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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这话是不是已经说到家了？事变当夜，板垣征四郎是以本庄繁的名义下达攻击令的，一步到位。东北军则是赵镇藩、王以哲、荣臻，一级级请示到张学良、蒋介石那儿，蒋介石又把球踢给了张学良。如果说少帅年轻，还缺乏历练，由不抵抗到抵抗，事变当时就让他作出这样的决断，是勉为其难了，到江桥抗战时已经一个半月了，是不是应该回过味儿了？那边江桥受阻，这边再调集精锐出关、出锦州，向奉天攻击，劁猪割耳朵，让小鬼子两头难受，不是挺好的机会吗？
“九一八”事变后的个把月左右，乃至再长一点儿的时期，对东北的命运走势是至关紧要的。日本也在调整政策，它也不是铁板一块，某种程度上也是走着瞧，看你的动向和战场上的态势。各地一些执掌大权的、后来投靠日本的人，也在看着少帅的动作。同样的荣华富贵，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不愿意戴顶“汉奸”帽子的。至于马占山、李杜、冯占海、苏炳文等爱国将领，盼望少帅率兵出关，打回老家，那就不用说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你把小鬼子打疼了，让它知道辣椒不是巧克力，它就不得不住手了，甚至可能相当长的时间不敢轻举妄动。这与事变前的隐忍自重，可谓殊途同归。隐忍而无自尊、自重，只是一味屈辱地忍让、退避，这不是纵容、助长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把东北拱手让给人家了吗？
即便日本不惜一战，从本土调来重兵，大打出手，东北到底还是沦亡了，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不也能赢得世人的尊敬吗？
“九一八”事变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望事态不扩大。现在明白了，对日问题实在没有委曲求全之道，过去这样想，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憧憬。今日我们对日本惟有抗战，决不再蹈前此覆辙。
提起张学良，光说道“九一八”事变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他的名字还与“西安事变”紧密地联在一起。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会继续“剿共”，中国的全面抗战不会那么早，日本军队也就不会那么早地陷于中国战场，日本会不会与德国联手，从东西两线夹击苏联？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会是什么样子？“西安事变”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还影响了“二战”历史。而人类历史上有着共同文化渊源的最大的一群人，当然也包括笔者和本书的读者，今天的生活、生存状态，也极可能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
可张学良在说这话时，他早已成了“不抵抗将军”，东北军早就成了“误国军”，包括我的祖辈在内的3000多万东北人民早就成了“亡省奴”。
全东北工农兵学联合起来呀，
联合起来跑到火线拼命去作战，
张小胡子国民狗党出卖东北啦！
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啦！
……
国民党成什么样，
日本子进兵快到长江，
谁也不打仗，谁也不抵抗，
节节退让，退到石家庄。
张学良精兵二十多万，
全不抵抗只会交枪，
好个卖国张学良，
出卖中国许多地方。
……
以上分别为当年东北抗联官兵唱的两首抗战歌曲的第一段歌词，一首叫《东北义勇军歌》，一首叫《无耻卖国歌》。其中的“张小胡子”即张学良。东北人管土匪叫“胡子”，张作霖是胡子出身，是“老胡子”，张学良就是“小胡子”。“西安事变”后，就把“张小胡子”、“张学良”改成了“国民党”，“出卖东北”、“卖国”的字样自然也没了。
也被戴上“卖国贼”帽子的蒋介石，也是有颗中国心的。最初的证据是淞沪抗战中，投入几十个精锐师，死打硬拼了一场抗战中规模最大的、也是伤亡惨重的阵地战。
蒋介石不让张学良从锦州后退，并要派去飞机助战，比之事变当夜的“相应处理”是进步多了。可他能亲临南昌指挥“围剿”红军，为什么就不能去北平督师抗战？倘能坐镇北平，严令抵抗，东北军会那样弃守锦州吗？
“攘外必先安内”，在蒋介石的议事日程上，是有轻重缓急的。他总惦着把国内的反对派收拾了，特别是把共产党打灭了，再去对付日本人。
大敌当前，却有那么多打出来的和没打出来的反蒋旗号，不能不让他闹心。中国本来就贫困落后，再加上四分五裂，这个家换了谁也难当。自鸦片战争后，总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官府的腐败、糜烂，更是源远流长，绵无绝期。这些当然不能都怪罪蒋先生，倒是实在难为了这位恰逢乱世的老大难国家的领袖。只是如此中国，就只有安内才能攘外一剂良药吗？强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你再枪打炮轰消灭异己，把本来就贫弱的国力消耗在自相残杀上，这是安内，还是纵外、帮外？家不和，外人欺。有道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从来都是外敌打进来了，自家兄弟抛弃前嫌，携手对外。有时为了内部的安定团结，甚至不惜对外挑动事端，哪有老将的“攘外先安内法”？更何况你果真就有这等本事，能用血腥和暴力把内安了吗？
