片。有两个女子的眼睛直勾勾的看着镜头，无比静默。
对比强烈而鲜明的黑白色，让这些眼睛中蕴含着的痛苦分外鲜明。越年轻的眼睛，越是情绪分明。特别是那个十一岁的小女孩。反倒是一些成年人，或许因为懂得人生痛苦，眼神中并无截然分别的情绪，混沌迷离而不自知。
虽然，约翰马吉的这些影像，只是为了记录而记录。甚至连纪录片都算不上。但是约翰马吉很明显能体味到这些被他救助的人的痛苦，并清楚他们的表达方式，可以用镜头轻而易举的捕获这些瞬间而长久的情绪。
这部影片因此也具有了难得的艺术性，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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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四章 千人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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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马吉一百零五分钟的录像播放完毕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休庭半个小时，让参与审讯的众人稍事休息，然后审讯接着开始。
果然，日本律师团并不认可约翰马吉所拍摄的这份录像。清濑一郎对威伯道：“庭长先生，虽然我们知道从一九三七年末，到一九三八年初，南京必然是发生了一些事情，或许约翰马吉先生也在南京，但并不意味着这份影像就是真实的。”
“如果是有人帮助约翰马吉先生，用电影特有的方式‘表演’了这段影像中的一些场景。并且，约翰马吉先生出于一些原因，将这份录像强行指称为，是在一九三七年末，到一九三八年初南京所拍摄的。也很有可能。”
“而且一个美国人成为中国人的证人，本身就很搞笑。我们可以承认战争死过人，但是，并非每一次战争都会如同约翰马吉先生的想象。亚洲的战争方式，和欧美是完全不同的。约翰马吉先生以自己的方式选择场景和影像，在看似没有歪曲事实的时候，实则已经对战争进行了歪曲。”
日本律师团的这番话强词夺理，在质疑约翰马吉的同时，直指余生。避而不谈历史细节，只是一味质疑余生和约翰马吉的人品。而作为负责辩驳日本律师团的约瑟夫季南，反问道：“既然如此，那你认为谁说的证词可信呢？”
清濑一郎一笑：“当然是当年在南京生活的人。并且，必须要有一定的数量才有证明的效力。”
日本律师团如今能够掌控的信息渠道，大多都是在日本国内。不过因为美国人的占领。也有限的紧。由于日本人的战败，日本人布局在海外的情报机构，如同摧枯拉朽一般崩溃。
在一九四六年，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布局在中国的、有效信息渠道。所以，也无从掌握中国的信息，由于出入境都是由美国人把持。所以，这些日本律师，根本不清楚到底有多少证人入境。余生一方，对此也是讳莫如深。
从日本律师团搜集的消息来看，他们虽然知道余生曾经派人回到中国，寻找当年南京大屠杀的证人。但是，却不知道寻找的效果如何。就他们所知，由于日本律师团延宕战略的成功实施，大量检察方的盟军证人。不得不辞去工作，滞留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