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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邻居吧。”
“是啊。在凌晨二点三十分。”
“也许是某人出来走走吧。”
“那他为什么在十五分钟之内三次走过房子呢？”
她又瞥了他一眼，突然踩下刹车，以避免撞上前面的汽车。
“马克，你信任我吗？”她问道。
他朝她看看，好像对这个问题很吃惊。“我当然信任你，雷吉。”
她笑了笑，拍拍他的胳膊。“那就和我在一起吧。”
象圣彼得医院这样令人恐怖的建筑风格的一个优点是有许多鲜为人知的门和出口。再加上后来增建的东一个西一个的裙楼、侧厅之类的建筑物，历经数年增加了一些难得使用的密室和夹道，就连保安警卫也很难弄清。
他们到达时，克林特已在医院周围忙乎了半个钟头了。但仍然没有找到隐蔽的入口，他连自己也迷了三次路。他们在停车处碰头时，他大汗淋漓，直说抱歉。
“快跟我来，”马克说。他们冲过街道，走进安全门。他们迂回着穿过走廊上拥挤的高峰人流，看见一个老式的电梯正往下降。
“我希望你知道你这是往哪儿走，”雷吉说。她显然心怀疑窦，半走半跑地尽力跟上他。克林特的汗水淌得更厉害了。“没问题，”马克说，随手打开了通向厨房的一扇门。
“马克，我们这是在厨房里了。”雷吉说着，朝四下里望望。
“冷静点。装做你就是想到这儿来一样。”
他揿了一下上菜电梯旁的一个按钮，门立即开了。他又按了按电梯内控制板上的一个按钮，他们便东倒西歪地向上升起，向十楼升去。“主楼有18层，但这个电梯只到十楼，九楼不停，数着。”他看着门上方的显示数字，像一个极不耐烦的导游一样解释着。
“到了上楼怎么办？”克林特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等等呗。”
到十楼时门开了，他们走进一个硕大无比的房间，里面一排排的架子上放满了毛巾和床单。马克一溜烟跑了，在通道之间穿来穿去。他打开一扇沉重的金属门，他们便到了左右都是病房的过道上。他朝左边指指，不停脚地继续朝前走，然后在一扇上面布满红黄警报器的安全门前停了下来。他一把抓住横在门上的把手，雷吉和克林特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推开门，什么也没发生。“警报器坏了。”他若无其事地说道，一蹦一跳地朝九楼走下去。他又打开一扇门，转瞬间他们到了一个静悄悄的门厅里，门厅地面上铺着厚厚的工业地毯，没有行人来往。他又指了一下，他们便继续走。他们走过病房，转了一个弯，在护士值班台旁边，他们朝另一个过道望去，看见有人在电梯旁边游来荡去。
“早上好，马克，”当他们匆匆擦肩而过时，美人儿卡伦大声问候，但是她说话时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你好，卡伦，”他答道，没有放慢脚步。
黛安坐在大厅里的一把折叠椅子上，面前蹲着一个孟菲斯警察。她正在哭泣，已哭了一阵子了。两个保安警卫一直站在二十英尺开外处。马克看见了警察，看见了他母亲的眼泪，忙向他母亲跑过去。她伸手搂住他，两人拥抱在一起。
“妈妈，怎么了？”他问道，而她哭得更凶了。
“马克，你家的活动房昨夜起火了，”那警察说。“就在几小时之前。”
马克不相信似地看看他，然后紧紧搂住他母亲的脖子。她正在擦眼泪，竭力想镇定下来。
“烧得怎么样？”马克问。
警察站起身来，双手托着帽子：“全都烧光了。”
“什么东西引起火灾的？”雷吉问道。
“现在还不知道。火灾检查人员今天上午会到现场去。可能是电的问题。”
“好吧，我需要和火灾检查人员谈谈。”雷吉坚持说，那警察打量着她。
“你是谁？”他问道。
“雷吉·洛夫，这家的律师。”
“啊，对了，今天早晨我看过报纸了。”
她递给他一张名片。“请叫火灾检查员打电话给我。”
“一定，夫人。”那警察端端正正地把帽子戴到头上，又俯身看了看黛安，“斯韦夫人，我对此深表遗憾。”
“谢谢，”黛安轻声说道。她擦去脸上的泪水。接下来是几秒钟令人尴尬的沉默。她一只胳膊搂着依然茫然无措的马克。
“他表现好吗？”黛安问道。
“他表现很好。他吃得很饱。”
“那就好，谢谢你把他带到你家去。”
“里基怎么样了？”雷吉问道。
“他夜里睡得很好。今天早晨格林韦大夫来看过了，里基醒了，而且说话了。看起来好多了。”
“他知道失火的事吗？”马克问道。
“不知道。我们不要告诉他，好吗？”
“好的，妈妈。咱们能进屋去谈谈吗？就我和你两个人。”
黛安朝雷吉和克林特笑笑，领着马克进了屋，门关上了。可怜的斯韦一家！
尊敬的哈里·罗斯福主持谢尔比县少年法庭已经二十二个年头了，尽管法庭事务所沉闷无趣而且压抑，但是他以极大的尊严处理着法庭事务。他是田纳西州少年法庭的第一位黑人法官，七十年代初他被州长任命时，他前途无量，人们热情地预言，他将会登上高等法院法官的位置。
高等法院仍然在那里，而哈里·罗斯福依旧在这里，在那幢风化剥落的大楼里的少年法庭里。
哈里曾经拒绝过四次任命，都是到冬季有供暖系统的法院。他之所以得到这些任命是因为他既聪明，又是黑人，而他之所以拒绝这些任命是因为他既贫穷，又是黑人。他的酬金是城里任何法院中最低的，年薪六万美元，不过这足以养活他的妻子及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并拥有一幢相当不错的房子。但是他从小就尝到饥饿的滋味，那些回忆至今历历在目。他会永远把自己看作一个穷苦的黑孩子。