在后来的八年抗战中，无论蒋介石表现了怎样的信念和气节，也无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怎样像鹰一样冲上历史的天空，在“九一八”事变这样决定民族存亡、历史走向的关头，他们都不是龙，而是虫。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嫩江水流啊流，流过悲惨的“九一八”，流到不屈的哈尔葛江桥。
洮（安）昂（溪）铁路上的哈尔葛江桥，横亘在嫩江上，是向北进入黑龙江省城龙江（今齐齐哈尔）的必由之路。蜚声中外的江桥抗战，就发生在这里。
11月4日，日军第2师团一个联队（团）从左翼渡江，被潜伏在对岸江边蒿草中的省卫队团击退。傍晚，日军在飞机、大炮和铁甲车掩护下，乘百余只木船、橡皮艇，再次强渡强攻。卫队团官兵待敌将靠岸时，步枪、机枪子弹刮风样射向敌群。
5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又向江北猛攻，又被击退。据日方发表的数字，这一天仅日军就亡167人，伤600余人。
6日，日军增调飞机、大炮，马占山也调派援军，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从拂晓战至黄昏，日军高波骑兵队伤亡殆尽，滨本联队也几被全歼。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辽吉两省如入无人之境，一个小队（排）就可进占一座中等城市，根本未将黑龙江的省防军、屯垦军放在眼里。没想到这些二流、三流的东北军，一出手就把它打成这等模样，就大叫大嚷黑龙江军队得到苏联军火援助，有“新式武器”，为“大日本皇军”的“皇威”和“武士道”遮羞。而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因江桥之战伤亡惨重，1933年归国时不敢面对群众“欢迎”，时称“无言凯旋”。
在敌人绝对优势的地空火力下，黑龙江军队伤亡太大，6日晚主动撤离江桥一线，退守三间房阵地。日军也因伤亡累累，无力再战。12日，多门师团主力和长岛旅团、天野旅团及驻朝鲜混成旅团陆续开到，才重新发起攻击。而黑龙江只有3万省防军，可调兵力越来越少，仍顽强抗击到18日，给日军大量杀伤。19日，马占山率部撤出省城后，多门迟疑多时，派人侦察，确认城内已无中国军队，才敢进城。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
其开始的重要标志，就是马占山将军领导、指挥的江桥抗战。
马占山，原省防军步兵3旅旅长兼黑河警备司令，强敌压境，受命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即坚定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抗战到底！江桥抗战中，多次亲临前线指挥、督战。省城某团增援三间房迟到三小时，马占山当即将团长枪毙。
辽宁、吉林沦陷后，黑龙江人心惶惶，许多官员争相进关。牡丹江警署署长邓铁梅，也辞职不干了。在马占山之前代其父万福麟执掌全省大权的万国宾，携带家眷和金银细软奔去北平是逃跑，邓铁梅辞职南下辽宁是抗战。
儿时，我就知道邓铁梅是我的家乡本溪县人。老辈子人常叨咕他，一口一个“邓司令”，说邓司令那人了不得，是咱们县出的大英雄，提起“邓铁梅”3个字，小鬼子也跷大拇指的。
邓铁梅曾任多年凤城县公安局长，在当地颇孚众望。他来到小汤沟，当地士绅纷纷来见，出钱出枪。各村屯青壮年背扛着大刀、长矛、鸟枪、土炮、“大抬杆”（一种威力较大的火药枪，需两个人抬，又称“二人抬”）、“快枪”（步枪，因射速比火药枪快，东北人称之为“快枪”）踊跃来投，很快组织起一支4000多人的队伍。第二年3月，邓铁梅直接指挥的队伍已达1。6万人，接受改编的3万人，在濒临朝鲜、旅大的安东、凤城、岫岩、庄河等县，形成了著名的抗日三角区。
12月26日，就在东北军即将退出锦州时，义勇军攻打安奉铁路上的重镇凤凰城。邓铁梅亲率一路主力，首先解决了南大街的伪警察大队，随即分兵捣毁了县衙门、公安局，砸开监狱。日军凭借炽盛火力顽强抵抗，大都是庄稼人的义勇军凭借人多势众和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心，几次冲锋，前仆后继，日军除少数钻入地下室，大部被歼。
此后，这支义勇军攻县城、拔据点、扒铁路、炸桥梁，还曾用步枪打下敌机，经历大小百余仗，搅得敌人日夜不宁。
1934年春，邓铁梅患病，不能随队活动。当时，东北各地义勇军将领大都脱离战场，去往关内了，队伍也就散了。一些部下也劝邓铁梅去关内治病。《塘沽协定》已经签订，邓铁梅的部队只剩下千把人，大气候，小环境，义勇军大势已去，败局已定。但他明白，只要他邓铁梅留在这里，这方天地的反日旗帜就能撑下去。部下扯来敌人悬赏10万元取他项上人头的布告，他看罢，哈哈一笑。
邓铁梅有句名言：“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5月30日，邓铁梅在岫岩县小蔡家沟养病时，被叛徒出卖了。
1932年，日军曾以安奉地区绥靖总队长头衔和20万元编遣费招抚邓铁梅及其部队，先让汉奸送信，不久又派来日军军官劝降。为了彻底断绝某些动摇分子的投降念头，邓铁梅下令，将6名日本军官全部处死。
日本人明白，对这样一个中国人动硬的是没用的，就以礼相待，饮食很好，还让他的夫人陪伴他。一些日本军官也常来狱中与之交谈，对他的气节表示敬佩。一次，一个军官拿把折扇，请他题字。邓铁梅略加思忖，提笔挥就：“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
9月28日，邓铁梅被秘密杀害，时年四十三岁。
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5日沿锦（州）山（海关）公路西犯。锦西县长张国栋召集官员开会，要大家立即赶制日本国旗，一会儿随他去城门欢迎“大日本皇军”。公安局长苑风台竭力反对，无济于事，一跺脚，带上几个部下跑了。
跑去县城西边的龙王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