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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你反对对了，可你还得戴着那顶帽子——赵尚志能服气吗？
可他在文件上签字了。
关于“2。根据我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以前所犯的错误”，他在“请求书”中写道：
因为我没有同北满负责同志会面，而听到了许多路线策略上的问题，以及其他原因，我过份估计误会以为有奸细问题，至于对陈绍宾同志也曾发生很大的严重的误会。现在我对北满负责同志及陈绍宾同志的怀疑，已经消除。
直到赵尚志牺牲前一个多月，他还在不舍不弃地寻找陈绍宾和戴鸿宾，欲与他们当面对质，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以他的性格，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痛苦和无奈？
“我没有同北满负责同志会面”——无论赵尚志说这话时意没意识到，会不会面都是至关要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赵尚志怀疑周保中是奸细，源自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我过界就被关起来，你为什么来去自由？对冯仲云等人，则主要是因为看了省委一些“批赵”的文件。周保中前面说了，冯仲云则从得知省委决定开除赵尚志党籍那一刻起，就不遗余力地做工作，希望能够保留、恢复赵尚志的党籍。虽然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也没能看到这一天，可在他的极力推动下，哈尔滨道里区新城大街改名尚志大街，珠河县改称尚志县——前面已经说过了。而一位非党人士，能享得此等荣誉，在我党历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太罕见了。
冯仲云也曾疑惑过。他派高禹民“过苏联”后，在萝北等候高禹民时，陈绍宾来了，告诉他赵尚志杀了祁致中，还说省委领导人是奸细。陈绍宾、周云峰那篇有“尚连生同志”“供词”的报告，也是写给冯仲云、高禹民的。空间的距离拉远了心的距离，听风就是雨，误解会让人越想越歪。冯仲云要去见赵尚志，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刚要动身，高禹民从苏联回来了，就“过苏联”了。可他和周保中在伯力见到了赵尚志，把话谈开了，就释疑了。
如果金策等人错过了那个时空，比如已经动身去下江了，没有见到戴鸿宾、陈绍宾。或者见到了他们，又在某个时空中，纯属偶然地见到了赵尚志。或者干脆让赵尚志像陈绍宾那样，无处不在，谁都能见，那会怎样？还是那句话：“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当面锣，对面鼓，敲呗。老战友了，有什么谈不开的？结果却是所有的巧合好像都串通好了，一概与赵尚志为敌。该见到的谁也没见到，不该相见的都走一块儿去了。似乎该见又似乎不该见的，还差点儿兵戎相见，到了也未能再见。
有老人说，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是已经浮出水面的尚连生，是不是早就叛变了？是不是还有比他更重要、更隐秘的角色？在东满，日本鬼子“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让你自相残杀。在东满干得那么漂亮、得意，在北满、吉东它就不宣传了，只是悄没声地制造矛盾、分裂，让你斗来斗去，它在那儿偷着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就是抗联内部的权力斗争。而敌人的阴谋能够得逞，是不是多少利用了这种权力斗争？
关于前者，1940年11月27日，《赵尚志对被开除党籍问题的申诉意见》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明确写道：
（六）日寇有无可能派遣暗害分子或奸细分子混入东北游击队和党的上层，有没有不很明白的干部或群众受暗害分子陷害、挑拨，而混乱了真假，掩盖了事实？辨别好坏发生困难？
关于后者，在当年的文件中，偶尔也会露下头。而在后来的各类作品中，则一概拒绝涉及这个问题——这也真是个难以言传的问题。
无论如何，冥冥中就像有只无形的手，推着赵尚志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
尚志同志的个性中充满了独裁，独占和垄断；猜忌，狭隘没有远见，革命的急躁性，暴躁，谩骂，神精过敏等立三路线残余盲动，命令，高慢的宗派主义等一切过“左”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和行动。英雄主义是非（常）浓厚，无政府的工作方式，空的计划，而不顾及实际问题。忽视客观形势与斗争力量的对比，忽视群众的觉悟程度，不以列宁主义的群众工作方式来进行工作。他不了解过去的一切工作成绩是党的工作成绩。他以为自己代表了党。
自1938年2月，即赵尚志“应邀”“过苏联”个把月后，这类文字开始出现在各种文件上。待到被永远开除党籍后，字句、口气自然更加严厉了。
这可不是天上掉一个雹子也能砸到他头上了，更不用说有个雹子还是他自己砸的了。
看看下面一段文字，就不难想见当时赵尚志是种什么处境了：
以东北抗日救国会名义出版小册子内尚还把反党和做反革命阴谋活动未被裁处的赵尚志的名字列入，我回×去一定要追究这事。你们要依照党组织的决定，以后凡遇有赵尚志的三字某种旧的书报中或不是真正满洲党组织出版中，把赵尚志的罪恶名字除取抹去，如果有不明来历而胡乱宣传，应追查其来源而予以驳正。