这就是一度前途辉煌的哈里·罗斯福至今依旧是一名普通的少年法庭法官的确切原因。对他来说，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从法律角度而言，他对违法的，难管教的，需要帮助的，以及未受到良好照料的孩子们都拥有唯一的裁判权。他裁定私生子之父的身份；为了孩子的生计和教育，他强迫父亲们执行他的命令，在一个半数婴儿系单身母亲所生的县里，他所审理的案件大多数属于此类。他剥夺那些虐待孩子的父母的权利，把受虐待的孩子安置到新的家里，哈里的负担很重。
八点三十分。他的秘书送进来一盒子邮件，并告诉哈里，有一群人等在外面，急不可待地想与他谈谈。
“还有什么新消息？”他问道，吃着最后一口丹麦苹果。
“你也许想见见这些先生们。”
“噢，是吗？他们是谁？”
“一个是乔治·奥德，我们尊敬的政府律师。”
“我在法学院教过乔治。”
“是的。他也是这么说的，说过两遍了。还有来自新奥尔良的一名政府律师助理，托马斯·芬克先生。还有联邦调查局副局长K·O·刘易斯先生，此外，还有几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哈里从一个卷宗上抬起头来，思索着这件事。“一群相当出众的人物。他们有什么事？”
“他们不肯说。”
“那好吧，领他们进来。”
她出去了。几秒钟之后，奥德、芬克、刘易斯和麦克苏恩涌进了拥挤而杂乱无章的办公室，并一一向法官大人作了自我介绍。哈里和秘书把卷宗从椅子上搬走，每个人找了一个座位。他们彼此说了几句逗趣的话，几分钟之后，哈里看看手表，说道：“先生们，我今天计划听审十七个案子。我能为诸位做些什么？”
奥德首先清了清嗓子。“是这样，法官大人，我相信您已看过近两天早晨的报纸了，特别是头版上关于一个名叫马克·斯韦的孩子的报道。”
“非常有趣。”
“芬克先生到这里来是因为一个被指控杀害了参议员博伊特的男人，几星期之内，这个案子就要在新奥尔良开审了。”
“这个我知道，我看过报道了。”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马克·斯韦知道的比他所说的要多。他曾几次对孟菲斯警方说谎。我们认为杰罗姆·克利福德自杀之前和他谈过很多事情。毫无疑问，我们知道他在那辆汽车里。我们曾试图和那孩子谈谈，但是他一直采取很不合作的态度。现在，他聘请了一名律师，而她是一块拦路石。”
“雷吉·洛夫是我法院的一位常客。一位非常能干的律师。有时候，有点过于袒护她的当事人，但那也没什么错。”
“是，先生。我们非常怀疑那孩子，我们非常强烈地感到，他在隐瞒有价值的情况。”
“譬如说？”
“譬如参议员尸体的地点。”
“你这样设想的依据何在？”
“这个说来话长，法官大人。要解释得花点功夫。”
哈里摆弄着他的蝴蝶结领结，以他特有的方式狠狠瞪了奥德一眼。他在思考。“所以你们想让我把这孩子传来，问他一些问题。”
“是这个意思。芬克带来一份请求书，提出这孩子是一个违法少年。”
哈里对这话可有点反感。他那发亮的前额突然皱了起来。“一个相当严重的断言。那孩子犯了什么罪？”
“妨碍司法。”
“你有法律根据吗？”
芬克打开一个卷宗，站起来从写字台上面递过去一份薄薄的诉讼案摘要。哈里伸手接过来，开始慢慢阅读。室内静寂无声，刘易斯感到有些恼火，因为他毕竟是联邦调查局的第二号人物，而这个法官似乎并不在乎这些。
哈里翻了一页，瞥了一眼手表。“我听着呢，”他朝芬克说道。
“法官大人，我们的看法是，由于他的虚假陈述，马克·斯韦妨碍了此案的深入调查。”
“哪个问题？凶杀还是自杀？”
绝妙的要点，一听到这个问题，芬克心里就明白了，哈里·罗斯福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他们是在调查凶杀案，而不是自杀案。法律上并没有规定不许自杀，也没有规定不许目击自杀。“嗯，法官大人，我们认为该自杀案与博伊特谋杀案有着某种非常直接的联系，那孩子的合作非常重要。”
“如果那孩子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办？”
“在审问他之前，我们不能肯定。眼下他正在妨碍调查。如您深知的那样，每一个公民均有义务协助执法官员。”
“我对此烂熟于心。但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断言那孩子是个罪犯，似乎有点过于严重了。”
“法官大人，如果我们能举行一次秘密听证会，把那孩子传到证人席上，并让他宣誓，然后向他提问，就会有证据的。这就是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一切。”
哈里把诉讼案摘要扔到一堆文件中，取下他的老花镜，嘴里咬着烟斗柄。
奥德身子前倾，神色庄重地说：“请注意，法官大人，如果我们把孩子拘留起来，然后举行一次紧急听证会，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便能得到解决。如果他宣誓说他对博伊德·博伊特的事一无所知，那么便可以撤消请求书，孩子回家，事情便了结了。这是例行程序。没有证据，没有发现少年犯罪行为，也不会有伤害。但是如果