“做赵尚志反党尾巴之倾向分子”
前面说过，赵尚志在第二封“请求书”中，“希把与我有关连而被开除出党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决”，第一封中写得就更明确了：
于保合、陈雷、刘凤阳本身并无被开除等类处分的必要，党应该重新审查改变决议，而同时同样事件的个别同志也应加以恢复，黄成植同志的错误虽有，但不必开除出党，现已牺牲，可否予以恢复。
1938年5月14日，在×××关于北满党的路线斗争等事给周保中、宋一夫及2军、5军全体同志的信中说：“在纠正错误中，必须即刻撤销尚志、熙山、小黄的工作。”这个“小黄”，就是下江特委书记黄成植。
前面说过，在赵尚志“过苏联”后的“批赵”中，北满党和抗联师以上干部，有3人被严重警告，10人被撤职，12人被开除党籍并撤职，黄成植为1/12。检查错误的，有的被认为态度诚恳，有的被认为态度不好，不肯检查就不用说了。黄成植不但不承认、检查自己的错误，还认为“批赵”是错误的，跟人理论，并要向中央报告，找中央告状。有人劝他别犟了，老人古语讲“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你犟不过。他说这怎么叫犟呀？《国际歌》唱“要为真理而斗争”呀！
黄成植，通河县人，朝鲜族，二十一岁，下江特委书记，北满最年轻的师（地）级干部。中等个，挺白净，像个书生，性格开朗，能歌善舞，是个“活跃分子”。妻子黄碧蓉是6军的，瓜子脸，一头天然卷发，十七岁，1938年夏战斗中负伤被俘，在狱中牺牲。他听说后，默默垂泪。
被开除党籍撤职后，黄成植上队到6军。一个蓝布兜子，1米多长，2尺来宽，里面好多马列著作，有空就看，说他越看越发现自己坚持的是真理。部队“打火堆”宿营，他站那儿讲为什么不能劝群众归大屯，“反满抗日不并提”错在哪里。也没人让他讲，因为他什么都不是了，他的任务是反省自己的错误。
1938年秋，在饶河县雁窝岛，一天清晨，突然听见哨兵喊“跑了、跑了”。大家爬起来，大雾中，两个人影向北边林子里跑了。黄成植拎着匣子枪望一阵子，说：同志们，现在是最艰苦的时候，就像黎明前的黑暗，我们一定要经受住考验，我们一定会胜利，胜利属于每个坚持到底的战士！
就在这个秋天，黄成植背着那个大蓝布兜子离开部队，孑然一身奔乌苏里江了。他要“过苏联”，去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找真理”。
后来听渔民说，在江边见到他的遗体，身中数弹，身边散落好多弹壳。
黄成植是与赵尚志同一天恢复党籍的。
1940年4月7日，《刘凤阳给中共北满省委员会同志信——关于自己被开除党籍事》中说：
三、我认为一个革命者的唯一生命是党员的党籍，开除一个党员的党籍，比宣布肉体上的死刑还为重大。
四、我很痛苦，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可以被党开除出党的错误，我根据党员应有的权利，向北满党提出我的意见，请求重新考查改变决议。
五、我认为北满党组织或许是听了一些不十分正确的片面的报告材料，所以我有简单的申诉和辩白，陈绍宾绑我送××（原文如此，即“苏联”，下同——笔者）方的问题，实际上我没有犯错误，而是陈反抗上级指令，并且，我领导的队伍被陈强行编去，我始终没有同意陈的反上级的行动。我直到现在认为我是做对了。因此××方认为我是（忠）实可靠，并检查后，重新派我仍去赵司令处接受赵的领导。并不是同赵有任何私人关系，我是认为上级的决议必然正确，所以我是（以）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接受赵的领导，同时我没有发现赵有反革命反党的行为。
刘凤阳，1906年生于辽宁省盖平县（今盖州市），1936年参加7军，1937年经毕玉民介绍入党，曾任军部警卫团长。1940年夏，和陈雷率小部队回国侦察，完成任务过界时，被苏军哨兵误伤牺牲。
陈雷老人说，过界前跟苏军联系了，过界后有个苏军瞭望台，我们就往那儿走。刘凤阳这个人有点儿大大咧咧的，那人也是连饿带累迷迷糊糊的，反应迟钝。苏军哨兵喝问口令，让站住，刘凤阳回答了，还往前走，被一枪打在腰间挂着的手榴弹上，下半截身子都炸没了。我抱着他大哭一场，回到伯力又大哭一场。没等我汇报刘凤阳牺牲的事，领导正式告诉我，刘凤阳、于保合、李在德和我被开除党籍了。刘凤阳死得那么惨，这回连政治生命也没了。
老人说，我至今还记得，文件上说我们是赵尚志的“同帮”，我还是赵尚志的“尾巴分子”。（笔者见到原文是：“尚志同志及其同帮——陈雷、于保合、李泽德等。”“以前作赵尚志反党尾巴之倾向分子陈雷。”）我长期做地方工作，这次随赵尚志回国前才见到他，之前没有任何关系，怎么就成了“尾巴分子”呀？刘凤阳原是7军的，他说他跟赵尚志没有任何私人关系，这话一点儿没错呀。说我们要杀这个，要杀那个，我们能杀谁呀？赵尚志能杀谁呀？我上队前就听说“批赵”，想不通，大家都打鬼子，赵尚志是有名的抗日英雄，为什么还要反对他呀？这回好了，把我也弄进来了，把政治生命也弄没了。
于保合老人在回忆录中说，有人（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给我写信，说我没有站稳党的立场，没向赵尚志的反党倾向做无情的斗争，要我痛改前非。我回信说我反对王康指示信中的一些错误提法错了吗？是不是因为我反对你的错误路线，你才撤我的职？
李敏老人说，听说赵尚志他们要杀北满省委领导，吓了一跳，就想这是真的吗？那时杀害领导人的，许多都是叛徒，杀了人就逃跑投敌了。可文件中从没说他们是叛徒、奸细，领导也没这样讲过，那他们为什么要杀人呀？这是怎么回事呀？就算别人不了解，李在德能干这种事吗？当初他们一家人豁出命来保护冯仲云，这回连冯仲云也要杀？打死我也不信。可架不住听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